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最近说：“历史上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都是敌人先来摸清我们的底细，再派大军来进攻。”事实上，翻开历史书，真相远比想象中触目惊心。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造军舰，而是画地图。
 
1871年，日本陆军部参谋局内设间谍队，专门负责侦察地理、测绘和编辑地图。1872年，日本政府派遣池上四郎少佐等三人秘密潜入中国东北，化装成商人，在营口、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进行侦察，回去后提交了《满洲视察复命书》。
 
此后，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的《鸭绿江纪行》等一大批“旅行笔记”相继问世。1887年和1889年，日军参谋本部编纂了《中国地志》与《满洲地志》。这不是普通的地理书，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志书”，且全部完成于甲午战争之前。
 
到1893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来华考察，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操演和步兵操练，还亲自登上北塘炮台。对清军的腐败、战力、地形、风俗人情，他都作了详细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同时，日军派出的石川伍一等间谍，以药商为掩护，在北京、内蒙古、张家口、大同及晋豫陕鄂各省主要城镇搜集军事情报，测绘军用地图和兵要地志。
 
日本海军方面，间谍泷川具和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一个月，对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作了详细记录。井上敏夫则从烟台出发，用两个月时间游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仔细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每到一处就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理水文数据。
 
最耐心的，还得是宗方小太郎。1884年，不到20岁的他随老师来到中国，学了三年中文后便开始间谍活动，在汉口、上海长期潜伏，为日本培养了大批间谍人员。1894年7月，他孤身一人前往威海卫，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混在人群中侦察北洋水师的动向。
 
他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港内“有军舰10艘”，分析了舰队的活动规律，并向日本海军建议：北洋水师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际”，日海军必须主动邀战。日军参谋本部八角大将曾承认:“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水师战败，制海权落入日军之手。日军后来就是按照这些地图提供的路线，顺利攻克九连城、金州、旅顺口、威海等重镇。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华情报工作变本加厉。他们在上海开设了海外间谍机关“东亚同文书院”，先后派出14批“中国通”间谍，以旅行为掩护，到中国各地实况绘制5万分之一标尺的军用地图。
 
测绘路线覆盖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地图精确到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路径、矿场、水源全部涵盖。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接收大员们感叹:“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直到今天，台湾军队还在使用相当数量的此类地图。
 
1931年6月，日军上尉中村震太郎化装成中国农民，潜入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绘制10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被中国屯垦军抓获正法，该事件成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更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在华的间谍和情报人员，还以“学术考察”为名，在中国留下大量调查报告。旅日学者张明杰统计，仅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就留下二三百种报告，如果加上秘不示人的机密文件，数量惊人。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全中国的情报覆盖。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日本间谍继续潜伏。一个叫酒井省一的侵华日军随军摄影师，随日军到过东北、南京、上海、广州等地，轨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仍潜伏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后被人民公安抓获。另一个叫阿伟博政的间谍，从1972年起以经济学家身份潜伏中国，窃取民生、军事、科技等领域情报，直到2016年才被揪出，潜伏了整整37年。
 
历史走到今天，间谍的手段变了，但核心没变，还是“先摸清底细”。从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到2025年底，根据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我国先后抓获并公布的日本间谍及相关涉案人员有六十多人。这些人大多打着各种合法职业的幌子在中国潜伏活动，暗地里刺探我国的核心情报。
 
《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爱好和平，但不能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良心上。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偷你家，不是先砸门，是先蹲在你家门口摸清你的作息。一个国家要打你，不是先宣战，是先派间谍摸清你的底牌。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从古至今，从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