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走的老人,十个难有一个善终!不是老死的,是熬死的
我叫周长根,今年五十四,在县城开了半辈子货车,去年秋天把车卖了,回村里守着我爹。我们村叫李家坳,夹在两道山梁中间,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如今常年在村的,数来数去都是六十往上的老人,最年轻的也快五十了。年轻人全出去了,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像候鸟,落下几声叫唤,又飞走了。村里人常说一句丧气话:村里走的老人,十个难有一个善终。我原先不信,觉得这话太毒。这三年我守在村里,一场一场地看着,才知道这话不是毒,是实话。不是老死的,是熬死的。
先说我爹。我爹今年八十一,身子骨原先硬朗得很,能挑两桶水上后坡浇菜,走在村道上,腰板比我还直。前年冬天,他在灶屋滑了一跤,股骨头摔裂了。村里没有像样的医院,镇卫生院拍个片子都要跑三十里,我们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看了看说,这个岁数,做手术风险大,回家养吧,保守治疗。什么叫保守治疗?就是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地躺着,躺着等骨头自己长,长不长,看命。
从那天起,我爹就开始熬了。
头两个月还好,他脾气好,躺在那儿还跟我们说笑,说等开春能下地了,要种一畦辣椒,他腌的辣椒酱十里八乡有名。可是躺到第三个月,人就变了。先是起褥疮,尾椎骨那里烂了一块,我天天给他翻身、擦洗、上药,可老人皮肉薄,血又不旺,那疮就是收不了口,烂到能看见骨头缝。再后来是大小便失禁,一天要换七八次褥子。我娘走得早,伺候他的活儿全落在我和我媳妇身上。我媳妇在县城带孙子,走不开,就我一个人伺候。说不苦是假的。有天夜里他拉了,我起来换褥子,换完坐在灶屋门槛上,一口一口地抽烟,烟抽到手指头都麻了。我不是嫌脏,我是心里发慌——我看见我爹躺在那儿,眼睛望着房梁,一声不吭,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一个扛了一辈子锄头、养活了五个儿女的人,连自己的一泡屎都管不住了,那眼泪里头是什么滋味,我不敢想。
我爹跟我说的第一句硬话,是那年四月。他说:长根,你去抓点药来,安眠药,一次多抓点。我装没听见。他又说:别让我连累你,你媳妇早晚要跟你翻脸。我说:爹,你再说这话,我就把你搬到堂屋去,让全村人来听。他不说了。可是从那以后,他饭吃得越来越少了。一个八十一岁的人,躺在床上,一天的活动就是三顿饭。饭不想吃,日子就没盼头了。我变着法儿地做,面条卧鸡蛋,鲫鱼汤,肉末粥,他每样吃两口,就摇头。人肉眼看着往下掉,原先一百三十斤的人,熬到秋天,剩八十来斤,抱起来轻得像一捆干柴。
我爹不是个例。我们村这几年走的老人,我给你一个一个数。
头一个是六爷。六爷不姓李,姓吴,是早年间逃荒过来的,在村里住了一辈子,无儿无女,就一个远房侄子在广东打工,一年打一个电话。六爷原先身体好,七十多了还种着两亩地,农忙的时候给年轻人打下手,人家给他一包烟,他就高兴。七十九那年,他查出肺上的病,咳血。镇卫生院让他去县里查,他不去,说:查出来又能咋样,没钱治,治了也是遭罪。他就这样咳着,一天一天地咳,咳得整条巷子夜里都听得见,像拉风箱。村里人送点鸡蛋、送点米,他收下,抹着泪说:我这是占人便宜啊。熬到冬天最冷那几天,他不再出门了。邻居隔两天去敲敲门,头几天还有人应,后来就没有声了。等村委会的人撬开门,六爷蜷在床上,被子蒙着头,人已经硬了。灶台上摆着半碗糊糊,结了一层壳。法子上来看,是咳血咳没了,也有人说,是冻的,也有人说,他是自己不想熬了,被子蒙上,就没打算再掀开。谁说得清呢。
第二个是福贵婶。福贵婶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头,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杭州,都是体面人,一年寄回来的钱不少。可是钱寄回来了,人回不来。福贵婶八十二,一个人守着大院子,脑子开始糊涂了,糊涂得不厉害,就是忘事,烧着水忘了壶,出门忘了锁,有一回半夜跑到村口的碾盘边坐着,天亮才被早起的人发现。两个儿子在电话里商量,说接她去城里。她去了深圳,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她跟我说:长根,楼上住不惯,电梯我按不明白,儿子儿媳天不亮出门,半夜回来,我一个人锁在三十层的屋子里,跟坐牢一样,我还不如回来,村里我闭着眼都能走到家。她回来了,两个儿子就请了个本家的婶子,一天来两趟,给做两顿饭。福贵婶就这么一天两顿饭地过,其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村道。村道上一年也过不了几辆车。她是腊月里走的,走得安静,头天晚上还跟送饭的婶子说,明儿给我擀点杂面。第二天婶子来了,人趴在院里的柴堆上,手里还攥着喂鸡的瓢。鸡在院里嗷嗷叫,没人管。后来村里人议论,说要是夜里有人搭个伴,哪怕是头猪在屋里哼哼,她也不至于摔了没人知道。她那俩儿子回来,哭得死去活来,跪在灵前不起。可老人活着的时候,他们一年回来的天数,两只手数得过来。
