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中最核心、争议最大且他本人明确承认的杀人事件，是1929年处决奉系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杨常事件”。
除此之外，一些他直接指挥或间接相关的军事行动与政治事件也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而对1935年被迫处决机要秘书潘文郁一事，他则抱持着最为深刻的愧疚与痛悔。
这些事件相互交织，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张学良身处权力漩涡与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形象，也是理解张学良不可或缺的一个历史视角。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诱杀了其父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
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杨、常二人以元老自居，屡屡顶撞、架空刚主政东北的少帅，甚至公开反对其“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政策。
事后，张学良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的罪名通电全国，并罗列二人“暗结党羽，图谋内乱”等七大罪状。
关于此事，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的态度经历了显著变化。起初他将其解释为汲取郭松龄兵变的教训而“先下手为强”，认为若不当机立断，杨、常就可能成为下一个郭松龄。
然而，在更深度的晚年忏悔中，他多次称“错杀一人”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并坦言后悔用抛银元占卜的方式来决定他人生死。
当时的舆论对此事反应复杂，有人视其为清除权臣的果断之举，也有奉系内部元老认为这是残害忠良、自毁长城，寒了很多老臣的心。
后世的史学评价同样充满矛盾：一方面肯定此举巩固了张学良的权力，确保了东北易帜的完成；另一方面则严厉批评其手段草率，自断股肱，客观上让日本关东军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杨常事件展现的是张学良在权力场上的杀伐决断，那么1935年他对机要秘书潘文郁的处决，则完全是一出被政治洪流裹挟的悲剧。
潘文郁生于1906年，是中共早期极具才华的理论家和翻译家，他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担任过周恩来的俄文翻译。
回国后，潘文郁担任中宣部秘书，主持《红旗》等党刊工作，并率先翻译了《资本论》的中文译本。1931年，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捕入狱，在写下“退党声明”后获释，但出狱后他信仰不改，其才华与翻译的《资本论》引起了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的注意，经考察后他重新被吸收为秘密情报人员。
1934年，潘文郁经张学良心腹黎天才推荐，凭借非凡的学识与对俄文的精通，深得张学良赏识，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司令部的中校机要秘书。
张学良对潘文郁极为尊重，不仅时常向其请教，甚至称其为“老师”，还命他编纂介绍红军情况的《匪情辞通》并亲自作序，下发部队学习。
借此机会，潘文郁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传递给中共特科，对红军反“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北平特科遭破坏，潘文郁的情报渠道及身份彻底暴露。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剿总”司令部竟被渗透至此，勃然大怒，连发数封电报，严令张学良立即将潘文郁处决，并派参谋长钱大钧亲赴武汉监刑。
张学良虽手握重兵，但在“不抵抗将军”的舆论压力和蒋介石的严令下，处境极为艰难。他极为欣赏潘文郁的才华，不忍杀之，曾亲自带潘文郁到南京向蒋介石求情辩解，称“这个人通六国语言，是个人才，中国还极少”。
据回忆，张学良甚至一度考虑偷偷放走潘文郁，但潘文郁本人担心连累张学良而拒绝逃走。
在蒋介石愈发严厉的斥责与巨大压力下，1935年3月3日，张学良被迫下令，将年仅29岁的潘文郁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
此事成为张学良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之一，其晚年多次坦言：“杀潘文郁，是我最对不起的人”。

在处理内部矛盾时，张学良的决策也常带来血腥后果。
1926年的“南口军纪案”就是一场因军纪问题引发的惨剧。当时，张作霖命令张学良处理一支在行军途中抢劫寺庙的部队。张学良本打算只惩办首恶，但因其侍卫长处理不当，在缴械时引发双方枪战。混战中，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一名秘书被杀，其卫队随即架起机枪扫射，几乎将所有前来开会的军官全部打死打伤。
此案无疑暴露了他早期治军的重大缺失。

西安事变当晚的交火，则反映出了张学良的另一面。
根据史料记载，在张杨部队围攻华清池和西京招待所的过程中，由于抵抗而“被戕害”的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蒋介石的堂侄孙兼侍从室少将高参蒋孝先、中校秘书萧乃华，以及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陕西省会公安局局长冯志超等多人。
这些人的死，成为日后国民党内许多人无法原谅张学良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蒋介石的侄媳袁静芝就曾因此两次试图行刺被软禁的张学良，可见其积怨之深。
对于这些事变中造成的死亡，张学良的态度更多是回避与无奈。他曾对蒋孝先之死表露过“难以觉察的愧疚”，但更多时候，他强调兵谏的初衷是逼蒋抗日，而非杀人，邵元冲等人的死属于“误杀”或“意外”。

从杀伐的角度评价张学良，老黑以为，张学良一生扣动扳机的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落下，溅起的都不是私仇的血，而是整个旧时代崩裂时溅在他身上的、怎么也擦不掉的历史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