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军在龙冈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但毛主席却犯了难。这时候一个俘虏站出来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中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龙冈伏击战，红军这一仗打的很漂亮，不仅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而且还活捉了张辉瓒，取得的战果非常客观。
很快，红军的捷报就传回了苏区，整个苏区的百姓无不欢欣雀跃的庆祝胜利。但消息传到毛主席的耳中时，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红军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这固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毛主席却注意到，红军在这一战期间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短时间内想不到解决办法，这才犯了难。
当时很多人复盘龙冈大捷的战报时，眼睛里看到的全是歼敌人数和缴获枪炮的数量。但毛主席看到的却是，缴获物品中的那台无线电发报机。
红军当时的处境很艰难，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甚至都不能保证人手一支枪，就连长矛和大刀都不能全员配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敌作战时可用的战术手段非常匮乏，尤其在信息方面的劣势非常大。由于红军没有无线电发报机，作战时相当于“耳聋眼瞎”，经常在情报方面吃大亏。所以，这一次红军缴获到无线电发报机，对红军的提升非常大，也是让毛主席犯难的地方。
为什么犯难呢？因为红军虽然缴获到无线电发报机，却不能因此填补红军在这方面的“空白”。原因很简单，红军战士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缴获时因为好奇，反复摆弄翻看这台发报机，竟然当场就给发报机弄坏了，导致这台发报机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收报机。
这样的情况出现，实在太让人遗憾了。因为如果红军的通讯，一直靠都靠传令兵跑步传达，信心传递的效率极低，方式太原始，而且很容易被敌人截获，风险很大。这次缴获无线电发报机，本来是一次扭转困局的好机会，却出现了意外，因为没人会修而只能望洋兴叹。
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主动站了出来，声称自己能修好这台无线电发报机。这个消息本来是令人振奋的，但问题是此人不是红军战士，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俘虏，他的名叫王诤（原名吴人鉴）。
王诤是黄埔六期通信科的科班生，技术过硬，在当时的算是高精尖人才。但王诤为人正直，不愿意谄媚上级，在国民党的腐败军队里显得格格不入，职务也因此耽搁下来，被俘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中尉，这对于黄埔六期生的身份而言，实在是太惨了。
王诤被俘以后，在红军队伍中见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红军善待俘虏，没有打骂，甚至没有瞧不起，想离开的俘虏不为难，直接发路费走人。想留下来的俘虏也欢迎，直接加入红军队伍。
但必须要说的是，虽然大部分的国军官兵都对红军很感激，但真正愿意留下来的人却很少。一来是红军的待遇差，武器装备都不行，国民党士兵没有那么高的远见，只看眼前的待遇，所以不少人都决定离开。
二来是国民党士兵没有什么信仰，对红军的信心也不足，其中不少人又都是被国民党抓的壮丁，这次能保住性命，便急着回家看看。
王诤在战俘营期间，亲眼目睹红军的师长和普通士兵一样吃大锅饭、睡地铺，干部从来没有打战士的情况，甚至还帮忙抬担架。
郭化若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他是黄埔四期生，郭化若看到王诤时，认出了这位当年的学弟。两人见面以后，王诤说出自己的震撼，并表示愿意留下来。郭化若闻言大喜，直接带着他去见了毛主席和朱德，毛主席当时表现出来非常真诚的欢迎态度，让王诤受宠若惊，从此成了那台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者。
王诤每天专注着电波，把各大通讯社的新闻内容用手抄下来，装订成册送往指挥部。毛泽东见了王诤的手抄稿以后，当场拍案叫绝。
1931年春，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困苏区，红军陷入了不利局面，短时间却找不到突破口。关键时刻，王诤从杂乱的电波中截获到一条重要消息，这是敌将王金钰发给何应钦的一份密电。
电报内容很琐碎，王金钰想何应钦抱怨水土不服、逃兵太多，希望何应钦能够尽快派兵增援。这条消息看似不重要，但毛主席却从中敏锐的捕捉到敌人外强中干的情况，最终决定主动出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此后，王诤向中央建议办通讯培训班。这在当时简直像痴人说梦，因为很多学员的文化基础都不够，很难理解什么叫频率、什么是摩尔斯电码。而且，在缺少教材，又没有器材的情况下，想教会学员很不容易。
但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王诤凭借坚定的毅力，事事亲力亲为，将自己在黄埔军校学到的知识深入浅出的教给学员，为红军培养出了第一代无线电通讯骨干。到了长征前夕，红军各部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电台全覆盖，王诤率领的通讯分队始终紧随军委，确保了“长征路上不失联”。
1955年授衔时，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在177位中将中，身兼三枚一级勋章的人寥寥无几，足见其功勋之重。
更令人感佩的是，王诤在建国后极具远见的推动了中国半导体技术的研发。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那个连温饱都尚未完全解决的年代，这种投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王诤当年的坚持，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起步可能还会滞后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