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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担心的事?日本的光刻机卖给中国,就可以实现5nm工艺

在全球半导体的宏大棋局上,光刻设备始终是最死磕咽喉的战略重器。只要提到突破先进制程,各界目光总会立刻锁定荷兰ASML的EUV设备,仿佛那是通往未来的唯一大门。然而,这堵高墙之外,日本企业正在悄然孕育着打破封锁的底牌。

佳能推出的纳米压印技术,如同极其精密的微型“盖章”,硬生生在硅片上压印出适用于5纳米级别芯片的图形。而尼康则深耕传统的ArF浸没式多重曝光,同样在逼近先进制程的极限。一向低调的日本厂商,恰好握着几条绕开极紫外光源的技术路径。

华盛顿真正焦虑的,正是这套绕行路径一旦成熟并失去约束,耗费无数心血围绕ASML建立的管控体系就会瞬间出现致命缺口。这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突围,更意味着半导体产业铁幕的重新洗牌。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半导体的突围与技术纠偏始终贯穿在每一次工艺节点的挣扎中。

很多听众想要更深地理解芯片背后的原理,可以从最基础的源头开始讲解,方便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看懂这件事。说到芯片性能,大众都知道晶体管数量越多越好,简单来说,晶体管本质上就是用来做计算的开关,对应 0 和 1 两种状态,晶体管数量越多,芯片的计算能力就越强。

这背后还有对应的数学理论支撑。十九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提出了布尔代数,这套理论可以把算术计算,比如一加一等于二这类运算,转化成逻辑运算,也就是与运算、或运算。这类逻辑运算,刚好可以用开关来实现,一个晶体管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想要实现更加复杂的计算,就需要更多晶体管。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础结论:晶体管数量越多,能够实现的逻辑运算就越复杂,进而支撑更加复杂的算术运算,计算机的性能也就越高。晶体管数量越多,CPU 的算力就越强。想要提升晶体管的数量,办法就是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

从早期几十微米,缩小到一微米、亚微米级别,再到几十纳米,最后到现在的几纳米。数字越小,大体上代表这款芯片工艺越先进。这里刚好就撞上聊的主题,也就是很多广为流传,但并不准确的观点。

大众常说最新的工艺是三纳米,可如果拆开一颗三纳米晶体管仔细观察,晶体管本身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尺寸刚好等于三纳米。

拿七纳米工艺举例,对应的参数,七纳米工艺的栅间距是五十四个纳米,还有一个指标叫金属间距,数值是四十纳米或者三十六纳米,不同厂商的参数会有小幅区别,但都远远大于标注的七纳米。栅间距指的是两个晶体管之间的距离。

每一个晶体管都有一个用来控制的电极,叫做栅极,栅间距就是一个晶体管的栅极,到相邻晶体管栅极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压得越小,同一块芯片上就能放下更多晶体管。

金属间距的概念和栅间距类似。栅间距和金属间距,可以理解成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单颗晶体管在芯片上占据的面积。两者相乘,决定了晶体管能做到多小,也决定了单颗芯片上晶体管的密度。

日常所说的十四纳米、七纳米,既不是栅间距,也不是金属间距,本质上只是一个命名标签。这个命名方式的由来,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年代,行业用晶体管的栅长,也就是栅极的长度,衡量晶体管的尺寸大小。

栅极是用来控制晶体管的结构,一般由金属构成,这条金属线的宽度,就是当时加工的极限,代表工艺最小能刻出多细的线条,这个极限直接决定晶体管的最小尺寸。九十年代,用栅长这个物理尺寸标注工艺节点是成立的。

摩尔定律的规则就是每两年迭代一代工艺,晶体管的长和宽各自缩小到原来的零点七倍,两者相乘之后,面积大约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如果芯片整体面积不变,芯片上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就可以翻倍,摩尔定律就是这样形成的。

但是到了 2000 年之后,大概在 2005 年前后,栅长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按照每一代缩小零点七倍的节奏往下推进。原因很简单,栅长越短,晶体管漏电现象就越严重,漏电会带来大量发热。

