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乌索普
前阵子跟一个老朋友吃饭。
他做知识付费,团队二十来号人,去年营收一千多万。这数字放在朋友圈里能发一条,我也确实见他发过。
那天他喝了点酒,说了句我记到现在的话:我比三年前更穷了。
我问怎么讲,他掰着指头算:平台抽一轮,投流烧一轮,二十个人的工资社保再扣一轮,房租和税扣一轮,一千多万落下来两百来万。三年前他一个人干,营收三百万,净的比现在还多。
他自己的时间更吓人,三年前一天能写完一篇稿,现在一天开四个会,见两拨客户,回三百条消息,晚上十一点才有空看自家的产品。
他说这两年最大的成就是养活了一个团队,最大的损失是我自己没了。
我当时没接话,他算的每一笔都对,加在一起却对不上。
这事得从明朝说起。
那会儿朝廷把人户分成民、军、匠三等,手艺人一律编进匠籍,叫匠户,世代相传。老子打铁,儿子打铁,孙子还打铁,改行是不允许的。
匠户得给官府干活,一种是住坐匠,每月上工二十天;一种是轮班匠,每三年进京做三个月,路费自己掏。
到了成化二十一年,也就是一四八五年,朝廷出了个新办法,叫以银代役,你不想去可以交钱抵。交多少?《大明会典》上写得清楚,南匠每月九钱银子,北匠六钱。
这个细节我头一回看到时愣了半天,连你的时间值多少钱,都还分南北。
白白干三个月,和交九钱银子,中间隔着的不是钱,是这三个月归谁。你交了银子,这三个月才是你的;你不交,这三个月就从你命里划走了,划给谁你不知道,也不重要。
这就是第一层,你的时间不属于你,别人替它定了个价,你只能在这个价上把自己卖出去。
今天没有人给你编匠籍了,但价目表还在,只是换了主人。
我认识一个做设计的朋友,姓陈。他按天报价,一天一千二。去年接了个长期客户,一天八百,一个月排二十二天。我问他这么便宜还接,他说闲着也是闲着。
这话里有第一层最要命的东西,卖时间的最怕空着。空着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时间不值钱,所以他宁可降价把它填满。填满之后,他更没有时间去找更好的客户,下个月还是八百。
他后来想通,单价从三百涨到三千,升的只是单价。
三千之后他一个月最多接八天,剩下的时间要见人、改稿、追款、学新软件,八天里还有两天返工。他说这哪是涨薪,是把工时压缩了。
所以第一层真正比的,是谁的时间被定得更贵,定这个价的人不是你。
这一层不只有穷人。年薪百万的高管,一天也被董事会定好了价。挣多挣少是一回事,时间归谁,是另一回事。
老朋友为什么营收上去了反而更穷?因为他把自己从一天卖一次,变成一天卖二十次,卖得更彻底了。
第二层不卖自己的时间了,开始调动别人的时间。调动的前提,是先把一部分东西让出去。
清朝的晋商把这件事做成了一套制度,叫身股制。徐珂在《清稗类钞》里写得直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财东出银子占银股,掌柜和伙计出力也折成股,一分钱不出,年底一样分红。商界流传一句话,叫“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
乔致庸办大德通时,身股还只给掌柜,后来才扩到出师之后的伙计。
电视剧《乔家大院》给这个转变编了段起因,有个伙计叫马荀,四年学徒,又干了十年伙计,票号八成的生意是他跑下来的,年薪二十两,他递了辞呈。
情节是编的,拧住的却是真问题。马荀不是被怠慢的人,是被使用的人。你把一个人用到极致,却始终按“出力的”给他定价,他早晚要问一句,这生意到底是谁的?
