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开餐馆娶了五位妻子,回国奔丧四个月,再次回去当场惊了
一
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二,河南许昌人。二十多岁时,我在郑州一家饭店切墩,后来跟人去了沙特,在吉达开了家中餐馆。
我在国内有过一段婚姻。儿子周涛三十岁,已经成家,住在郑州。我和前妻早就分开了,父母一直住在老家。父亲走那年,我五十二岁,母亲七十七。
我在沙特有五位妻子。不是同时娶五个。沙特法律最多四个,我先后结过五次婚,第四次离婚后,才和第五位结婚。她们都参与过餐馆的生意,后来也都成了彼此的家人。
我去沙特快二十年了。父亲去世,我回国奔丧,一待就是四个月。等我再回吉达,推开餐馆后门,我当场愣住了。
二
我刚到吉达时,在一家中餐馆给人打工。老板姓孟,河南人,脾气直,算钱更直。工资说好三千五,月底扣了宿舍费、餐具损耗,落我手里两千八。
那阵子,我常去店对面的杂货铺买水。店主萨利姆有个妹妹,叫娜迪娅,三十岁,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她看见我天天穿着油点子围裙,就问我:“你就会切菜?”
我说:“会做菜,也会算账。账要是给我算。”
她笑了一声:“那你开自己的店。别给人白忙。”
她把话说得明白。她离过一次婚,家里要照顾病中的母亲。她不打算嫁给一个只会许愿的人。她要我拿出存款,也要我把店开起来。
我说:“我存了四万里亚尔。先开小店,欠的慢慢还。”
“行。先把日子过明白。”
我们那年结婚。婚前我已经把国内的婚姻处理妥当。儿子留在国内,跟他母亲生活。我每个月寄钱回去,儿子出生时我三十岁,离婚时他九岁。
第二年,我用积蓄加上萨利姆借我的钱,盘下一间小铺面。店里六张桌,灶台有一口老铁锅。娜迪娅白天上班,晚上帮我对账。她不是厨师,却能把每笔进货钱记得清清楚楚。
三
头两年还算顺当。娜迪娅在医院轮夜班,我就给她留一小碗鸡汤,放在保温桶里。她回家时,汤还温着。
萨利姆也常来帮忙。他会修水管,见我搬米袋,就把袖子一撸,接过去扛进后厨。嘴上还嫌我:“你这肩膀不够用,别硬撑。”
有回店里停电,几桌客人没走。我拿手电照着灶台炒菜,娜迪娅站在收银台旁边,拿纸扇给客人扇风。最后一桌结账时,客人多放了二十里亚尔,说味道没变。
那天回家,娜迪娅把二十块钱压在账本上:“记好,这是你的手艺钱。”
我听着舒坦。店不大,日子能往前挪,我就觉得没白来。
四
日子慢慢拧巴起来。
先是店里的冷柜坏了。娜迪娅下班后把药袋放在门边,蹲下来看温度表。她说医院临时加了班,让我先拿店里的钱叫师傅。
我把钞票数了两遍,还是从自己的腰包里垫了修理费。那晚,她把零钱放到桌角,说:“你别每回都记得这么细。”
我说:“店里还欠萨利姆的钱,细点好。”
她没吵,只把药袋拎进房间。我心里有点堵,觉得我是在替大家撑着,她却嫌我小气。第二天我还是去买了新温度计。坏冷柜里那几盒肉,照账本报损。
过了一阵,第三位妻子阿米娜来店里帮忙。她离过婚,有个女儿,之前在商场做收银。她跟我结婚时,我和娜迪娅已经谈过。我按当地规矩办手续,也把生活费和住处安排写了下来。
阿米娜干活利落,记账却有自己的办法。一天,她把我订的牛肉单压在咖啡杯底下,端起来时,咖啡洒了半张单子。她抽了张纸巾擦手,说:“这张重做吧,反正进货的人认得我。”
我把湿单子捡起来,指着上面的数量:“少了十二公斤。你拿什么重做?”
她皱眉:“我不会赖这点钱。”
我没接话。后来我让供货商重新开单。那十二公斤的账,阿米娜从自己工资里补了。她回家时没跟我说话,我也没追着哄。那阵子我有点记恨,觉得她把我的规矩当成不信任。
再后来,第四位妻子莱拉进了家门。她是萨利姆的表妹,丈夫病逝后,一个人养两个孩子。她曾在餐馆洗碗,手脚很麻利。她来找我时没绕弯:“我不求你养我。我会做事,也得把孩子的学费凑出来。”
我答应了。婚事办完,四位妻子都在吉达。我们按约定分开住,餐馆的工资和家用也各有账。可账归账,人情归人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没那么顺溜。
有天晚上,我看见莱拉把一只装钱的信封塞进围裙口袋。我当时正在点当天的现金,就叫住她:“这钱从哪来的?”
