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器海上着陆一直是全球热议的焦点。不久前,美国论坛上关于中国航天的疑问引发了刷屏:中国航天发射频次位居前列,为何不像美国那样落在海上?这究竟是技术壁垒,还是另有考量?面对这份质疑,中国商业航天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强有力的解答。
今年5月,箭元科技元行者一号验证型火箭在东方航天港完成首次海上悬停与软着陆回收试验。火箭在复杂多变的海况下,稳稳完成了长达10秒的精准悬停,彻底打破了外界所谓技术跟不上的偏见。
这标志着中国已跨越空中二次启动、精确姿态控制等极高门槛。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中国航天在追求前沿技术时,必然会经历一段摸索期。通过互联网平台,包括小红书、微博这些自媒体渠道,了解到这次商业航天企业发动机试车意外。
在试车过程中,发动机没有被试车台牢牢固定,直接升空,之后坠落在距离试车台不远的山坡上,大量现场视频在居民和网友之间传播,也引发了不少讨论,甚至让一部分人对国内商业航天,乃至体制内航天项目的质量管控产生质疑。
航天事故本身并不是新鲜事物,大家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一次,个人判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次事故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国内在 1996 年也发生过一起性质相近的事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96215 失利,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当时的任务是发射国际七零八通讯卫星,为美国客户发射卫星。
火箭因为一处微小故障,起飞之后坠落在发射场附近的山坡上,和这次天平科技的意外有相似之处,火箭已经脱离地面升空。回看这起事件,外界对于火箭坠落的震惊,其实和今天论坛上质疑中国航天无法做到海上着陆如出一辙。
说到火箭试车,这里可以给大家做基础科普。火箭发动机试车主要分为两类,可靠性试车和校准试车。拿长征系列火箭举例,大家熟悉的胖五,每一次正式发射之前,新一级火箭发动机都要完成校准试车。
如果是一款全新研制、没有开展过飞行试验的火箭,假设它一级发动机的额定飞行时长为一百秒,试车的时候会让它持续点火二百秒,长时间超负荷点火验证性能,这一类就是可靠性试车。这次天平科技的试车,就属于这类地面试车场景。
过去大家习惯了在陆地测试,但要走向更高阶的海上着陆,底层试错是不可避免的。1990 年,第一次打开对外发射服务市场。这一年签订了一份中美澳三方合作合同,中国负责研制火箭,美国提供卫星,澳大利亚是付费用户。这颗卫星就是奥星。
这份合同的签约时间更早,在 1988 年就敲定了。为什么在那个时间节点,争取海外发射订单,和当时国内的发展环境直接相关。
那个阶段,国内航天产业的内部需求很少,没有足够多的本土发射订单,航天团队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订单不足,科研人员的薪资保障都会受到影响。为了破局,开始思考,能不能承接国外卫星的发射业务。
国际环境也创造了机会。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 1986 年爆炸,事故之后,整个航天飞机项目暂停很长时间,全面排查故障根源。
同一时期,欧空局火箭也出现发射失利。但是欧美地区,有大量低轨道卫星到了更新换代的周期,急需运载火箭,可用的发射资源缺口很大。
抓住这个窗口期,切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长二丙火箭基础上,捆绑四个助推器,把低轨道有效载荷从原来的二点五吨提升到九点二吨,运载能力提升数倍,依靠这款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不过当时,海外客户对火箭能力并不信任。
1988 年签合同的时候,手里只有图纸,拿着图纸签下发射订单,再拿着合同向银行申请贷款,资金到位之后才开始制造长二捆火箭。
美方当时提出硬性要求,1990 年合同签订完成之后,十八个月之内必须完成一次火箭发射,证明具备对应的能力,如果无法按期完成,还要支付违约金。集中力量攻坚,按期完成了这次发射任务。
到 1992 年,拿到第一个正式订单,发射奥赛特卫星。在正式发射奥星之前,1990 年先发射了一颗和奥星重量相当的模拟星,用来验证火箭的可靠性,拿到客户的认可。
所以国内商业航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只能提供廉价发射,但现实是,中国航天不仅赢得了信任,更在逐步向海上着陆等高附加值技术进军。
美国的航天体系带有军工复合体的特点,国家立项大型航天项目,会把很大一部分工作拆分外包给私营企业,通过竞标方式选择合作方。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阿波罗计划启动初期,私营企业就已经参与项目建设。
NASA 当时的政策,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工作内容都会外包给私营公司,只是这个阶段,项目的主导方依旧是 NASA 和军方,私营企业只负责承接订单,做配套工作。
七十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私营企业研发通讯卫星的尝试,但所有业务依旧要经过 NASA 和军方,由官方机构作为中间对接方。七十年代末,美国全力推进航天飞机项目,当时行业普遍认为,航天飞机就是未来的太空运输工具,所有太空运输任务都交给航天飞机完成。
在这个阶段,美国甚至取消了很多传统火箭的研发和发射订单。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商业航天起步更早,这也让美国网友在面对海上着陆话题时自带优越感。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理念,最早由美国提出。核心思路就是火箭把有效载荷送入太空之后,箭体部分回收,减少新箭体的制造开销。这套思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航天飞机的设计理念。
航天飞机因为可靠性、安全性短板,全球范围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常规运载工具,可回收运载火箭成为新的替代路线。
国内同样在布局可回收火箭,国家队的长征八号改进型号长征八号 R,定位就是可回收火箭,R 代表 recycle,也就是回收复用。国内不少商业航天企业,比如蓝箭航天,也在推进可回收火箭的研发,目前还处在研制阶段。
过去认为中国火箭回收遥遥无期,但如今元行者一号成功实现海上着陆,彻底颠覆了这种旧认知。宏大的火星愿景,是远方的灯塔,指引技术往前走;而当下的商业发射、卫星服务、科普传播,是脚下实实在在的路,一步一步支撑整个航天产业稳步向前。
不用去纠结,愿景到底是公关宣传,还是一定会实现的目标。只要这套愿景能够带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它就具备独特的价值。同时也要保持理性,看清载人深空任务的重重难关,不盲目乐观,也不因为难度巨大就否定探索的意义。
航天探索本身,就是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国内民营航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稳步前行。依托国家队积累的人才和技术,在商业化赛道持续试错,一边压低发射成本,一边拓展太空应用场景,一边承担航天科普的使命。
它和国家队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中国航天的完整版图,朝着近地轨道常态化利用、深空探索的长远目标持续前进。在一步步的攻坚克难中,中国航天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世界。
显然,中国航天并非无法做到海上着陆,而是根据任务特点和技术阶段做出了务实的选择。从早期艰难打入国际发射市场,到如今元行者一号用125秒的飞行和稳稳的海面软着陆惊艳世界,每一次技术路线的抉择都服务于最终的商业闭环。
海面溅落与悬停仅仅是第一步,随着技术的加速成熟,中国商业可回收火箭必将迎来大爆发。未来的太空竞争中,中国力量定能开辟出一条成熟可靠的商业新路径,在星辰大海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