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2.1万，绝大部分是1951年5月间在第五次战役后期被俘的，其中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占70%左右，是第三兵团刚从西南地区补充的解放官兵。坚决要求回国被美方称为“亲共战俘”的有6000多人，多是党团员和干部。1.4万人去了台湾。
1951年的5月，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正打到后期。大家可能知道，前几次战役咱们打得美军猝不及防，但到了第五次战役，美军将领李奇微摸清了志愿军“礼拜攻势”的后勤短板。由于机动能力和补给跟不上，咱们的部队在后撤转移时，遭到了美军机械化部队的疯狂穿插和切割。绝大部分的志愿军战俘，就是在这种退路被截断、弹尽粮绝的绝境下被俘的。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志愿军第三兵团第60军的180师。在转移过程中，这支部队被美军重重包围，最终导致大量官兵落入敌手。咱们顺着这个历史脉络往下看，会发现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史实：在这批被俘的官兵中，原国民党军俘虏的成分占到了70%左右。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这其实和当时的建军历史息息相关。这批战士大多是第三兵团刚从西南地区解放战争中补充过来的官兵。你想啊，他们刚刚脱下国民党军队的军装，换上解放军的制服，紧接着就跨过鸭绿江投入了世界上最残酷的现代化战争。由于时间仓促，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融合工作还没来得及彻底完成。 这群带着复杂历史背景的战士，在面对生死存亡和被俘后的高压环境时，心理防线往往更加脆弱。这也为后来战俘营里极其复杂的阵营分化埋下了伏笔。
被俘后的日子，简直就是人间炼狱。美军在巨济岛等地建立的战俘营，完全撕下了所谓“人道主义”的伪善面具。冬天不给足够的御寒衣物，故意挑起战俘内部争抢；伙食极其糟糕，甚至连喝口干净水都成了奢望。更为歹毒的是，美军在停战谈判的节骨眼上，抛出了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为了把这出戏演真，美方伙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战俘营里搞起了惨无人道的“甄别”审查。
咱们通过一些被披露的最新史料和幸存者的回忆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俘营里的白色恐怖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地步。特务和叛徒把持了战俘大队的控制权，他们用威逼利诱、甚至极其残忍的肉体消灭来强迫战俘表态。为了断绝战俘们回国的念头，特务们强行在很多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后背甚至额头上刺下反共标语。 这种手段极其阴毒，因为带着这些刺字，很多战俘从心理上就彻底崩溃了，他们觉得自己再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再也回不了祖国了。曾有坚持回国的战俘因为反抗这种审查，被当场残酷杀害，甚至发生了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惨剧。但即便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恐怖环境里，依然有一大批硬骨头挺直了脊梁。
坚决要求回国、被美方称为“亲共战俘”的，有6000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干部。
这6000多名归国战俘，真的称得上是铁骨铮铮。他们中有人为了抗议美军的暴行，参与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硬是在戒备森严的战俘营里，把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给活捉了，逼着美方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了虐俘的罪行。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这6000多名满身伤痕的战士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列车。当时很多人在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跪倒在地，亲吻祖国的土地，哭得撕心裂肺。
命运对他们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回到祖国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这6000多名归国战俘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低谷期。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他们遭到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很多人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甚至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贴上了“老运动员”的标签。他们在婚姻、工作和生活中四处碰壁，受尽了委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才最终为这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归国战俘彻底平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和待遇。 虽然迟到了，但历史终究给了他们一个公正的交代，他们依然是为国尽忠的功臣。
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那1.4万名去了台湾的战俘。
刚才咱们提到过，这批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国民党军出身。在战俘营里，他们遭遇了特务的毒打、强行刺字，加上自身历史包袱的重压，心理防线彻底溃败。美军和台湾当局给他们画了一个巨大的大饼，宣称去了台湾就是“反共义士”，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他们。 可现实永远比谎言更加冰冷。
当这1.4万人乘坐美军的运输船抵达台湾基隆港时，迎接他们的短暂鲜花和掌声很快就消散了。台湾当局根本没有兑现所谓的美好生活，由于对他们曾经在志愿军服役的经历极度不信任，这批人很快被强行编入了国民党军队，继续服役。对于这1.4万名普通士兵来说，去台湾根本无从谈起什么新生，无非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泥潭。
五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并不发达，为了所谓的“反攻大陆”，当局长期限制军人退役和结婚。等到这批战俘老兵好不容易熬到退伍，大多已经步入中年，没钱、没文化、没一技之长。加之他们大多操着浓重的大陆各省口音，和当地社会存在巨大的文化隔阂，绝大多数人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只能孤独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