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耿飚被任命为将军大使，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是否能够保留耿飚的军籍？
1950年正月初六，北京西交民巷里寒风未歇，外交部的小院却显得格外热闹。新中国刚成立百日，驻外使节人选依旧捉襟见肘。有干部半开玩笑地问那位从天津赶来的中将：“你是打仗的，能当好外交官吗？”他站得笔直，只回了一句：“职责所在，学就是了。”这个人，叫耿飚。
從外界看来，军人改行似乎生硬，其实早在红军年代，耿飚就把“情报”二字刻进了骨子。1930年秋，他担任红一军团二师情报参谋时，总爱翻国民党报纸。敌军行军表、补给线乃至首长动向，都从短短几行豆腐块里揣摩出来。有人说这叫“拿敌人的眼睛当望远镜”，简单却致命。几个月后，中央红军在江西中部对付第四次“围剿”，前线部队能抢先一步转移，报纸里的暗语功不可没。

1934年春，四团守在温坊高地，敌八十师企图突袭。侦察兵带回来几名俘虏，耿飚审问后得知侧翼薄弱，当即决定夜渡山涧，直插八角楼指挥所。天亮时，仅凭四百多发子弹，四团俘来千余敌兵，战线被撕开缺口。陈光师长得意之余，也不忘敲打：“打得好，但别忘了总结！”几周后，《反对个人勇敢》一文出现在《红色中华》，署名“耿某”，此人便是。
三年后，前线枪声暂歇，陕甘宁边区又要面对粮荒。边区政府大力推行大生产运动，耿飚带一个连远赴庆阳深山，种瓜、种豆，缺油缺肉就上山围猎。那年冬天，他们拖回一头吊睛白额虎，皮毛送去延安，肉分给军民，山里的老乡头回吃到虎骨汤，连连称奇。表面看是猎奇，实则凸显一个老兵对“自给自足”口号的务实执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共开始重庆谈判。耿飚跟随叶剑英出任军委会代表团副参谋长，真正站到了谈判桌背后。那是一个情报与政治共舞的舞台，蒋介石的特务把代表团住处电线布满窃听装置。夜里，耿飚和李克农拿着简易探测器在墙角地板搜了一通，果不其然挖出暗盒。第二天，他请几名形迹可疑的联络员看电影，又顺手塞了些常用药，几句客气话，竟换来敌方内部会议记录。有人感叹运气，他摇头：“还是老本行。”

进入1949年，耿飚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随杨得志、李志民南下。胜利在望，枪炮声渐远，却没人想到，一纸调令正等着他。1950年1月上旬，中央电报让他立即赴京报到。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的木质长桌前坦言，目前已同瑞典、丹麦、缅甸等国互换公函，急需具备军事常识又敢于开口的“大使”。耿飚听罢只说：“给点时间学语言。”
语言的难关要靠熬夜攻。楼道灯泡暗得发黄，他和夫人赵兰香在宿舍里贴满注音卡片，从字母表背到凌晨。有人半夜敲门递来糖水，问能不能行，他笑着回：“在草地上能走过来，这点单词算啥。”半年后，发往斯德哥尔摩的外事专机升空，他捧着《瑞典语入门》仍在默念。飞机落地，第一个欢迎他的瑞典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未用翻译，耿飚稳稳回敬，引得对方竖拇指。

毛泽东曾在中南海单独找他谈话：“军装脱不下就别脱，到了国外也能代表咱们军队威仪。”于是，耿飚成了少见的“穿军装的大使”。这件事后来被视作一个折中方案：既给了老将领情感归属，又让外方一眼看出新政权的来路。不得不说，这一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棋局中，的确另辟蹊径——既展示了人民军队的纪律，也节省了本就拮据的外事经费，毕竟军官制服省去了礼服设计费。
在瑞典的日子并非舞会与香槟的简单切换。面对北欧媒体对朝鲜局势的连番追问，耿飚坚持用数据和史料还击“侵略论”。一些西方记者记下他的即席发言：“战争不是口号，也不是桌游，谁先越过三八线，档案终会说话。”克制而尖锐，军人的语气掺进了外交辞令，反倒显得刀口见血。

1955年，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典礼。大礼堂名单中找不到耿飚的名字，外界议论纷纷。事实上，此时的他正在斯德哥尔摩为中国代表团争取一个联合国技术委员会的观察席位。“衔不在肩上，也在心里。”这句后来被他写进给十九兵团旧部的复信，如今仍收藏在军史馆内。
回头看来，耿飚的轨迹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干部流动规律：战争年代培养出的指挥员，被迅速推到和平时期的外交舞台；枪林弹雨考验的胆识与判断，在谈判桌前转换成另一种战斗力。保留军籍的“将军大使”模式，此后延续多年，成为早期中国外交独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