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1940年3月，一场名为“抢米事件”的阴谋在成都上演。国民党特务背后操盘，故意制造混乱，然后借着这股子浑水，一把抓走了十多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还有军委委员车耀先。罗世文可是当时四川地下党的“主心骨”，他深知自己作为公开身份的中共代表，一旦离开可能会动摇士气，所以哪怕战友们一遍遍劝他转移到乡下避避风头，哪怕妻子流着眼泪求他快走，他还是选择留下来。可这帮特务早就布好了圈套，趁夜埋伏在祠堂街《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周围，将他秘密逮捕。

就在同一条街上，特务当晚又把车耀先也给抓走了。车耀先这个人有意思得很，明面上他是个餐馆老板，就是在成都很有名的“努力餐馆”。那个年代能让人吃饱饭可不是小事，车耀先每天都按时供应大肉蒸饺和低价的套菜，人力车夫、报童、还有学生哥排着长队来吃。餐馆楼上还挂着一句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谁能想到，这个会做饭的厨子，背地里却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一直在做兵运工作。英雄的身份千奇百怪，可这世道有时候偏偏不让好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罗、车二人被抓之后，在狱中关押了整整六年多，受尽折磨却没有低头。1946年8月18日，特务将他们押往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谎称要转移去南京，结果在那里秘密杀害了二人，连尸骨都给烧毁殆尽。

这笔血债新账旧账，新中国不能不替烈士讨回来。1953年，周总理亲自下令，要求彻查罗世文和车耀先被害的前因后果。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极其惊险的追凶故事，而且故事的高潮居然发生在离四川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

话说在重庆解放之后，公安机关就一直在搜捕涉及此案的凶手。这帮人大多是谁呢？是军统那边牵头组建的一个特务行动组，专门搞秘密逮捕和暗杀。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里的成员，案发后陆续落网了一拨人，唯独一个叫刘鹤梅的行动组成员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当局翻遍了所有档案，问遍了下属机关，查了两年多硬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调查眼看就要卡在死胡同里，这口气一直憋着出不来。

可老天爷还是开眼的。1955年秋天，江苏南通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普普通通的举报信。写信的是个当地木匠，他说自己儿子在学校有个老师，名字叫刘传祖，教课之余总是喜欢跟人吹牛。有一次喝酒喝高了，这刘传祖竟然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大吹特吹，说自己在抗战时候接受过军统的特务培训，杀人的活儿也不是没干过！木匠原本也就是出于良心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公安机关，可谁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点“喝多了说漏嘴”的线索，竟然把一桩搁置两年的悬案给揭开了。警察调阅刘传祖的档案后发现惊人巧合，这家伙不光是南通本地人，抗战初期还以全优成绩考取过国民党的南京宪兵学校，之后在重庆宪兵团当过上尉。当年特务行动组中有个漏网之鱼，刘鹤梅，恰好也是南通人。重庆警方听了之后，赶紧掏出一张老照片，南通的警员一眼就认出来：“错不了，这个就是刘传祖！”

原来这个刘鹤梅解放前夕就闻到了风声不对，用化名刘传祖先一步跑去了香港。结果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连饭都吃不上，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只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上海。问题是在上海他那点本事也混不出个名堂来，索性直接返回南通老家，靠着自己的文化底子考上了师资训练学校，毕业后顺顺利利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这个人表面上装得一团和气，在街坊邻居面前总是一副笑呵呵的面孔，教书的时候也显得挺负责任，班上孩子们还都喜欢他。最离谱的是，他不但成功隐瞒了特务身份，连县里的一位女干部都跟他结了婚，日子过得要多安逸有多安逸。周围的人都以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本分善良的好老师，直到有一天囚车开到了学校大门口，同事们看着他被押走的时候，一个个都目瞪口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这个故事，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有些话不吐不快：这个刘鹤梅手上沾着烈士的血，享受着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阳光，竟然还能心安理得地站上讲台，去教祖国的下一代！他到底是想摘掉过去重新做人，还是打心眼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我真的想不通。那些烈士的家人们还在啜泣，那些牺牲者的战友们还在承受着创伤，他倒好，白天笑嘻嘻地教课，晚上搂着新娶的女干部，毫不在乎。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种隐藏极深的前特务分子，当年究竟是怎么没有任何审查就直接混进了教师队伍里的？一个背负着共产党烈士血债的人，居然差一点就搞定了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还差点从历史的审判台上溜之大吉。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话说得太轻了，它背后的分量是多少人的鲜血铺出来的，是多少顶风冒雨的公安同志跑断腿跑出来的。这种对人性的漠视和对正义的嘲弄，才是这个故事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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