厂商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之前的收缩节奏,每一代栅长可能只能缩小零点九倍,或者零点八倍。这就给行业带来一种挤牙膏的感受,芯片性能提升的幅度,变得不再明显。

可厂商不愿意放弃这套已经形成行业共识的命名习惯。大家默认下一代工艺节点,直接用上一代的数字乘以零点七,十纳米的下一代就是七纳米,七纳米再乘以零点七就是五纳米。到了这个阶段,几纳米就变成了一个营销标签,不再是真实的物理尺寸。

如果日本的光刻机能够绕行壁垒并卖给中国,就可以实现5nm工艺,这证明了几纳米这道难关并非只有死磕EUV一条路。大众习惯拿手机最先进的制程,去评判所有芯片。但实际上,能够用到这类顶尖先进制程的设备,数量非常少。从工艺节点本身的差距说起,再讲实际消费体验上的区别。

按照之前的迭代节奏,每一代工艺节点大约乘以零点七,七纳米的下一代是五纳米,五纳米再往下才是三纳米,中间隔了两代。摩尔定律原本一代周期是两年,两代就是四年,这只是一个粗略推算,并不严谨。现在摩尔定律的迭代周期,已经拉长到三年左右,两代的时间差就变成六年。

这个估算依旧不够精准,五纳米节点开始,行业引入了 EUV 光刻机。想要从成熟工艺一路推进到三纳米,必须跨过 EUV 光刻机这个门槛。目前还没有 EUV 光刻机,同时设备处于禁运状态,短时间之内很难完成研制。就算研制成功,还需要漫长的调试、优化周期,才能实现大规模量产。

所以真实的时间差距,有可能会更长。这是从技术层面做的分析。放到普通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上,同等功耗条件下,性能提升并不算高,按照摩尔定律原本的预期,晶体管数量翻倍之后,性能应该接近翻倍,而不是只有百分之十五。这就说明,行业已经撞上了新的瓶颈。

很多计算瓶颈,限制了芯片性能转化成用户体验。现在主流的计算机架构是冯诺依曼架构,CPU 和内存分属两个独立芯片,依靠来回搬运数据完成计算。数据搬运的过程,会消耗大量算力和功耗。CPU 本身算力不断提升,但是内存的数据供给速度跟不上。

CPU 很多时候处于等待数据的状态,算力空耗,或者因为温度过高,强制降频运行。本质上,数据传输,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瓶颈。之前训练大模型的时候,GPU 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同样是非常突出的效率门槛。

当数据传输瓶颈与制造端禁运双重叠加,这也正是美国最担心的事开始应验:极紫外光刻机不再是芯片突围的唯一解法,日本企业的技术路线开始越过旧有的物理高墙。行业内部多次提到摩尔定律,很多人对摩尔定律的理解都比较模糊,大致印象就是两年左右芯片性能翻一倍。

实际上摩尔定律经过多次调整,描述的对象也发生过变化,现在周期已经拉长到三年左右。摩尔定律在 1965 年被提出,到现在已经将近六十年。最初戈登・摩尔提出的版本,是芯片上晶体管数量每十二个月翻一倍。

到 1975 年,也就是摩尔定律提出十周年,摩尔在行业会议上修改了这个判断,调整为每两年翻一倍。当时判断行业发展遇到瓶颈,原本支撑芯片规模翻倍的三个因素,只剩下两个,迭代节奏被迫放缓。第一个因素,晶圆尺寸持续变大。

最早的晶圆是两英寸,之后逐步升级到四英寸、六英寸、八英寸、十英寸,现在主流最大晶圆是十二英寸。在 1975 年那个时间节点,晶圆尺寸还在持续扩张。第二个因素,晶体管持续缩小,这两个趋势,摩尔判断还会继续延续。

第三个因素,依靠电路布局优化,在同一块晶圆上放下更多晶体管。芯片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晶圆上还有空余面积,可以通过布局调整塞进更多晶体管。