第三个,是最让我心里堵的,栓柱叔。栓柱叔是村里的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就一个儿子,在太原开出租。栓柱叔七十六岁那年查出胃癌,中晚期。他儿子回来,带着他去省城大医院,医生说能做手术,切了胃,再化疗,兴许能拖两三年。手术加化疗,前后得十几万。栓柱叔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他跟儿子说:回家。他儿子跪在地上求他,他不肯。回来的路上,爷俩谁都没说话。到了村口,栓柱叔下了车,跟我爹坐在碾盘上抽了一袋烟,说:他挣的那几个钱,是给孙子娶媳妇用的,我这一刀下去,媳妇没了,孙子也没了,我拖两三年,拖的是全家的骨头。我爹说:你就不怕人家戳你儿子脊梁骨,说不孝?栓柱叔摆摆手,说:孝不孝在人心里,不在人嘴上。他从查出病到走,八个月。头四个月还能在街上走动,见人还笑,说没事没事,老胃病。后四个月人就塌了,疼起来的时候,浑身汗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止痛片从一天一片吃到一天一把,最后片不管用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说,那种强效的,得开证明,他不去开,说:我都这样了,别给娃留话柄。他疼得在炕上打滚的时候,把他儿媳妇,就是伺候他的本家侄媳妇——吓得躲到院里哭。走的前一天,他疼过一阵,缓过来了,让侄媳妇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枣树,看了半天,说:等枣红了,我就好了。第二天后晌,人就没了。枣树上还挂着去年没摘净的干枣。
还有三奶奶、保成哥、铁蛋他爷……我不一个一个说了,说了心里压得慌。这几年的账摆在这儿:村里走的老人,摔一跤躺下再没起来的,有三四个;查出病来不肯治、回家熬着的,有五六个;儿女在外头、一个人死在屋里过了几天才被发现的,有两个;真正躺在床上、儿女端屎端尿伺候到最后的,一个,就一个,那是根旺哥,他儿子在县城上班,每天下班骑电动车回来伺候,伺候了两年,把工作都熬丢了。
我守着我爹,守到第二年夏天,慢慢咂摸出这个“熬”字的分量了。
老人的熬,一半是熬病,一半是熬心。病是肉上的事,疼,烂,吃不下,睡不着,这个熬,熬得过去熬不过去,多少还有个数。心里那个熬,才没底。你看栓柱叔,他的病要治也能治,可他熬的是舍不得,舍不得孙子的彩礼钱,舍不得儿子的积蓄,舍不得拖累人,这份舍不得,比癌细胞还厉害。你看福贵婶,她没大病,她熬的是孤独,一天两顿饭之间的那十几个钟头,她得一个人想办法填满,填不满,人就一天一天地空下去。还有六爷,无儿无女,他熬的是没人惦记——一个人要是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在等着他,饭就是喂到嘴边,也咽不下去。
我在村里伺候我爹这两年,也看明白了另一头:伺候老人的儿女,也在熬。本家你三嫂,伺候她瘫了四年的婆婆,四年没出过远门,夜里没睡过一个整觉,见了人都笑,回到屋里一个人哭。她跟我说:长根哥,我不是不想孝顺,我是熬不动了。她婆婆走的那天,她哭了一场,回自己屋里睡了整整两天,醒来跟我说:哥,你别骂我,婆婆走了,我头一个念头是,我能睡个整觉了。你说她不孝?她伺候了四年。你说她孝?她盼着婆婆走。人心就是这么绞在一起,剪不断,理不清,里头没有一个是坏人,可人人都在受罪。
我爹是去年冬至那天走的。走之前半个月,他忽然能吃了一点,我们都高兴,说回光返照不一定是坏事。他自己心里明白,跟我交代了几件事:他攒的三千二百块钱,给我孙子交学费;后坡那半亩地,租给根旺家种,别撂荒;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囫囵话是:长根,我这一辈子,值了。他咽气的时候,我、我媳妇、我妹、我大弟都守在跟前,他是我们村这些年走得最周正的一个——床前没断人,身上的褥疮快好了,没遭多少罪,走的时候脸上是松的。村里老人来吊唁,看着他的脸,都说:老哥这是修来的。可我心里清楚,这哪里是修来的,这是他养了五个儿女、儿女里头有一个把车卖了回来守着他,才换来的。这份周正,是要拿活人的日子换的。
安葬了我爹,我在坟前坐了一后晌。冬天的日头斜斜地照过来,山梁上的枯草一片黄。我算了算,村里如今还剩三十七个老人,最年轻的五十九。再过十年,这三十七个人,能像我这爹这样走的,有几个?我不敢往下算。我们这代人是最后一拨给爹娘养老送终的了——我们都出来了,我们的儿女散得更远,等我们老了,躺着了,谁熬我们?我们又怎么熬?
有人说,这是时代的事,年轻人在外头挣命,顾不上,没办法。这话我认。可是我总觉得,认了这个“没办法”,就是认了让老人一茬一茬地熬死。村里也好,镇上也好,哪怕是每村办一个像样的饭堂,老人一天能吃上两顿热饭,有人搭个伴,说句话;病了有人给跑一趟医院;夜里屋里有个人声——就这些,够不上什么大事业吧?可就是这么一点事,眼下也还差得远。老人们不喊,不闹,不给自己张口,他们一辈子习惯了忍,习惯了熬,熬到头,把自己熬成村后坡上的一座土堆。
如今我又在县城了,帮着儿子看孩子。夜里有时醒来,还会想起村道上那些坐在门槛上的影子,想起我爹望着房梁流泪的样子,想起栓柱叔看着枣树说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小的熬大的,盼着大的长大;老了,轮到大的熬小的,盼着小的回来。这一熬,就熬完了一生。我如今能做的,就是把村里这些事一件一件记下来,说给儿女听,说给能听见的人听。别嫌这些事丧气。丧气的事不说不传,它不会自己变好,只会一茬接一茬地,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