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维尔纽斯老城边上开了间小贸易行，卖点中国产的日用小百货，顺带帮国内几家厂子盯着波罗的海这边的物流。铺面不大，雇了俩当地人，一个叫莉娜，一个叫马柳斯。马柳斯以前在克莱佩达港开叉车，后来港口的活儿少了，跑我这儿来搬箱子。
上个月底，马柳斯进门把手机往柜台上一搁，说：“老板，你看这个。”屏幕上是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的网站，一篇文章，作者叫扬库纳斯，议会里一个议员。标题翻成中文大概意思是，新政府必须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马柳斯不识汉字，但他知道我看得懂，专门找出来给我看。
文章里扬库纳斯说了一句话，马柳斯念出声来，念完了自己先乐了：“当时有人谈‘领导力’，但如果一个人独自前行却无人追随，那并非‘领导力’，而是愚蠢。”
我问他乐啥。马柳斯把手机收回去，说：“他骂的是前外长那帮人。2021年挂那块牌子的时候，我在港口上班，天天听人吹咱们立陶宛当了‘抗中先锋’。先锋了不到俩月，港口的班列就少了，再后来我叉车也不用开了。”
扬库纳斯那篇文章里说得比我清楚。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当局在维尔纽斯设“台湾代表处”，全欧盟十八个国家都用“台北”，就立陶宛非要写“台湾”。结果呢，当年十二月立陶宛对华出口直接掉了九成多。马柳斯不懂什么“价值观贪婪”，他就知道克莱佩达港的中欧班列改道以后，码头上集装箱堆得没以前高了，一千多家物流相关的公司关了门。
但真正让我觉出这事儿有意思的，不是扬库纳斯骂得狠。是他骂完了之后，立陶宛政坛那帮人的反应。
我有个老客户，在考纳斯开奶制品加工厂，姓保利乌斯，跟罗基什基斯那边有供货关系。罗基什基斯是立陶宛百年乳企，以前在中国高端乳制品市场能占到一成多的份额。保利乌斯去年跟我吃饭的时候说，那家厂子三条对华生产线全关了，牛奶倒了不少。他端着啤酒杯跟我讲：“你们中国不买，我们卖给谁？欧盟内部市场就那么大，德国人自己的奶都喝不完。”
扬库纳斯文章里还提了一件事，说立陶宛企业不光直接对华出口受影响，给德国企业做零部件的那些厂子也挨了刀——德国人怕供应链里有立陶宛产的部件影响对华生意，悄悄把订单挪走了。保利乌斯说他们厂子给一家德国包装企业供一种食品级薄膜，2022年春天那家德国公司发了个函，说“出于供应链稳定性考虑”，把订单转到了波兰。保利乌斯把那封函打印出来贴在办公室墙上，底下用红笔写了一行：“稳定性。”
所以扬库纳斯说“数亿欧元”损失的时候，保利乌斯不觉得这是议员在夸张。他跟我算过一笔账：罗基什基斯一家，对华出口归零，三条线关停；维尔纽斯一家干了二十六年的半导体公司，营收从七百万欧元掉到三十来万，去年直接停产裁员。这还没算港口和物流那边丢掉的饭碗。
但最让立陶宛这边难受的，是当初指望的“补偿”没落地。扬库纳斯文章里翻台湾的旧账，说台湾在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那些地方搞“金钱外交”，屡屡沾上洗钱和政治交易的官司。保利乌斯有回喝多了跟我说得更直白：“他们答应在立陶宛建芯片厂，选址都没定下来。美国那边给了六亿信贷额度，到账的零头都不到，还附带一堆条件。”我让他小点声，他摆摆手：“我说的是实话，厂子关了你让我上哪儿干活去？”
马柳斯现在给我搬箱子，一个月挣的比港口少，但他没别的地方可去。他前几天问我，那个“台湾代表处”要是真改成“台北”，中国会不会多买点立陶宛的奶酪和木材。我说这事儿得看维尔纽斯自己怎么做，光改个名不够，得真把那个错认下来。
马柳斯听完没吭声，闷头把一箱货码到货架上。过了一会儿他冒出一句：“扬库纳斯说‘愚蠢’，我觉着这个词用轻了。他应该来港口看看，看看那些关了门的物流公司门口贴的招租条子，看看保利乌斯厂里那些四五十岁被裁掉的工人，他们一辈子就会干那一样活儿。”
我没接话。我知道马柳斯不是在骂中国，他是在骂当年拍板的那几个人。扬库纳斯文章里写得很清楚，那个决定是前外长团队单边做的，事前没跟国会商量，也没跟总统协调。几个人拍脑袋，底下成千上万人跟着买单。
前几天莉娜从外面回来，说议会那边又在吵。现任外长想把“台湾代表处”改成“台北”，一个前议员跳出来骂这是“投降”。莉娜撇撇嘴：“投降？当初挂那块牌子的时候问过我们吗？现在想摘，倒有人说投降了。”
我把扬库纳斯那篇文章存手机里了，有时候晚上关店以后翻出来看看。他最后那句话我琢磨了好几天——“必须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这话从立陶宛议员嘴里说出来，不是因为他突然喜欢中国了。是因为保利乌斯的厂子撑不住了，马柳斯的叉车没活儿干了，克莱佩达港的集装箱堆场空了一半。
马柳斯昨天搬完最后一箱货，坐在店门口台阶上喝咖啡，跟我说：“老板，你在中国认识人多，你帮我问问，要是立陶宛真改了那个名，港口那边的活儿能不能回来？”
我说我帮你问问。但我心里清楚，这事儿不是改个名就能翻篇的。扬库纳斯写了那么长一篇文章，核心就一句：当初那步棋走错了，现在得认。认了，才有下一步。不认，马柳斯的叉车就接着在我这儿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