等到 1975 年,CCD 存储芯片出现,芯片版图已经排布得非常饱满,没有多余空间可以利用。摩尔判定,依靠布局优化增加晶体管数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这个增长因素就此消失。

书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法,还有一条关于摩尔定律的定律,就是每过两年,不相信摩尔定律的人数量也会翻一倍。摩尔定律流传几十年,戈登・摩尔本人离世之后,行业内部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

一部分人依旧相信摩尔定律具备很强的指导意义,另一部分人认为摩尔定律早就失效了,只是行业的自我安慰。比如芯片制程,很多时候并没有按照摩尔定律的节奏推进,厂商只是换一个纳米标签,让它看起来符合预期。

翻倍周期不断拉长,变成两年半、三年,甚至更久,直到摩尔定律彻底停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摩尔定律最核心的出发点,其实是成本。本质上是一条关于成本的判断:芯片规模提升,单颗晶体管的成本会下降。芯片面积不变,晶体管数量翻倍,分摊到每一个晶体管上的成本就减半。

核心目标是降低成本。两年翻倍,成本两年减半;周期拉长到三年,成本就要三年才能减半;拉长到四年,成本下降的速度会进一步变慢。换算成每年的成本降幅,如果这个降幅,跟不上 CPI 物价上涨的幅度,两者相互抵消,摩尔定律就不再具备成本层面的优势。

这点非常关键,摩尔定律是站在成本、商业角度提出的。很多人容易产生误解,名字里面带定律两个字,会误以为它是物理定律。并不是像牛顿第二定律那样的物理规律,只是对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这个预测,也起到了行业号召的作用。

大家默认两年完成一次翻倍,设备厂商、材料厂商、芯片制造企业,就会提前规划对应的工艺、设备、技术储备,整个行业同步按照这个节奏推进,整体的产业成本最低。如果各家企业各自摸索、盲目研发,很容易出现技术路线不匹配,最后无法落地的情况。

除了技术驱动,摩尔定律同时也是重要的市场驱动力。摩尔定律的降速与高昂代价让传统设备举步维艰,当时很多人认为突破极限只能靠ASML,但现实是,日本的光刻机通过另辟蹊径的压印路线,向5nm工艺制造了意想不到的技术与成本红利。

七十年代日本推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这个案例,和当下的产业环境参考价值极高。日本由政府牵头,联合东京大学等高校,东芝、NEC、索尼等企业共同参与,项目拆分成多个小组,分头攻克不同技术方向。

这套计划在八十年代收获成果,日本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板块,一度在全球具备极强竞争力。日本存储产业的崛起经验,值得拆解。日本选择存储器作为突破口,是非常务实的选择。存储芯片设计逻辑相比 CPU 这类逻辑芯片简单很多,架构固定,不需要频繁迭代指令集和微架构。

美国厂商在 CPU 架构创新上优势明显,这是日本的短板。日本的优势集中在制造业,工人管理规范,擅长控制生产成本、提升晶圆良率。日本厂商把制造优势发挥到极致,持续压低 DRAM 成本,实现大规模量产,抢占美国存储市场份额。当时日本本土人力成本偏低,进一步放大了价格优势。

这套成功路径,同时埋下后续衰落的隐患。九十年代 PC 和互联网产业爆发,整机价值重心转移到处理器,DRAM 的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韩国存储厂商同步崛起,三星、海力士推出容量更大、成本更低的存储产品,和日本厂商正面竞争。

直到今天,三星、海力士依旧是全球存储芯片龙头,美国仅剩下美光一家头部存储企业。还有很多人会提到贸易因素,广场协议、反倾销调查,对日本低价存储芯片在美国市场销售形成限制。技术商业层面的问题和贸易层面的约束,同时存在,很难简单分出主次。

技术路线上,日本固守存储赛道,错过了 PC 时代 CPU 带来的新增长曲线。贸易层面,美国本土半导体市场大量被日本产品占据,本土厂商生存空间被挤压,美国通过各类协议限制日本低价芯片倾销。两条线同时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形成压力。

