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一男子昨夜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39岁，令人惋惜
那年三十七岁。
我是在温州火车站旁边的露天大排档认识阿良的。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我刚从广州回来，拖着一个拉杆箱，箱子轮子在水泥地上哐当哐当响，饿得前胸贴后背。那排大排档摆在巷子口，塑料棚子搭得歪歪斜斜，灯泡上蒙着一层油垢，光线黄得发黏。炒粉干的油烟混着海风里的咸腥味，往人鼻子里钻。阿良就坐在最靠里的那张折叠桌旁，一个人，面前摆着两瓶啤酒，一瓶开了盖，一瓶还没动。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Polo衫，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绳头塞在衣服里，看不见坠子。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一下，说：“兄弟，坐这儿吧，别的桌都满了。”声音有点沙，像嗓子眼儿里卡着一口痰。我也没客气，一屁股坐下来，点了份炒粉干加蛋，又朝他抬了抬下巴：“等人？”他摇摇头，把那瓶没开的啤酒往我这边推了推：“不等了，请你喝。”我愣了一下，他补了一句：“今天是我生日。”然后自己先乐了，笑得眼角挤出一堆褶子。那天他三十七岁，我三十七岁，两个三十七岁的男人在大排档的塑料棚底下碰了瓶，瓶口撞出一声闷响，啤酒沫子溢出来淌在他手背上，他随手往裤腿上一蹭，说他在温州待了快十年，做鞋底模具的，厂子在双屿那边，不大，连老板带工人一共十一个。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桌面上敲，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干净的黑机油，敲桌面的节奏跟他说话的调子一样，不急不慢，偶尔停下来端起瓶子抿一口。
第二个场景是在他厂里。过了一个礼拜，他打电话叫我去他那儿坐坐，说有一批模具要返工，晚上得盯着，让我过去陪他说说话。厂子在一条巷子的尽头，铁皮门拉开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吱呀声，里面灯管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把地上堆的钢块照得忽明忽暗。空气里有股机油混着铁锈的味儿，还有电火花烧过之后那种微微发甜的焦糊气。阿良戴着一副棉纱手套，手指头露在外面，正拿一把锉刀修一个巴掌大的铁块。他抬头跟我打了个招呼，手上的活儿没停，锉刀蹭过铁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磨牙。他跟我说这批模具是给瑞安那边一个鞋厂做的，工期压得紧，质量还得过硬，不然尾款结不到。“做我们这行的，”他把锉刀放下，拿拇指去蹭修过的地方，“差一根头发丝的宽度，人家鞋底压出来就出毛边。整批货全得砸手里。”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拧着，嘴角却往上翘，像在说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让我看他墙上贴的一张纸，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着尺寸，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几个数字描了好几遍，把纸都戳出了印子。他老婆打来电话，手机搁在铁皮柜上震得嗡嗡响，他摘了手套接起来，声音立马低下去，说“快了快了，再有半个钟头就回去”，挂了电话冲我挤了挤眼，说女儿明天要交手抄报，他答应帮着画花边，还没动笔。我问他女儿多大，他说九岁，读三年级，画太阳画得特别圆，比他画得圆。
第三个场景是那年中秋。他叫我上他家吃饭，在黄龙那边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楼道里堆着邻居家的鞋架和酸菜坛子，一股腌菜水的气味顺着楼梯往上爬。进门的时候他老婆正在厨房里炸带鱼，油锅滋啦滋啦响，整个屋子都是带鱼煎得焦黄的香味。他女儿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头也不抬喊了声“叔叔好”。阿良从冰箱里拎出一瓶白酒，说是从老家带过来的，用矿泉水瓶装的，瓶口塞着一团塑料袋。他倒了两杯，杯子是超市送的玻璃杯，上面印着某品牌酱油的广告。他老婆端菜出来的时候白了他一眼，说“少喝点，明天还要早起”，他嘿嘿笑着应了声“晓得晓得”，转头就把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抿了一大口，辣得龇牙咧嘴，拿手在嘴边扇风。饭桌上他跟我说，今年打算把厂里的设备换一换，原来那台老铣床精度不行了，接不了高要求的活，他看中了一台二手的，卖家开价四万二，他手里只有两万出头，还在想办法。“我算了，”他用筷子头在桌面上比划，“换完设备，明年开春能多接三成的单，一年半就能把本钱挣回来。”他老婆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鱼肉，说“你就知道算，万一接不到单呢”。他把鱼肉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接得到的，我跑了三个多月了”。那天他喝到脸通红，送我到楼下的时候站都站不太稳，手扶着楼道口的铁门，跟我不厌其烦地讲他那个“再干五年就回老家盖房子”的计划。月亮很亮，照得他脑门上全是汗珠子。
