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洪申翰在南京出席第八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他已于前一晚抵达南京,不过,这趟行程还不足以证明赖清德调整了两岸政策。
这次活动放在APEC既有框架下安排。判断它的意义,首先要看代表身份、讨论内容和后续合作,不能只凭赴大陆参会,就把它解释成谁向谁低头。
APEC以经济体为成员单位。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于1991年加入,这套多边参与安排有长期背景。
中国台北并非为这次南京行程临时设定的称谓。沿用既有名称,能够说明参会遵循相应安排,却不能单凭一张桌牌推导出台方接受了整套政治主张。
参加专业会议和调整两岸政策,需要分别判断。前者可以由名单、议程和现场记录确认,后者还要有明确的政策表述及持续行动。
若要进一步判断政治互动是否变化,就要看有没有单独接触、谈了哪些问题、是否安排下一次沟通。共同出席多边会议,本身不等于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
过去较大范围的往来恢复,都有持续谈判和执行安排。例如直航、旅游和2010年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意义不只在于举行了会议,还在于后续事项能够落实。
两岸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自2016年起停摆。大陆方面将共同政治基础问题视为关键;与此同时,经贸、人员和部分专业往来并未全部消失。南京会议应放在这个背景里看。
会议本身也有值得讨论的内容。人力资源开发涉及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不必先赋予政治转折的意义,才值得受到关注。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改变企业对技能的需求,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平台就业则涉及劳动关系认定、职业伤害保障等难题。不同经济体的制度并不相同,但都需要回答一些具体问题:培训由谁承担成本,劳动者如何获得保障,现有政策能否跟上就业方式的变化。
据南京市政府公布的信息,这次会议形成《南京声明》,并通过聚焦人工智能与就业的附件。这些成果为后续合作提供了议题,但具体如何进入各经济体政策,仍需要继续跟踪。
劳动者关心的,是培训机会能否获得、转换工作时有什么支持、现有保障能否跟上就业方式变化。开会只是一步,落实才会影响这些问题。
大陆是否为此次参会专门提出了新增条件,需要对应的公告或完整答问来确认。一般性的参与原则,不能直接当成一次会议新增条件的证据。
东道主按多边机制安排参会,与各方继续坚持自身政治立场,可以同时发生。把每一次专业接触都解释成让步,反而会忽略本来可以开展的事务。
专业往来的价值也不必夸大。它可能只解决一个领域里的问题,但只要能继续交换经验、保留工作联系,就有具体用途。
台湾当局面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确实可能需要取舍,但这些诉求也不能被写成整齐划一的两队人。支持专业往来的人,可能同时对安全问题有所担忧;重视经贸合作的人,也未必赞成所有政治接触,具体态度往往取决于交流的内容和条件。
台湾当局有责任说明参会身份、目标和成果。若过去对相似往来作过不同评价,也应当把条件差异讲清楚,接受公众比较。
此次行程已经确认,政策转向则没有因此得到证明。两种判断分开,才能看见会议实际做了什么。
后续值得留意的是,会议议题有没有形成工作计划,专业部门是否继续联系,讨论成果能否供公众查阅。
两岸相关部门若能把参与规则、办理程序和交流边界说明白,学校、企业和个人才更容易安排往来,减少不必要的猜测。
南京会议结束之后,仍要回到就业与培训这些具体事务。一次专业接触能留下多少成果,要看回去以后接着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