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女子昏迷不醒,丈夫却放弃抢救,5天后她睁眼一句话让人愣住
我叫周梅,今年45岁,安徽人,在合肥一家食品厂做质检。老伴陈建国比我大两岁,在公交公司修车。女儿陈悦21岁,读大三。我们住在瑶海区一套六十多平的老房子里。
我和建国结婚22年。女儿是结婚第二年生的。爸妈都在老家,父亲68岁,母亲66岁,平时能自己照料。那天我从厂里下班,刚把工作服塞进洗衣机,胸口突然一紧,眼前就黑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五天后。
事情得从我和建国刚认识说起。
那时我23岁,在厂里做包装。他是厂里的维修工,手上常有机油,腰上别把扳手。第一次说话,是我那辆旧自行车掉了链子。
他蹲在路边,拿报纸垫着手:“你别踩,我给你弄。弄坏了我赔。”
链条装好后,他又说:“我妈身体不好,家里钱紧。我这人不会哄人,但该干的活不躲。”
我说:“我也没多好,爱攒钱,还记账。”
他笑了一声:“那正好,家里得有个会算账的。”
结婚后,他没把工资全交给我。我也没逼他。每个月他给家里一千八,我记在本子上,水电、菜钱、女儿的学费,都一笔一笔写清楚。
刚开始还行。
女儿小时候发烧,他背着她跑了两条街找夜诊,回来时鞋底都开了。他不会哄孩子,就把自己的旧手表拆开,给她看里面的小齿轮。
我夜班回来,他常留一碗面在锅里。面坨了,他就拿筷子挑开,说:“凑合吃,刚才还热乎。”
厂里有阵子拖工资,我急得睡不着。他没说什么大道理,把自己攒着换摩托车的三千块钱拿出来,压在我记账本上。
他说:“先顶过去,车晚点买。”
我那时想,这人话少,心不坏。
后来,日子一点点拧了。
有一回,女儿要交八百块资料费。我下班回来,发现茶几上的零钱少了三百。建国坐在阳台修电风扇,手边放着一盒新烟。
我拿起烟盒看了眼:“这钱你动的?”
他把螺丝刀放下:“买了烟。最近夜班多,提提神。”
“那是悦悦的资料费。”
“我下周补上。”
我没再吵,把账本翻到那一页,用红笔圈了三百。心里堵得慌。可我也知道,他那阵子连着上夜班,修车间的活又急。烟是多花了,钱也不是拿去赌。
过了几天,他真把三百放回抽屉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厂里有一回临时加班,我提前说了回家吃饭。他说菜都洗好了。我到家一看,水池里泡着一把香菜,叶子已经发黄,灶台上只有一锅冷饭。
我把包放下:“你不是说炒菜吗?”
他拿抹布擦手:“车间有人摔了,晚饭没顾上。”
“那你打个电话也行。”
他皱着眉:“我一忙就忘了。你自己热热,别饿着。”
我把饭盛出来,咬了一口,米粒硬得硌牙。那天我没摔筷子,只把剩饭倒进保鲜盒。心里想,他也累,可我也累。回家的那口热饭,不能永远靠我自己安排。
再后来,女儿回家住了几天。她在桌边写论文,建国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响。
我过去按低音量:“小点声,她要写东西。”
他拿遥控器没抬眼:“她戴耳机不就行了?”
女儿抿着嘴说:“爸,我今天真得交。”
建国沉默了一下,把电视关了。隔了会儿,他还是把遥控器放回桌上,低声说:“我在厂里一天听机器响,回家就想听点人声。”
他那句话没错。我知道他修车时,机房里一整天都是敲打声。可女儿去厨房给我递水时,小声说:“妈,咱家连安静半小时都得申请。”
我没接话。只把她那杯水往桌角挪了挪,怕压着纸。
最让我不舒服的,是他开始替我做决定。
去年冬天,我胸口闷过两次。去社区医院看了,医生让我去大医院查心脏。我把检查单夹进账本,打算发工资再去。
建国看见了,先问我:“查一次要多少钱?”
我说:“医生让尽快。”
他把单子折了两折:“厂里也没给你少发工资,别一有点不舒服就往医院跑。”
我伸手拿单子:“医生说要查。”
“我不是不让你查。悦悦学费还差一截,等下个月。”
我把那张纸又夹回账本。没再争。可那晚躺下后,我一直听着他翻身。他也没睡踏实,半夜起来喝了两回水。
这事没能拖到下个月。
那天厂里做抽检,我站在流水线边,胸口忽然像被带子勒住。我扶着桌沿,没喊出来。再睁眼时,医院走廊的灯晃得刺眼。
医生后来告诉女儿,我是急性心肌梗死,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做完介入手术,人还没醒。之后的几天,医生反复问家属:如果心跳再次停止,是否进行胸外按压和气管插管。
建国签了不再实施心肺复苏的知情书。
女儿在病房外拦住他,声音发抖:“爸,你怎么能签?”
建国捏着那支笔,手背青筋都起来了:“医生说再按下去,肋骨可能断,脑子也未必醒。你妈以前说过,真到那一步,别让她躺着受罪。”
女儿说:“她现在还没醒!”
他没回嘴,只把单子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
医生没有停止治疗。我还在监护病房,输液、用药、监测一样没少。那张纸只说明,如果我的心脏再次停跳,家属不要求医生做胸外按压和电击。
第五天凌晨,我的手指先动了一下。
建国正趴在床边,听见仪器响,立刻站起来。他没敢碰我,只喊护士。等我睁开眼,病房里一下子挤了几个人。女儿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发亮。
我先看见建国。他脸上胡茬乱着,手里还攥着那只装知情书的透明文件袋。
我嗓子干得厉害,护士让我先别多说。我歇了会儿,才挤出一句:“你签了不抢救,倒把我熬醒了。”
屋里一下安静了。
建国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女儿也愣在那儿。护士把水杯放回桌上,叫他们先让我休息。
我醒来后,建国跟我说了那晚的事。他说医生问得很急,女儿又在哭。他想起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见人长期昏迷,随口说过:“真救不回来,就别折腾我。”
“我怕你疼,也怕你醒不过来。”他说,“我不是想省钱。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替你签这种字。”
他的声音很轻。那几天,他没怎么吃东西,公交公司的夜班也请人顶了。他说自己没错,可每说一句,眼睛就往床边的监护仪上看。
出院前,我把他叫到病床边。
我说:“那句话是我随口说的。真到医院,你得先问我女儿,也得等医生把话说完。”
他低头看着鞋尖:“我知道。那天脑子乱。”
女儿在旁边插了一句:“爸,你以后少替全家做主,行不行?”
建国点了点头。没有争。
我又说:“我能忍点小事,不能连自己的命都交给一句旧话。”
这句话说完,病房里没人接。建国把文件袋收进抽屉,又替我掖了掖被角。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家后,医生让我少干重活,按时复查。建国把家里的账本拿出来,问我以后检查的钱要不要单独记一栏。
我说:“记。钱该花就花,烟钱也记。”
他咧了下嘴:“记就记。”
过了两个月,我还是回厂里做质检,只改成白班。建国每周陪我去医院复查。我们没把那张知情书撕掉,也没再拿它吵架。
上周我在阳台给绿萝换土,他蹲在旁边修那把松了的椅子。我递给他一颗螺丝,他接过去,放进掌心里。
我把手套摘下来,去厨房洗青菜。水龙头开得有点大,他在客厅喊:“梅子,菜刀又钝了。”
我应了一声:“知道了,吃完饭我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