第四个场景是那年冬天。温州难得冷成那样，风从瓯江上灌过来，跟刀子似的。我路过双屿，顺道去他厂里看看，结果铁皮门关着，门口拉了一块塑料布挡风，里面没开灯。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在附一医。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坐在输液室蓝色的塑料椅上，右手扎着针，左手拿着一张化验单翻来覆去地看，眉头拧得能夹死苍蝇。他看见我，把单子往兜里一塞，说“没事，胆管有点发炎，挂两天水就好了”。他脸色确实不好，黄叽叽的，眼白也黄，嘴唇干得起皮。护士过来换药瓶的时候让他别吃东西别喝水，他点点头，等护士一走就跟我诉苦，说这礼拜一口酒没沾，嘴里淡出鸟来。他老婆去楼下买粥了，他趁这个空档偷偷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捏了捏又塞回去，叹口气说算了算了，被抓住又得挨骂。他把手机递给我看，屏幕上是他女儿画的画，一只猫蹲在屋顶上，月亮又大又圆，猫尾巴翘得高高的。“画得比我好，”他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不少，“我让她给我画一张贴厂里，她说厂里太脏了，纸会弄皱。”他把手机收回去，屏幕熄了，他盯着黑掉的屏幕看了好几秒，才抬起头来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儿给他介绍。我问他厂里怎么样了，他说那台二手铣床已经拉回来了，定金付了两万，尾款还欠着，得赶在年前把两批货交了才能结账。“赶是赶了点，”他拿手背蹭了蹭鼻子，“不过干得动。”
第五个场景是过完年开春，三月里。他约我去他厂里喝茶，一进门我就觉出不对劲。铣床是换了新的，可旁边放着好几个报废的铁块，上面全是刀痕，深浅不一。阿良蹲在地上，拿游标卡尺量一个铁块，量完往地上一扔，铁块砸在水泥地上哐当一声，弹了两下滚到墙角。他的棉纱手套摘了扔在操作台上，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口子，血珠已经干了，结了一层薄薄的痂。他说这批活做出来尺寸老对不上，差个几丝，客户不收，已经退回来两批了。他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拿手去按了按腰，说“站久了腰受不了”。他给我倒了杯茶，茶叶在杯子里打着旋儿沉下去，他自己点了一根烟，这回没掐，抽了两口就夹在手里，盯着那台铣床出神。“当初买这台机器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拍胸脯说精度绝对没问题，我信了，没仔细验。”他把烟灰弹在地上，“现在找他，电话都不接了。”他老婆打电话来问晚上回不回去吃饭，他说回，又补了一句“买点排骨吧，丫头想吃”。挂了电话他把烟屁股摁灭在搪瓷缸里，缸底积了一层烟头，长长短短的摞着。他掰着手指头跟我算账：尾款一万八，客户扣了两批货的违约金，加起来快三万块钱的窟窿。“没事，”他又开始敲桌面了，手指头敲得急促，节奏快了一倍，“后面还有单子，咬咬牙能缓过来。”
第六个场景是那年五月。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哑得厉害，说在杭州的医院，让我帮忙问问我认识的那个律师朋友，看看他这种情况能不能请医疗期。我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停了好几秒，电话那头有护士叫号的广播声，模模糊糊的。他说“肝上长了个东西”。我没敢多问，当天晚上就去了杭州，在住院部楼下的小花园里见着他。他穿一套蓝白条的病号服，裤腿太长，在脚踝那儿堆了一截，趿着一双塑料拖鞋，脚背肿得发亮。花园里有棵桂花树，还没到开花的季节，叶子绿得发暗，树下摆着两张石凳子，冰凉。他坐下来的时候动作很慢，一手撑着石凳沿，一手按着肚子。他说做了穿刺，结果下周才出来，医生跟他说“不太好”。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嘴巴抿成一条线，停了一会儿才说：“我丫头才十岁。”就这一句，他把脸别过去，拿手背在眼睛上蹭了一下，说是风大。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他，他看了看，笑了一下，说“医生不让抽了”，但还是接过去，在手里捏来捏去，把烟盒捏得变了形。那天晚上我们在花园里坐了个把钟头，他说明天他老婆要过来，他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先说是炎症吧，”他拿烟盒敲了敲石凳腿，“等结果出来再说。”我走的时候他非送我到大门口，路灯底下我回头看他，他把病号服的袖子往下拽了拽，盖住手背上的留置针，冲我扬了扬下巴，说“回吧回吧，等我出来喝酒”。
第七个场景是结果出来以后。我接到他老婆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哭，哭得说不成句子，就听见“晚期”和“扩散了”几个词。我赶到医院的时候，阿良靠在床头，背后垫了两个枕头，床头柜上摆着半碗没喝完的小米粥，粥面结了一层皮。他看见我进来，把手机放下，手机上是他女儿发来的语音，外放着，小女孩的声音脆生生的：“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数学考了九十八分。”他回了一条：“快了快了，爸爸回去带你去吃牛排。”发完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红血丝，但没哭。他说医生给了方案，先化疗，看效果，不行再换药。“就是钱有点吃紧。”他拿手指头在床单上划拉，床单被他划出一道道褶子，“厂里停了，我老婆去帮我盯着，她哪懂这个，客户打电话来催货，她急得直哭。”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拿手使劲搓了搓脸，“早知道去年换设备的时候多验两遍，那个王八蛋……”他没说下去，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不说这个。病房里暖气开得足，他额头上渗了一层虚汗，他老婆拿毛巾给他擦，他偏过头去，说“我自己来”。那天走之前他叫住我，让我帮他把厂里那几台旧模具处理掉，能卖多少算多少。“搁着也是生锈，”他说，声音低下去，“换点药钱。”他老婆在旁边忍了半天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他伸手拍了拍她胳膊，说“哭什么，又不是明天就死”。