乔致庸没给他加薪,改了章程,改完之后,大德通的身股从九股多涨到二十多股,银股一直没动,赚的钱一半以上分给了出力的人。
外人看,以为他大方,他买的是这些人不肯走、不肯糊弄、不肯拿手艺给别人干。
这里头有个坎绕不过去,会干活的人最难放手,因为动手有安全感。你自己写一篇稿,好坏当天就知道;让下面的人写,得等,得改,得容忍他写得比你差。
还有个做私域的朋友,公司三十人,他是唯一能谈下高客单的人,一年只能谈八十单,再多就要吐血。
他招过三个销售,都走了,因为他忍不住在客户面前把话接过去。他说,一听他们讲得不对,手心就痒。
他卡在忍受力上,得受得住别人做得比你差,还得受得住中间那一段业绩下滑。
这里头还有个更难看的真相,晋商票号后来衰败,学界有一种分析是身股被无限放大,总额超过银股,权责利失衡。你为了调动别人,把主导权一点点分出去,分到最后自己说话不算。
所以第二层是拿主导权换规模,换的过程中一直在失血。换得好,你是分钱的人;换不好,盘子大了,你被人从盘子里挤出去。
那个老朋友就卡在这儿,他招了二十个人,可客户他自己见,方案他自己定,报价他自己拍,让出去的只有执行。
所以他还在第一层,只不过卖的不止自己一天,是二十个人一天,他站在中间收所有人的工时。
第三层,比的是谁定什么叫数。
河南南阳有个镇叫赊店,清朝乾嘉年间十六个省的商人往那儿聚,修了座会馆,修了一百三十六年,会馆里留着两通老碑。
早的那通叫《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雍正二年立。戥秤是称小份量的精密小秤,各家自备,准星不一,缺斤短两追究不了。这通碑干的事就一件,把一斤到底是多少,由全行业公议定死。
我看这段时想起的是菜市场,你买一斤排骨,回家一称八两半,怎么办?证明不了是他的秤有问题还是你家的秤有问题。所有人都在这个模糊里吃亏,也都在这模糊里占便宜,所以谁也提不出意见。
晚的那通是乾隆五十年的《公议杂货行规碑》,刻了十八项规矩,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包用,不许虚假包装;不得论堆,必须逐宗过秤;不得在门口拦路会客,任客投主。还有一条最有意思,不允许打价格战。
官府没有下命令,是商人自己坐下来议,议出共识,再禀明县太爷批准,刻在石头上,走完这三步,规矩才有强制的力量。
定规矩要付代价,新开一家行先交五十两官银,你还得承担同行的记恨,因为你把所有人的便宜都堵上了。
真正挡住人的还不是这五十两,是你一旦把规矩立起来,第一个被框住的是你自己。
今天你说了算,明天这条规矩就贴在你脸上,你想通融一回,别人拿碑文指你。敢定规矩的人得先认一件事,我以后也不许例外。
比这更难的是资格,多数人心里有个默认设定,规矩是上面的人定的,轮不到我。于是他想的所有办法都在既有的框里找位置,没想过框本身是可以议的。
第三层的人不参与比价,因为价格是他定的。判断有个朴素的标准,一个产品提价之后买的人基本不变,定价权就在你手上。
一提价客户就跑,你还在第一层,只不过你的货是产品,不是时间。
杭州有家面包店,店主是个九五后,网上叫自己“咕噜爷”。
店一天最多烤两三炉,六七十个,全店只做四种面包,招牌的那种七十块,排期已经排到要等一年左右。
有人劝他换个大窑炉,产能翻几倍,订单那么多,傻子才不换,他没换。
妙就妙在这儿,当初选炉子,他特意挑了小型定制款。市面上不是没有大炉,他不要,理由简单,打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量产。他把自己一天能做多少,用一台机器焊死,连自己日后反悔都没门。
他也给顾客打退堂鼓,说面包有柴火焦苦味,吃不惯会失望;快递到远的,提前告诉人家赏味期只有三天;不满意随时退款。
有人问他秘诀,他说,大家一开始出发点就错了,冲着怎么赚钱去,自然慢不下来。
这个人是第几层?
他没有团队,没有融资,挣的钱估计还不如那位老朋友一年的零头。按前两层的尺子,他在下面待着。
可他不比价,不比谁卖得多,不比谁开分店快,甚至不比谁的面包好吃。他只干一件事,定下自己一天做多少个、卖多少钱、不接多少单。
第三层从来不是高位者的特权,它不看你多大,看那个数是不是你自己定的。
反过来也成立,很多坐在高位上的人,一层都没上去。
那位老朋友名下二十个人、一千多万流水,报价是客户谈下来的,节奏是平台算法推着走的,一天是员工和会议切碎的,他手里没有一个数自己定。
也许这才是“更穷”的意思,账上的钱没少,可支配的东西少了。钱在进来,人在往外出,出的是一样比一样要紧的东西。
明朝那个匠人每月掏出九钱银子,把三个月从官府手里赎回来。今天的人省下了这些碎银,把整年都交了出去,还觉得自己在创业,在上升。
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别人写好的价目表上找自己那一行,找到了,觉得踏实。
其实还可以自己写一行。
作者简介:乌索普,富书作者,不要陷在情绪里,犯错后,首先原谅自己,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就当请大地喝一杯,往后的路会更好走,富书第6本新书《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已出版,你的生活需要学会翻篇,走出内耗,接纳自我,和500万人一起升级生活认知,本文:富书,本文版权归富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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