回看这起事件,曾经日本在存储领域的发展让美国极度忌惮,如今这把绕开限制的钥匙握在日本手里,如果相关设备真的卖给中国,无疑将彻底打破现有的封锁格局。国内半导体产业现在的局面,是产业链条很长,短板分散在不同环节。

设计环节有不少企业可以拿出可用芯片,制造环节持续推进工艺迭代,封测板块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但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芯片设计企业,很难稳定拿到适配工艺;制造工厂,缺少足够多的本土芯片设计订单持续跑通工艺良率;软件生态层面,更是和海外成熟体系存在巨大差距。

软件生态恰恰是最难追赶的一环,不是单纯靠芯片硬件性能达标就能解决。生态积累十几年,海量开源模型、行业工具、开发者教程、企业业务代码全部基于这套体系搭建。想要迁移,意味着企业要重构整套业务代码,重新验证模型精度,投入大量人力成本,企业天然缺少迁移动力。

回到芯片历史里面反复出现的规律,不管是 DRAM 还是 CPU,新技术刚诞生的时候,往往都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陷。DRAM 断电丢数据,在当年属于违背行业常识的缺陷;早期 CPU 算力孱弱,只能做简单计算,大企业直接判定没有商业价值。

判断一项新技术有没有长期价值,不能只看当下的短板,要看短板能不能通过工艺、架构、配套方案弥补,以及有没有某个场景愿意接纳缺陷,换取独有的优势。DRAM 丢数据的缺陷没法消除,但搭配硬盘存储,就能发挥高速读写优势;

早期 CPU 算力弱,但胜在可编程通用,能够不断拓展控制场景。放到国产芯片上也是一样。现阶段很多国产GPU,峰值算力、软件兼容性、稳定性对比海外头部产品还有差距。但只要找到愿意试用的客户,在真实业务里持续收集问题、迭代版本,产品就会一点点成熟。

客户试用这个环节非常关键。当年为 CPU 找到电梯、交通灯、微波炉控制场景,本质就是寻找愿意接纳初代产品局限性的客户,拿到落地反馈,反过来优化芯片。没有真实场景的打磨,芯片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指标层面,纸面参数好看,实际业务里故障不断。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竞争的力量不可替代。

市场里的客户会提出非常苛刻、具体的需求,功耗、延迟、稳定性、成本,每一项指标都要贴合业务。客户不会因为扶持政策就接纳不好用的产品,只有产品真正解决问题,订单才会持续到来。

订单带来营收,营收反哺研发,形成正向循环。半导体产业的迭代,是以十年为单位的长跑,不存在短期弯道超车的捷径。历史里所有实现追赶的产业,都离不开持续的积累、试错、失败、调整。

日本存储产业的成功,是无数工厂反复打磨良率一点点堆出来;国产半导体的崛起,也会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场负责筛选产品,政策负责托底基础,企业负责持续试错创新,三者各司其职,才是相对健康的模式。

单纯依靠大包大揽,容易脱离市场需求;完全放任市场,基础投入周期太长,资本不愿意进入,短板环节长期无法突破。这也是复盘芯片整个发展历史之后,能够得到最重要的启示。无论是漫长周期的技术试错,还是生态场景的搭建接纳,半导体前沿阵地的每一步跨越都充满着意想不到的变数。

纳米压印技术从最初由周郁教授提出的实验室构想,历经多年跌宕起伏,到如今被佳能等巨头接手并推向量产的边缘,已经真实地展现出印制5纳米级芯片图形的庞大潜力。

不可否认,这种类似于物理“盖章”的设备在吞吐量、极其微小的颗粒缺陷控制以及模具长期寿命上依然存有短板,短期内也更偏向于结构高度重复的存储芯片领域。但这足以让大洋彼岸的封锁者感到深切不安。

美国担心的从来不是某一台特定的机械设备流入他国,而是极紫外光刻机之外的替代路径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且具备经济可行性。

日本光刻机一旦补齐了这块拼图,打破原有的管控闭环,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先进制程的突围就多了一把极其强悍的钥匙,这场科技博弈注定会走向全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