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6日是兰州解放77周年。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天组织了系列纪念活动，内容有烈士陵园敬献花篮、黄河游轮放河灯等。

中山桥钢梁上的弹孔没有被岁月磨平。兰州战役结束后，曾出现一件引人注意的事。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围攻兰州。

21日第一次总攻没有拿下，部队调整了几天。25日再次总攻，26日中午战斗结束。

这一仗歼敌2.7万多人，解放军伤亡8700多人，马步芳的主力几乎被打光了。仗打赢了，清点战果时名单却对不上。

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俘虏名册里几乎找不到马家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再查阵亡和受伤人员，也没有这批人。

几万人的队伍被打垮了，带兵的头目却不见了。这些人去了哪里？兰州城北就是黄河，铁桥被解放军控制，溃兵只能冒险渡河，淹死了很多人。

还有一部分往西宁方向跑，马步芳父子也逃回了青海。马步芳本人跑得最快。

兰州一丢，他就从西宁坐飞机去了重庆，后来经埃及到了沙特，当上了台湾地区当局派驻沙特的所谓“大使”。

守兰州的是他儿子马继援，宁夏的马鸿逵和他一向不和，没有出兵救援。彭总为什么盯着这批军官不放？

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围攻，几千名红军将士牺牲，西北的老红军一直记着这笔血债。马家军靠宗族和教派抱成一团，军官回乡号召一下，就能拉起一支队伍。

据说彭总当时很生气，说这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青海最先出事。

有资料记载，马步芳父子逃走前，留下密令，要求赵遂、谭呈祥、马英等残余军官“化兵为匪、藏匿武器、待机暴动”。这些人假装投降，背地里收拢散兵，囤积枪弹。

马英最典型。他原来是马步芳骑兵第八旅旅长，1949年9月被一军一团追上后投降。

解放军把他和其他校级以上军官送到西宁军官训练处学习，管理相当宽松，甚至允许他们回家居住。马英就利用这个机会溜了。

他召集躲在山里的旧部，又拉拢地主恶霸，在大通一带发动叛乱。12月5日拂晓，马英带领几千名匪徒包围了桥头镇和大通县城。

守军和群众一起守城，援军赶到后内外夹击，击毙土匪300余人，俘虏500余人。谭呈祥也属于“失踪名单”上的人。

他原是第82军100师少将师长，1949年9月8日在西宁投诚，11月就参与组织叛乱。1950年1月4日，马忠义、马成贤等20多名旧军官在化隆卡里岗开会，成立所谓“新编第八十二军”。

甘肃也不太平。1950年5月，平凉一带爆发“五八”叛乱。叛匪打出“忠义军”的旗号，到处拉人入伙，还想攻占县城。

西北军区调来骑兵部队和独立师围剿，7月底平息了这次叛乱。

1950年10月，彭总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此后西北剿匪主要由西北军区和地方党委负责。

1952年春，叛匪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裹胁上万群众攻打西吉等县城和区乡政府。暴乱波及4个县66个乡，干部、战士和群众伤亡近2000人。

当时朝鲜战场还在打仗，叛匪喊出“前方细菌战，后方斧头干”，想和外部势力里应外合的意图很明显。这次平叛的做法值得一说。

部队先打垮叛乱主力，然后宣布放下武器的一律从宽，被骗参加的群众回家种地，不追究过去。孙作宾和马震武进入西吉滩，劝降了匪首马国瑗，其他大小头目也陆续投降。

最危险的阴谋藏在西宁城里。赵遂、谭呈祥、杨修戎这些骨干，表面上接受学习改造，暗地里策划让手下在湟光电影院底下埋炸药，想等一军主要领导集中时动手。

解放军早有防备，提前把这伙人抓了起来。现在回头看，彭总那句话一点没说错。

打散一支军队不算太难，难的是拔掉它在地方上扎下的根。这些军官有人脉，藏着枪，在族里说话有分量，换上便装就混进了老百姓中间。

西北剿匪因此拖了好几年。解放军的办法也在不断调整。光靠打，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

后来改成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一起用，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再通过土改让群众得到实惠。老百姓心里踏实了，土匪就没地方藏身了。

这段历史放到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外部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挑事，几十年来手法没多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的经验很朴素：部队要打得赢，群众工作要做细，老百姓日子过好了，挑拨的话就没人信了。当年马家势力盘踞的临夏，现在变化很大。

今年10月15日，甘肃省2026研学旅游大会在临夏州和政县松鸣岩研学小镇举办，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研学机构、旅行商及媒体代表等400人到场。今年1月至9月，甘肃接待研学团队近3万个，研学人数突破350万人次。

中山桥上的弹孔还留着，西北七十多年的太平来得很不容易。彭总当年的警觉，今天照样用得上：打了胜仗先别急着庆功，回头看看名单上少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