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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丨铭记历史告慰英灵
近日, 记者走进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新圩镇, 探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苍松环抱间, 红军帽造型的烈士墓冢肃穆庄严, 汉阳造步枪形制的纪念塔直指长空。一顶军帽、一杆钢枪, 凝结着人们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 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酒海井是一处天然喀斯特竖井溶洞, 井口直径约2米, 因口小肚大、形似桂北民间盛酒容器“酒海”而得名。这处不起眼的溶洞, 埋藏着100多名红军伤员的
开国中将韩伟,原红34师100团团长。湘江战役中,红34师六千子弟作
开国中将韩伟,原红34师100团团长。湘江战役中,红34师六千子弟作为绝命后卫,掩护主力突围,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晚年韩伟多方奔走,希望为牺牲战友追认烈士。但当年烈士认定需要名册与证明人,惨烈战斗之后档案损毁,证人难寻。红34师并非只有韩伟一名幸存团级干部,代政委朱良才也成功突围。韩伟离世后,其子接续寻访史料,在灌阳立下无字碑,纪念六千无名英烈。1933年,闽西地方红军经过整编,形成红三十四师,编有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三个团。韩伟担任一〇〇团团长,长期在闽西征集兵员。不少战士来自永定、长汀、上杭、宁化等县,有人原本在家种田,有人参加过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和补充,他们被编入同一支正规红军部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红三十四师走在大部队后面,既要行军,又要阻击追兵。11月26日,军团首长向师长陈树湘布置任务,要求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随后继续担任全军总后卫。命令还安排了一条退路。如果被敌军截断,无法赶上主力,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日后归队。对于走在全军后面的红三十四师,这项安排很快变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红八军团行进迟滞,韩伟所在的一〇〇团不断投入阻击。国民党中央军从后面追击,桂军、湘军则向湘江渡口推进。11月30日,红三十四师渡过灌江时遭遇敌机轰炸,随后因山路复杂、缺少向导,行程再次耽误。到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已陆续通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却被阻隔在东岸。敌军占据渡口及附近通道,原定的行军路线已经走不通。12月3日凌晨,中革军委再次发来电报,指示陈树湘设法从凤凰嘴附近渡江。如果时间来不及,就要准备在湘南坚持一段时期的游击战争。随后的突围更加艰难。桂军熟悉当地道路,地方民团又封锁了多处山口。红三十四师沿都庞岭转移,各团在连续战斗中被打散。陈树湘率余部向湖南境内突围,韩伟率一〇〇团承担掩护。一〇〇团打到只剩少量人员,韩伟决定让大家分散寻找生路。陈树湘则继续率领余部转战湘南,12月中旬负伤被俘后牺牲。还有一部分官兵转入山区,在其他干部率领下继续游击作战,直到1935年仍有余部活动。部队的最后损失分散在多个阶段。有人牺牲于湘江东岸的阻击阵地,有人在向湘南突围时阵亡,有人被地方民团俘获,还有人在后续游击作战中失去联系。各团原有建制逐渐瓦解,师部也没有留下能够覆盖全部官兵最终去向的完整记录。韩伟侥幸活了下来,离开战场后曾被捕入狱,直到抗战时期才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但红三十四师幸存的高级干部并非只有他一人。朱良才曾任该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战役期间因伤奉调军团部,后来随主力渡江。侯世奎原是一〇〇团第一营营长,也从战场上幸存。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韩伟被授予中将,侯世奎被授予少将。朱良才离开红三十四师时,部队尚未经历最后阶段的围困。韩伟和侯世奎虽参加了突围,也不可能掌握各团所有失散官兵的下落。三名幸存干部后来走上不同岗位,能够提供的亲历情况各有范围。新中国成立后,韩伟始终牵挂牺牲的闽西官兵。程子华担任民政部长期间,他曾专门求助,希望为红三十四师官兵追认烈士。韩京京陪同父亲参加过其中一次谈话。主管优抚工作的干部谈及所需证明材料,韩伟为难,当年熟悉部队情况的干部大多已经牺牲,许多普通战士又没有完整的个人记录。1980年公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将对敌作战牺牲列为批准烈士的情形。落实到具体个人,还需要查明身份与牺牲情况。没有完整名册,大批牺牲者便难以逐一办理。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送回福建闽西革命公墓。4月26日,韩京京护送父亲骨灰安放于此。当地不少老人前来送行,他们还记得当年带领闽西青年参加红军的韩团长。韩京京此后开始持续寻访。他前往福建、湖南、广西,寻找父亲战斗过的地点,也查访陈树湘等人的牺牲遗迹。2009年,韩京京用个人积蓄在广西灌阳烈士陵园立下一座无字碑。碑座刻有纪念红三十四师的文字,碑面却无法逐一刻出牺牲官兵的姓名。同一年,福建方面也开始推动烈士英名调查。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锦贵在考察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建福建籍红军烈士纪念设施、查找牺牲者姓名的建议。2011年,福建籍湘江战役烈士纪念设施落成,1114名在册烈士的名字刻上英名碑。这批人员来自湘江战役中的不同部队,尚不能构成红三十四师完整的牺牲人员名册。寻访也没有随揭碑结束。2023年2月,韩京京再次前往福建泰宁、建宁,考察红三十四师当年的梅口阻击战、建泰沿线阻击战以及建宁保卫战遗址。在兴安,12块英名碑已有1114个名字;在灌阳,纪念红三十四师的无字碑仍然保留。那些尚未查清身份的官兵,仍留在地方烈士登记、家属寻访和历史资料调查的工作之中。
