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还都南京之际，史学大师钱穆独持异议。他从历史与战略出发，撰文力陈南京乃偏安之都，易致腐化、难控北方，主张定都西安或北京。蒋介石不以为然，于1946年5月5日举行还都大典。未及三年，国民党政权溃败，钱穆之论一语成谶。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自1937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历经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胜利。
 
还都南京，被视为国家光复、秩序重归的象征，朝野上下大多沉浸在凯旋的情绪中，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钱穆却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他不是一时兴起，早在1942年，便在《战后新首都问题》等文章中系统论述过自己的看法。
 
钱穆认为，南京从历史上看，多是偏安政权的都城，如六朝、南唐、南宋，少有大一统王朝能长期在此稳固立足。
 
他觉得南京地处东南沿海，地势低洼，周围多水网丘陵，战略上易受攻击，难控北方。
 
更关键的是，江南繁华，容易让人耽于安逸，消磨进取之心，政治风气易走向浮华松散。
 
他从历代兴衰看出，大一统政权的首都，多在北方，要么是西安，要么是北京，这样才能有效掌控西北、华北，兼顾内陆与边疆。
 
基于这些历史与战略考量，钱穆明确主张，战后新首都应选西安或北京，他尤其看重西安，认为这里是汉唐故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能承载大一统的气象，也利于控制西北、稳定内陆。
 
北京则是元明清旧都，同样有控扼北方、连接中原与边疆的优势，他觉得首都位置关系国家根本，不能只图一时便利或情感惯性，要从长远国运、治理全局来定。
 
钱穆的观点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更多从政治传统、现实利益、派系基础考虑。
 
南京是国民党政权起家之地，是孙中山生前重视的城市，还都南京被当作继承孙中山遗志、彰显政权正统的大事。
 
加上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多扎根江南，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地盘，所以，钱穆的意见没被采纳。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正式还都大典，当天，蒋介石率文武官员到中山陵谒陵，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军乐齐鸣、礼炮轰鸣，场面隆重，官方宣告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全国庆祝，仿佛一个新时代开启。
 
还都后，国民党政权并未展现新气象，官僚腐败加剧，接收沦陷区时乱象丛生，官员争权夺利、搜刮民财，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政治上独裁倾向加重，破坏和平谈判，发动全面内战，经济上通货膨胀、民生困苦，民心尽失，这一切，恰如钱穆所担忧的，偏安东南、耽于安逸，导致政权腐化、失去大局掌控力。
 
从1946年还都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到三年，钱穆当年的警告，不幸应验。
 
历史证明，首都选址不只是地理问题，更是政治精神、战略格局的体现，钱穆以历史眼光看到的偏安隐患、腐化风险、控御北方的重要性，都在后来的现实中得到印证。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治理不能只看表面仪式与情感惯性，更要尊重历史规律、把握战略全局。
 
钱穆的先见之明，与国民党政权的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