第八个场景是七月份，他出院回了温州，在家里养着，隔三差五去医院做化疗。我去看他，他瘦了快二十斤，颧骨突出来，眼窝陷进去，脸皮贴着骨头。他靠在沙发上，身上盖一条薄毯子，脚踝搁在茶几边上，露出来的脚杆比我的胳膊还细。家里到处是药味，混着煮稀饭的米汤味。他女儿放假了，趴在他旁边的茶几上做暑假作业，一会儿问他一道题，一会儿又问他一道题。他讲题的时候声音提不起来，讲两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但脸上是笑的。他女儿拿作业本回房间了以后，他跟我说厂里的机器卖了两台，旧模具当废铁称了八百多块钱，“够买几盒止疼药”。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嘴角咧开，牙显得特别白，因为脸皮黑了、薄了。他老婆从厨房端了碗汤出来，他接过来喝了两口就放下了，说“太淡了”。他老婆说“医生让少盐”，他嘟囔了一句“那也不能跟白水似的”。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拌了两句嘴，声音都不大，说完他自己先乐了，拿手背碰了碰他老婆的胳膊。那天临走的时候他叫我把茶几抽屉里一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两页纸，纸上写着厂里剩下的债权债务，哪家欠他多少，他欠谁多少，一笔一笔列得清清楚楚。“帮我看看有没有算错的，”他说，“我这脑子现在不怎么好使了。”我拿着那两页纸看了半天，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第九个场景是九月份，他最后一段能自己走动的日子。他给我打电话，说想去厂里看看。我开车去接他，他下楼的时候在楼梯口歇了两回，六层楼走了快十分钟，扶着扶手的手青筋暴起来，指节发白。到了厂门口，铁皮门上的锁锈住了，他拿钥匙捅了半天捅不开，最后是我拿钳子拧开的。厂里一股霉味，地上落了一层灰，走一步一个脚印。那台二手铣床蒙着塑料布，他走过去，拿手把塑料布掀开一角，手指头在机身上摸了摸，摸完看着手指头上沾的机油发了一会儿呆。操作台上还放着他那个搪瓷缸，缸底的烟头都已经发霉了，长了白毛。他在厂里转了一圈，哪儿都摸了摸，最后在那张旧折叠椅上坐下来，塑料椅子嘎吱响了一声。他仰头看着那根一闪一闪的坏灯管，说“这灯还没修呢”。我说我帮你换了吧，他摆摆手，说不用了，就这样吧。回去的路上他在车后座睡着了，等红灯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歪着头靠着车窗，嘴巴微微张着，车窗外的路灯光一道一道从他脸上划过去。到医院门口他醒了，揉了揉脸，跟我说“刚才做梦梦见在赶货”。说完自己笑了一声，推开车门下去了。
第十个场景是十一月。他已经不太下床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床头摇起来一截，背后垫了三个枕头。他跟我说话的声音小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讲两句就要闭上眼睛歇一歇。他跟我说他梦见老家了，梦见村口那棵大樟树，还有他爸坐在树下编竹筐。“我跟我老婆讲了，”他闭着眼睛说，“等我没了，烧了，带回去撒在樟树底下。她说我瞎讲。”他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他女儿放学回来，站在房门口没进去，靠着门框看他。他睁开眼看见了，朝她招招手，女孩走过去趴在床边。他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折好的纸，是他女儿之前画的那只猫，他让人过塑了，塑料膜上全是手印。他把那张画递过去，说“贴你书桌前头”。女儿接过去，眼泪啪嗒掉在塑料膜上，他拿拇指给她擦了，说“别哭，爸爸以前老凶你写作业慢，以后不凶了”。他女儿哇一声哭出来，他老婆从厨房冲进来，三个人抱在一块儿。
最后一个场景，是前天夜里。他老婆打电话来说阿良不行了，让我赶紧过去。我赶到的时候他眯着眼，胸口起伏得很浅，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腕上还是那根红绳，坠子这会儿露出来了，是一小块玉，磨得光光的。他老婆趴在他耳边说“阿良，老陈来了”，他眼皮动了动，睁开一条缝，嘴张了张，没发出声。我凑过去，听见他说“厂里……那个卡……”我说我知道了，都弄好了，你放心。他眨了眨眼，手指头在我手心里轻轻抠了一下。他女儿站在床尾，手里攥着那张过塑的画，没哭出声，眼泪顺着脸往下淌。他看了女儿一眼，又看了他老婆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老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半天抬起头来，眼圈通红，说“他说让我们回去过年”。那天夜里一点四十七分，他走了。三十九岁，银行卡里剩下不到两万块钱，厂里欠的尾款还没结清，他女儿画的那只猫贴在书桌前面，尾巴翘得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