#革命旧址被毁地方文旅局被立案#【因管护不力,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等保护区范围
#革命旧址被毁地方文旅局被立案#【因管护不力,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等保护区范围内被人为侵占破坏,当地文广体旅局被依法立案】#对革命旧址管护不力地方文旅局被立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益路长征·赓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红色标语、散葬烈士墓等,为各地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文化遗产保护案件提供示范引领。其中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湘江战役长征红色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根据基本案情,大化瑶族自治县乙圩乡是红七军二十一师诞生地、湘江战役英烈黄冕昌故里,留存红七军二十一师兵工厂旧址(列入广西第三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等红色遗迹。黄冕昌系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团长、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在1934年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壮烈牺牲,为湘江战役牺牲的团长级以上烈士中唯一的广西籍烈士。因管护不力,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兵工厂旧址保护区范围内被人为侵占破坏,不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长征精神的弘扬,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河池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池市院)在开展“益路长征·赓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遂交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大化县院)办理。大化县院经初步调查后,于2026年5月8日对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县文广体旅局)依法立案。通过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调阅档案等方式,查明:红七军二十一师兵工厂旧址保护标识未标注法定内容,旧址保护范围内存在村民擅自搭设2处捕鸟架、5处墓葬等侵占破坏行为;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旧址保护标识牌关键信息无法辨识;红色展陈点内存在将黄冕昌烈士的牺牲地误写为“广西兴安县界首阻击战”、陈列照片与烈士本人不符等6处史实错误。此外,经了解,黄冕昌烈士英雄事迹在当地鲜为人知,河池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建议在乙圩乡建设专门的烈士纪念设施,但均未得到有效解决。2026年5月11日,大化县院与县文广体旅局进行磋商,确认公益受损事实,落实文物修缮和加强文物监管、纠正展陈史实错误等行政职责,研究整改方案。为进一步解决能否在烈士故乡建设烈士纪念设施的分歧,河池市、大化县两级检察院组织两级文广体旅、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召开圆桌会议,邀请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党史专家参与,倾听民意,充分论证在英烈故乡地建设纪念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确县文广体旅局的牵头责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属地乡镇政府的协同责任。同年6月1日,大化县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等相关规定,向县文广体旅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一体规范革命旧址保护措施,整治违法侵占行为,全面排查纠正展陈错误,补齐烈士纪念设施短板,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更好传承发扬长征精神。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组织清理拆除兵工厂旧址内捕鸟架,通过政策宣讲与劝导迁移违建坟墓,规范设置师部旧址、兵工厂旧址保护标识牌,并建立县—乡—村三级巡查管护长效机制;开展史实考证工作,及时纠正红色展陈史实错误,充实完善黄冕昌烈士革命事迹展陈内容;组织全县公共文化场馆开展展陈内容自查,建立展陈资料事前审核机制,常态化开展史实复核。