她停下手,脸一下红了:“我拿的,是你给孩子的学费。”
我翻开账本,指给她看:“这个月已经给过了。”
她抿着嘴:“小的又病了,药钱不够。”
我把信封拿回来,数了数,差八十里亚尔。我给她补了钱,可那句“你拿的”已经出口。她把围裙解下来,放到椅背上。那一晚我关门关得很响。第二天,她还是来上班,眼睛红红的,没跟我提那八十块。
我以为最难熬的也就这些。直到第五位妻子哈娜出现。
她比我小十五岁,之前在餐馆做会计。她懂英语和阿拉伯语,能跟供货商谈价,也能把每天的流水做成表格。她离过婚,自己带着一个九岁的儿子。她跟我讲得直接:“我想有份稳定的收入。你要娶我,就不能只说爱我。”
我也跟她说了实话:“店里不宽裕,家里人也多。你进门,账要公开。”
她点头。那时候莱拉已经和我分开住,后来我们正式离婚。她带着孩子搬去姐姐家,我给了她该给的生活费和一笔搬家钱。第五位妻子哈娜办妥婚事后,店里的账越来越清楚。
也就是那时,麻烦来了。
父亲去世,我接到儿子的电话,当晚就买了回国的机票。母亲身体不好,我不敢只待几天。奔丧、办手续、陪她看病,前前后后四个月。
我临走时把店门钥匙交给哈娜,把工资卡留给娜迪娅,又把几笔大账交代给萨利姆。我想着,几个人都认识多年,店不会乱。
五
我回到吉达那天,先去了餐馆。
卷帘门换了新的,招牌也换了。原来写着“建国饭店”的牌子,被拆下来靠在墙根。我从后门进去,里面多了两张收银桌,墙上挂着一块新牌子,写着“家常厨房”。
收银台后坐着哈娜。娜迪娅在灶台边炒面,阿米娜拿着进货单跟供货商说话。莱拉也来了,坐在角落里给两个孩子分饼。
我站在门口,半天没动。
“你们把店改了?”
哈娜抬头看我:“改了名字,没卖店。”
我又看向账本:“钱呢?”
她把账本推过来:“在这儿。租金、货款、工资,都有。”
萨利姆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捏着一把旧钥匙。他说,店没停。四个月里,大家轮着顶班。原来的营业执照快到期,哈娜按当地规定办了续签。房租也到了日子,钱从店里收入里扣了。
我盯着那块新牌子:“那我的名字呢?”
娜迪娅关掉灶火,擦了擦手:“你人不在,店总得开。”
我火一下上来了:“我走的时候,没说把店交出去。”
哈娜也站起来:“你家里出了事,我们知道。可租金不会等你。员工也要吃饭。”
我看见她手背上有一道烫伤,没来得及结痂。桌上还放着我留下的工资卡。卡旁边压着一叠医院单据,都是娜迪娅母亲那段时间的药费。
萨利姆低声说:“你别急。她们没把你的钱拿走。我也替你垫过一笔。”
他顿了一下,又说:“我家里也不宽裕。可店里二十多个人等开工资,我不能看着门关上。”
我这才知道,所谓“惊了”,不是她们把店卖了,也不是把钱分光了。她们把店撑了四个月,按当地手续换了经营名义,五个人一起把生意继续做了。她们没通知我,因为她们怕我在奔丧时还得惦记店。
我把账本合上,声音压低了些:“你们可以撑店。改我的牌子,得先跟我说。”
哈娜点了点头:“这句你说得对。”
我当着她们的面,把钥匙放在柜台上:“以后账我不一个人管。该我签的,我签。该你们说的,你们也得说。”
没人吵。灶台上的油还在响。我站在那里,心里像压着一块没搬走的砖。
六
那晚我们把账摊开来算。四个月的流水、工资、租金、维修费,一笔一笔核。
账没错。店里的净收入比我想的少,但也没有亏。哈娜把续签文件递给我看,签字的人是她,担保人是萨利姆。换经营名义这件事,确实是为了让店能继续营业。
娜迪娅给我倒了杯茶。她说:“你回来,我们当然高兴。可你不能一走四个月,回来就当什么都没动过。”
我摸着茶杯沿,想了会儿。母亲要人照看,儿子也劝我留在国内。可店里有我的积蓄,还有二十多个员工。我不想把他们的饭碗一扔了事,也不愿再一个人扛所有事。
我看着几位妻子:“店继续开,我把股份和账说清楚。以后我不管日常了。国内我得多待,母亲身边不能没人。”
哈娜问:“你是不回来了?”
“回来,但不天天守店。”
我决定把管理权交给她们,自己保留一部分股份。账目每月核一次,经营变更也要所有人签字。几个人听完,都没说漂亮话。只把该签的纸拿出来,逐张看。
临走前,我对娜迪娅说:“我为什么走,你们都知道。店我没丢给你们,是我得回去陪我妈。”
她点点头:“知道。路上慢点。”
七
第二天,我把餐馆后门那把旧锁换了。新钥匙留给哈娜,备用钥匙放进标着“建国”的铁盒里。
回国前,阿米娜塞给我一张进货单:“这回数量对,你看一眼。”
我扫了两遍,在底下签了名。
莱拉给我包了两块热饼,叫我路上吃。萨利姆把我的行李拎到车边,嘴里还说:“别把腰闪了,老周。”
我坐上车,窗外那块新招牌慢慢往后退。兜里还留着铁盒钥匙,硌着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