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3岁的辛锐躺在担架旁,抬她的4位同志都已牺牲,敌人冲了上来,可是,当敌人掀开她的棉被,瞬间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
辛锐原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叫辛树荷,她出生在济南章丘一个富足的家庭里。
她爷爷辛铸九做过济南商会会长,后来在山东省议会任职,是当地很有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
她16岁那年在济南民众教育馆办了自己的画展,把卖画得来的钱全部捐给了正在打仗的抗日将士,一下子在济南城里出了名。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的部队一直往南打,进了山东。
辛锐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被占了,日子一天比一天乱,她决定不再过那种养尊处优的日子。
1938年,她跟着父亲辛葭舟到了沂蒙山根据地,加入了八路军,并且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还把名字从辛树荷改成了辛锐,她自己说,要变成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刺向鬼子的心脏。
到了部队以后,辛锐这个大家闺秀完全换了个人,她画得好,会木刻,《大众日报》创刊时候的报头和上头的伟人像都是她亲手刻的。
她也能唱会演,带着二十多个年轻女兵组建了“姊妹剧团”,自己写剧本,自己排节目,还亲自上台演出。
部队走到哪儿,她们的戏就唱到哪儿,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1941年春天,辛锐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的时候,认识了当时担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
两个人志趣相投,很快就结了婚。
可结婚还不到一年,1941年11月,日本人就调了五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来了个大“扫荡”。
当时辛锐已经怀了五个月的孩子,跟着一部分机关人员隐蔽在大青山的山沟里。
而她丈夫陈明,则带着六十多名战友冲出去跟敌人周旋。
11月30日,陈明在突围的时候双腿被敌人的机枪打坏了,他让警卫员赶紧走,自己留下来,连着打死了三个日本兵,最后把枪里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同一天,辛锐带着一支小分队在猫头山碰上了日军。
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她的小肚子被打中了一枪,两个膝盖受了特别严重的伤,右边膝盖整个骨头都被打没了。
傍晚的时候,浑身是血的她被送到了费县火红峪村。
那一年,村里有一对刚结婚没多久的小夫妻,丈夫叫聂凤立,妻子叫王瑞兰,才18岁。
他们没多想,就把自己家的门板拆下来当担架,王瑞兰还把结婚时候的新被子拿出来铺在上头,抬着辛锐就往山上走。
半夜时候,聂凤立趴在门板底下,弓着腰驮着门板,另外四个人在旁边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把辛锐挪到了一个山洞里。
那个山洞不大,口子很窄,是聂凤立以前放牛的时候发现的。
山里头冬天冷得要命,洞里头没有吃的也没有药,辛锐就靠着几块干饼子和凉水,硬撑了十六天。
王瑞兰家里穷得叮当响,可她还是想办法弄一点麦子磨成面,熬成糊糊给辛锐喝。
后来实在没什么东西吃了,她狠狠心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鸡汤端去。
养伤的时候,辛锐还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了,她还跟送饭的同志说,等不打仗了,想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像陈明,一个像自己。
十几天过去,辛锐的伤稍微好了一点,可两条腿彻底坏了,站不起来。
1941年12月17日一大早,一股日军突然到火红峪这一带来搜山。
卫生所的同志们急忙抬着辛锐往外跑,可是山路太难走了,刚跑出一百多米,日本人就追上来了,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石头直冒火星子。
辛锐一看这情况,急得不行,大声喊让大家别管她,赶紧走。
可抬担架的四个人不肯撒手,辛锐一咬牙,拼尽全力从担架上滚了下来,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头。
她把手边剩下的四颗手榴弹都拢了过来,三个放在身边,最后一个用棉被裹着放在胸口前头。
日军看她是个女的,又受了重伤,喊着“女八路,抓活的”就往前冲。
辛锐朝敌群扔出了第一颗,炸死了一个日本兵。
又扔出第二颗,一个日本军官被炸伤。
几个日军同时举枪朝她射击,一梭子弹打中了她的胸口,血一下子从棉衣里头渗了出来。
第三颗手榴弹又扔了出去,日军吓得赶紧趴在地上。
这时一个日本军官慢慢走上来,看见辛锐靠着石头坐着,棉被盖在她身前。
他以为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就伸手去拉扯那床被子。
就在他掀开棉被的瞬间,辛锐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拉响了掖在胸前最后一颗手榴弹。
一声巨响,她和那个日本军官一起被炸飞,周围几名日军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1941年12月17日,23岁的辛锐,和她肚子里五个月大的孩子,一起留在了大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