大化县院还主动向县委专项报告,促成将红色资源保护经费纳入县财政保障重点项目,政府先行投入30万元用于乙圩革命文化陈列室建设、兵工厂道路硬化项目等。上海爱心企业自愿帮扶10万元在乙圩乡建设“红军亭”纪念黄冕昌烈士,便于地方百姓就近缅怀英烈。在推动县域长征红色资源保护的同时,大化县院还协同县文广体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教育局、党史部门,推动将英烈事迹纳入全县中小学思政教育,创建“长征精神青少年研学基地”,结合3个“红军村”探索“红旅融合”发展模式。2026年7月24日,大化县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对整改效果进行评估,涉案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遂依法终结案件。(新黄河)
开国大典前夜,周总理核对名单突然停顿,毛主席长叹:我怎会忘了这支部队194
开国大典前夜,周总理核对名单突然停顿,毛主席长叹:我怎会忘了这支部队1949年9月30号,离开国大典只剩不到12个小时。中南海勤政殿的桌子上堆得满满当当:油印的大典观礼名单磨得边角发毛,刚写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墨痕还亮着,窗外隔着红墙能听见北平市民排练秧歌的锣鼓点,热热闹闹飘得满院都是,连窗台上摆的野菊花都跟着晃。周总理握着红铅笔,顺着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核对,生怕漏了哪个为革命拼过命的老战友。念到华北军区代表那栏,笔尖突然顿在“韩伟”两个字上。他抬眼看向对面正揉着眉心抽烟的毛主席,声音放得很轻:“主席,你还记得红34师的那个团长不?”毛主席夹着烟的手顿了顿,烧了半截的烟灰“嗒”一声掉在摊开的作战地图上,他甚至没顾上拍,愣了两秒才开口:“怎么不记得。陈树湘嘛,当年在闽西搞土地革命,他还是独立团的团长,才二十出头的娃娃,打起仗来不要命,带着一个团敢追着敌人一个师跑,我还拍着桌子骂过他蛮干,说他要是早早把命丢了,革命就少了个悍将。”举国欢庆的前夜,整个北平都沉浸在即将迎来新生的热烈氛围里,锣鼓喧天、万家可期。可勤政殿内,两位伟人短暂的对话,瞬间将思绪拉回十五年前那场血色漫天的绝境之战。热闹喧嚣隔在红墙之外,屋内只剩无声的沉郁与动容,没人比他们更清楚,今日山河无恙、大典荣光,是无数无名英烈用血肉铺垫出来的。很多人容易混淆,名单上的韩伟,与毛主席口中的陈树湘,正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最核心的两位指挥员。韩伟是红34师一〇〇团团长,也是这支绝命后卫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而陈树湘,正是红34师师长,是长征史上最让人肃然起敬、也最让人心痛的铁血将领。1934年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为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渡江突围,刚刚组建不久的红34师临危受命,承担起全军最后的后卫阻击任务。这是一份九死一生的军令,意味着他们要独自留在湘江以东,阻断数十万国民党追兵,为主力部队争取渡江时间。彼时的红34师六千余名将士,大多是闽西农家子弟,年纪轻轻、质朴纯粹,却个个血性刚烈。师长陈树湘年仅二十多岁,作战勇猛无畏,战术果敢凌厉,正如毛主席记忆中那般,每逢硬仗必冲在前,以少胜多、逆势突围是常态。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强敌,没有援军、没有补给、没有退路。四天四夜的血战,红34师将士死守阵地,用肉身筑起屏障,硬生生挡住了敌人的轮番猛攻,成功掩护中央主力顺利渡过湘江。可完成任务的那一刻,他们也彻底陷入重围,被敌军彻底切断退路,沦为孤军。弹尽粮绝、遍体鳞伤,六千闽西子弟几乎全员壮烈牺牲,血染湘江、尸沉江水,江水一度被鲜血染红。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为保全军人气节、绝不屈辱受俘,他趁敌不备,亲手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殉国,年仅29岁。一腔忠魂,长眠湘江之畔,用最惨烈的方式,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铁血风骨。而团长韩伟,在激战中拼死突围,历经九死一生侥幸存活,却从此背负起全师战友的遗愿,带着无数牺牲兄弟的念想继续前行。此后十几年,他历经磨难、转战南北,熬过战火硝烟,挺过艰难岁月,一路拼到新中国成立,成了红34师硕果仅存的高级指挥员。开国大典前夜,看着观礼名单上韩伟的名字,周总理内心百感交集。整整一师子弟埋骨湘江,唯独幸存者站在了新中国的曙光里,这份荣光太过沉重,背后是六千忠魂的缺席。所以他特意停顿询问,想要确认,这场来之不易的盛世,我们从未忘记那些拼尽全力的先烈。毛主席的一声长叹,藏着无尽的惋惜与怀念。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悍不畏死的年轻将领,那群敢打敢拼、舍生取义的闽西子弟,终究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没能等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繁华盛世终如愿,只是归来尽故人。今日天安门的欢歌笑语,红旗漫卷,灯火万千,都是红34师无数英烈梦寐以求的明天。他们以身殉国、以命护路,用牺牲铺就了革命的前路,他们的忠魂,永远镌刻在山河大地之上,永远值得后世铭记敬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55年,大授衔前,毛泽东主席审阅拟选名单时,在少将名单中看到了韩伟的名字,不
