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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坛生变,雷扎伊走向前台,3000亿美元投资清单考验中国?

11月14日,德黑兰保守派组织伊斯兰联盟党国际事务副手哈米塔拉吉对本土媒体抛出一句重话: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正在主导对美外交,伊朗政府在这件事上已经沦为顾问角色,外交部的职能也被重新定义。

与此同时,伊朗经济代表团在11月初的上海进博会论坛上端出了150个项目、总估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投资清单,紧接着德黑兰高层便隔空喊话,要求中国不能光给承诺、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一边是德黑兰内部决策权向军方强硬派高度集中、文官政府遭到整体降格,一边是迫不及待向中国抛出3000亿美元融资清单却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商船照常征收过境费,伊朗这轮政坛权力洗牌究竟会把中伊关系推向何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伊朗对外决策与中伊经贸合作的认知,始终停留在文官政府主导外交谈判、双方稳步推进长期战略规划的固有框架里。

自从2021年中伊正式签署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以来,舆论普遍认为只要德黑兰维持正常的政府行政运转,双方就能在能源、基建和经贸领域按部就班地落地大型项目。

在当时的观察者看来,无论伊朗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如何轮替,总统、外长和议长构成的常规权力链条始终掌握着对外签约与项目审批的实际拍板权。

但哈米塔拉吉11月14日公开说出的那句政府沦为顾问角色,彻底撕开了战时状态下伊朗权力重构的真实底牌。

这不是个别部长的职务微调,而是整个文官行政系统在战时体制下的全面降格,名义上的总统、外长和议会全部退居幕后,真正握紧对外拍板大权的只剩一个人,那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回溯今年8月9日的人事任命就能看清这条权力转移的轨迹,当时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亲自任命雷扎伊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总统佩泽希齐扬随即任命其兼任委员会秘书。

按照伊朗常规制度设计,委员会秘书本应向总统负责,但雷扎伊身上同时叠加了最高领袖代表与革命卫队元老双重身份,直接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了凌驾于内阁之上的战时核心决策中枢。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雷扎伊在8月上任不到24小时内,第一位正式会见的外国使节就是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这一动作直接宣告对华沟通的新闸门已经牢牢攥在了他的手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5月才被高调任命为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时这项由总统提名、最高领袖批准的任命被视为顶格配置,然而从6月中方讨论访华事宜至今,卡利巴夫的北京之行始终未能成行。

伊朗国内改革派人士扎伊达巴迪甚至公开质问特别代表任命后飞机为何至今没有起飞,而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更是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权力交割,美国副总统万斯10月底寻求与德黑兰直接对话的信函,收件人已经悄然从卡利巴夫换成了雷扎伊。

华盛顿直接更换收信人,说明美方已经确认德黑兰真正管事的人是谁,纸面上的对华事务特别代表虽然还在,但在实际决策链条上已经彻底架空。

在核问题与外交表态上,这种权力落差表现得更加赤裸裸,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此前在联合国大会释放愿意讨论处理60%丰度浓缩铀的信号,话音刚落就被强硬派猛烈围攻,雷扎伊随后直接把口子彻底封死,宣称浓缩铀一克不交且要留给核潜艇使用。

总统在国际舞台上说的话可以随时作废,外长在核心涉外议题上全程保持沉默,伊朗外交部失去的早已不是表面面子,而是实质性的对外决策授权。

当安全与外交决策权全部收归革命卫队背景的强硬派掌控后,对华关系在这个全新权力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偏移。

从大方向上看,德黑兰并没有改变对华友好的基本立场,雷扎伊不仅上任首见中国大使,还公开赞赏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决议草案。

但剥开外交辞令就能发现,德黑兰正在把中伊关系从过去讲求对等与长期布局的战略支柱,急剧压缩成挽救战时财政危机的一条紧急输血管。

迫使德黑兰如此急切向北京伸手要钱的根本原因,是战火与海上封锁下伊朗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受美以军事打击与美军海上严密封锁的冲击,伊朗原油出口量从战前的日均近200万桶暴跌至2026年5月的日均20.9万桶,核心外汇收入直接砍掉九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2026年经济将萎缩7.6%,全年平均通胀率飙升至78.6%。

在经济失血的巨大压力下,11月5日伊朗经济与财政部副部长海达里率团赴上海参加进博会期间的专题论坛,向约300名中伊政商界代表一次性端出了150个项目、总估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招商清单。

要看清这份3000亿美元清单的真实分量,只需对比2组权威统计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伊朗吸引到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有16.5亿美元,而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伊双边贸易额为99.6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降至15.62亿美元。

一个全年吸引全球外资不到17亿美元的国家,一口气向中国开出相当于自身全年引资额180多倍、相当于两国30年贸易总额的3000亿美元融资清单,自然无法在论坛现场拿到任何整体出资承诺。

更令中国企业感到强烈违和的是,德黑兰高层在急切催促中国拿出实际行动出资的同时,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上算起了另一笔收费账。

在当前伊朗设定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中,中国商船虽然被列入友好国家豁免名单得以放行,但与完全免费的卡塔尔船只不同,中国和印度的商船依然需要按次缴纳高额的过境服务费。

一边急切递上3000亿美元的项目清单盼着中国资本进场输血,一边在自家门口对中国商船设立收费关卡,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把地缘筹码算计暴露得一览无遗。

回顾过去5年多的合作历程就能明白,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之所以推进缓慢,症结根本不在中方缺乏诚意,而在于伊朗内部双轨制体制造成的严重内耗。

当安全与军事大权完全集中到以强硬对抗为主线的雷扎伊手中,而经济引资却只能指望沦为顾问角色的文官政府去奔走游说时,两套决策系统必然产生剧烈冲突。

安全部门关心的永远是海峡封锁筹码、核门槛底线以及对美博弈强度,而商业资本在评估百亿美元级港口、炼厂和铁路项目时,最看重的是稳定的规则预期、顺畅的跨境结算通道以及投产后长达十年的安全回报。

对比伊朗政府一边催促中企加大投资、一边把最高决策权收归战时安全机构的现实矛盾就能看清,资本绝不会在枪炮声与政策摇摆中盲目冒险。

往后看,只要德黑兰内部安全决策与经济承诺之间的制度撕裂一天没有弥合,中国企业面对庞大的投资清单就会保持高度审慎与理性评估。

总而言之,伊朗政坛重组让中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务实也更加考验风险定价的新阶段,德黑兰唯有真正尊重商业规律、理顺内部权责并拿出平等互利的实际诚意,才能让纸面上的合作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共同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