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文学的根,家园是人心的归处。每一位写作者都从一方水土出发,脚下的地域风物、族群记忆、城乡流转的日常,构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11月8日上午,作为“明亮时刻——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系列活动之一,“在地性与家园意识——文学创作交流会”在单向空间·中旅·阿那亚九龙湖店举行。
本次交流会由陈培浩主持,别鸣、陈崇正、海勒根那、加拉巫沙、阮夕清、索耳、索南才让、王威廉、朱山坡、周一等作家相聚九龙湖,一同探讨扎根大地的写作,聊聊地域经验如何挣脱刻板的乡土叙事,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表达;思考在流动不居的当下,家园的内涵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写作者又该如何以文字守住根脉、回应时代,在真诚的对话碰撞之中,共思故土书写在今天的价值与可能。
AI能生成内容却生成不了《后会友期》里的真实情感?
“昨天是A面,今天是B面,A面跟B面才共同构成了明亮的时刻。”主持人陈培浩开场时这样形容两天的文学活动。在他看来,颁奖典礼上的隆重热闹之外,作家坐下来深入交流、沉思文学本身,同样不可或缺。
为什么在此时讨论“在地性”与“家园意识”?陈培浩认为,从此前的新南方写作,到新东北、新草原等地方性写作讨论,最终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在地经验,而文学归根结底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家园。
陈崇正则将话题引向AI与技术变革带来的文学处境。他认为,短视频、网络文学以及如今AI从文字直接生成影像的能力,都在不断挤压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过去,人们习惯于从地方走向世界,期待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找新的可能;但今天,世界本身也呈现出某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性写作何以重新受到关注?陈崇正认为,向地方、向内心和生命经验下沉,是作家寻找创作路径的一种方式。地方文化、民俗及多元的生活经验,能够帮助写作者抵抗算法操纵下的单一化与同质化。但他也提出疑问:经过近八年的新南方写作实践,地方性写作还能否产生新的增长点?这仍是值得持续思考的问题。
别鸣认为,AI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价值的削弱,反而可能让人们对审美和情感表达提出更高要求。他以近期热播综艺《后会友期》为例指出,节目之所以能够引发观众共鸣,恰恰回应了情感匮乏的当下,人们对真实情感的渴望。
“当AI能够快速生成内容时,真正有创造力、有情感、有品位的表达,其价值反而会越来越凸显。”他提到,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也曾谈及,在AI将内容生产资源商品化的时代,善于讲故事的人将变得更加重要。在别鸣看来,AI可以迅速生成文本,却难以替代文学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以及对真实生活经验和情感褶皱的细致呈现。这些恰恰是文学仍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故乡“消失”之后:记忆、语言与身份如何留下?
对于一些作家而言,家园并非一个随时可以返回的具体地点,而是一段不断变化的记忆。
别鸣分享了自己特殊的故乡经验:他的老家已经淹没在长江水下175米。别人思念故乡,或许还能买一张车票回去,而他的故乡只能潜入水下寻找。这也让他不断思考:当物理意义上的故乡不复存在,在地性还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在地性不只是对土地的依恋,更重要的是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定义自身经验的权利。他以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为例,谈到外来视角虽然能够记录迁徙与废墟,却未必能够完整呈现人们如何继续生活。对于失去故乡的人而言,自己的经验更需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其是方言,它承载着一整套独特的生活世界与文化记忆,一旦失去,许多经验也可能随之消逝。
加拉巫沙则从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学表达的关系谈起。他认为,民族文化要真正进入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地方特色的展示,还需要发现、表达与探索。尤其在少数民族语言向汉语转化的过程中,许多母语中的词汇和文化经验并没有直接对应的中文表达,因此需要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表达,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感受。
索南才让以自己的游牧经历,谈到故乡与记忆之间复杂的关系。离开故乡越久,对故土的回忆就越可能经过时间的重新加工,甚至带有某种自我欺骗。他也不断反思自己的写作:尽管作品始终从游牧生活和特定地域出发,但如果将故事中的地点替换成其他乡村或城市,作品是否依然成立?这种怀疑促使他不断审视自身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游牧文明正在迅速衰落,而自己或许是最后一代游牧人。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创作称为一种“流浪主义”写作。地域和民族文化不仅是写作的背景,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生命烙印,始终渗透在写作者的语言、情感与表达之中。
索耳则从离散经验出发,提出故乡正在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对于一些出生在大城市或成长于移民家庭的人而言,故乡甚至是一个难以明确指认的概念。他通过对自身家乡及周边人群的观察,发现迁徙并非单向的离开,而是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与交织,留下了许多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痕迹。家乡也不只是地理空间,而是由人际关系、亲缘关系、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共同塑造的综合体。重新审视这些经验,能够让看似没有关联的故事重新连接起来,也让世界摆脱单一、扁平的视角。
方言、职业与生活:地方经验如何成为文学?