1955年,大授衔前,毛泽东主席审阅拟选名单时,在少将名单中看到了韩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警卫排长、湘江断后的那个韩伟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毛泽东大笔一挥,将韩伟的名字划掉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来到湘江地区。这是一场关系全军能否继续向西转移的恶战。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要抢时间渡江,后面的追兵却不断逼近。红五军团负责全军后卫,红三十四师又被安排在后卫的最后位置,实际上成了整个队伍身后的一道屏障。师长陈树湘率领全师拼命阻击,韩伟的一百团也在其中。这个任务听起来只是“断后”两个字,真正落到战场上,却意味着别人可以先撤,他们必须留下;别人过江以后还能继续赶路,他们却要顶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寻找自己的突围机会。11月底到12月初,战局越来越困难。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却因为敌军封锁和战场变化,被隔在湘江东岸。部队连续作战,人员不断减少,原来的建制也逐渐被打乱。很多战士并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根本没有更多选择。韩伟带着第一百团余部继续掩护师部和其他人员转移。打到后来,身边能组织起来的人已经不多,弹药也越来越少。前面没有畅通的退路,后面又有追兵压上来。原本几千人的一支部队,就这样被一点点切散、压缩,最后只能分散突围。韩伟率领剩余战士退入山地后,再次遭到围堵。面对逼近的敌军,他们选择从悬崖跳下。有人当场牺牲,也有人受了重伤。韩伟因为山崖间的树木、草丛缓冲,侥幸活了下来。后来在当地群众帮助下,他才从险境中脱身。可真正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个红军团长脱离了自己的部队,身边没有电台,也没有可以迅速联系上级的条件,他必须靠自己重新寻找组织。韩伟辗转寻找队伍期间,后来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这一关并不好过。从湘江跳崖活下来,却又进了监狱,如果只看个人命运,韩伟几乎连续跌进了两个深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他才得以获释。离开监狱后,他重新找到革命队伍,此后继续参加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韩伟仍然留在军队工作,还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后来,他又担任华北军区以及北京军区的重要职务。换句话说,到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已经拥有二十多年连续的军事经历,湘江只是其中最惨烈、也最容易让人记住的一段。但红三十四师的分量,确实不同。这支部队以闽西子弟为重要组成部分,长征途中承担的是最危险的总后卫任务。湘江战役结束后,全师损失极为严重。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大量干部战士倒在湘南。许多年轻人离开闽西时,还以为只是跟着队伍继续转移,结果再也没能回家。韩伟恰恰是从这场近乎毁灭性的战斗中走出来的人。对后来的人而言,他的存在让红三十四师不再只是档案中的番号。有人能够讲出那几天怎样打、怎样退、战士怎样一个个减少,也有人能够把那些已经牺牲者的名字和经历继续带下去,这本身就有特殊意义。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举行。韩伟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从正式的军衔评定来看,这并不是只根据某一场战斗决定的,而是要综合革命资历、战争贡献、历任职务等多方面因素。韩伟的经历恰好跨越了几个重要阶段。他参加过早期革命武装斗争,当过红军团长,在湘江承担过断后任务,经历被捕后又重新归队,随后继续参加抗战和解放战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在军队承担领导工作,这些才共同构成了1955年中将军衔背后的完整履历。因此,那张名单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简单比较“少将”和“中将”差了一级,而是韩伟这份履历里有些东西不能只看1955年当时的职务。军衔评定当然有制度标准,但一个从秋收起义一路走到新中国的老兵,他经历过什么,同样是评价其军事生涯时无法忽略的部分。更耐人寻味的是,韩伟晚年并没有反复强调自己从悬崖上活下来的传奇。相反,每当谈起红三十四师,他想到更多的还是那些没能活着走出湘江战场的人。对于亲眼看着一个团越打越少的人来说,“幸存”未必只是幸运,它往往还意味着记住别人。这也影响了韩伟生命最后的选择。韩伟是湖北黄陂人,但他晚年却希望自己去世以后能够回到闽西。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生前愿望,家人后来将他的骨灰送回福建闽西安放。一个湖北人,为什么最后要回到闽西?答案仍然要回到1934年的那支部队。当年红三十四师里有大批闽西儿女,韩伟带领的一百团同样有许多来自这片土地的战士。他们从家乡出发,走上长征路,最后许多人倒在湘江一带。韩伟活了下来,此后又走过近六十年岁月,可那些战友始终没有真正从他的记忆中离开。所以回头再看1955年的那次授衔,真正让人记住韩伟的,并不是肩章上究竟多了一颗还是少了一颗星,而是这名将领身上同时保留着两层身份:他是新中国的开国中将,也是1934年红三十四师一百团那个从绝境中活下来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