阮夕清从语言与个人成长经历出发,分享了自己对地域文化的观察。他提到,所谓“江南”在大众想象中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文化与美学概念,但具体到无锡、苏州、淮阴等不同地方,人们对自身地域的认知和情感却各有差异。
从童年生活中的方言、普通话,到后来不同地域语言进入日常生活,他逐渐意识到,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他特别提到方言中那些鲜活、形象的表达,即使没有直接进入作品,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写作者的语言意识。即便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已经发生变化,语言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留存在写作之中。
周一则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创作经验。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广东从事与牛皮相关的外贸行业,27年来不断往返于广东、故乡江淮平原以及世界各地。他的非虚构作品《扯皮的人》,正是从这些真实的职业经历与人生流动中生长出来的。
在他看来,文学首先是对世界的认知,再经过心理与美学层面的转化,最终形成表达。一张牛皮背后,可能牵涉不同的家庭、民族、国家及文化意识。看似日常的职业经验,也能够成为观察全球化、理解不同社会关系的入口。
朱山坡则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作比,谈到写作者面对时代变化时的坚持。他回忆,前些天参加一场70后作家会议,面对关于未来去向的讨论,他想到的仍是重新出发。文学就像小说中那条巨大的马林鱼,即使历经艰难,最终留下的可能只是一副骨架,但拖着它走过漫长旅程的努力,本身就有意义。对于他而言,写作也是这样一场惊心动魄、不断向前的过程。
家园不是固定坐标而是需要重新建构的精神空间
海勒根那从蒙古族文化与草原生活出发,谈到游牧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他长期以科尔沁、呼伦贝尔等地的草原生活为创作背景,关注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处境。在他看来,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自然观与价值观,蒙古族文化中人与万物平等、敬畏自然的观念,体现了一种值得重新认识的生命智慧。他还以牧业生产为例,指出牧民的生活依赖草原与河流的生态保护,人与自然之间并非简单的索取关系,而是相互依存。
王威廉则将讨论重新带回“家园”本身。他联想到1985年韩少功发表的《文学的根》及由此引发的寻根文学,认为今天重新讨论家园,已经不能简单回到过去的寻根模式。过去的家园往往与血缘、祖先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种天然存在、毋庸置疑的归属;但今天,城市空间不断变化,许多人甚至已经无法找到自己过去生活的痕迹,家园也不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地理概念。
在他看来,今天的家园意识需要重新建构。它不是天然赋予的,而需要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文字与经验不断嵌入、建立联系。写作者需要将所处的空间转化为自身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让它真正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正如他所说:“每个人都像蜗牛一样把家园背在身上,但这个壳是看不见的。”
从故乡的远去,到不断变化的生活;从方言中保存的童年记忆,到跨越地域与国界的职业经历,这场交流会呈现了地方经验的丰富面貌。与会作家的分享也指向一个共同的思考:在流动、变化与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在地性并非对某种固定地域身份的简单认领,家园也不只是可以返回的地理坐标。文学所要寻找的,是如何将具体的土地、语言、记忆与生命经验转化为独特的精神表达,在日益同质化的世界中,保留人与自身、与他人、与世界之间真实而丰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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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统筹:钟欣 林经武
采写:朱蓉婷
出品:南都文体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