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审判结束的78年后,俄罗斯外交部再次要求日本停止加速再军事化,表示将继续揭露侵略战争罪行。同一时期,《日本经济新闻》披露,高市政府正打算把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机构设进大学,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和太空技术。
老涂认为,高市政府要改变的是日本高校参与军事科研的方式。安倍时期用专项经费吸引教授和实验室参与防卫技术研究,如今政府准备设置长期运行的研究基地,让大学持续为自卫队装备开发提供技术和人才。日本战后坚持多年的科研界限将因此面临一轮制度性调整。
这次计划的特殊之处,在于研究基地将长期运行。过去防卫装备厅向大学征集课题,项目结束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如今政府打算在大学和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内设置固定据点,提供设备、岗位和持续经费,使军事技术应用成为大学长期科研方向之一。
但高市政府为什么偏偏选择高校?日本已有防卫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但它们主要围绕明确的装备需求工作。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太空等领域的重要突破,常来自用途尚未确定的基础研究。军方等到采购阶段才寻找技术,容易错过早期积累。而高校恰好拥有大量相关人才和实验室。
就拿人工智能来说,自卫队将来需要处理的卫星图像、传感器信息和无人装备数据越来越多,相关算法可以帮助识别目标、整理情报、协调不同平台。这些研究还涉及算法可靠性、算力和复杂环境中的通信。太空技术同样如此,卫星通信、导航和遥感可以提供持续的信息支持,相关基础技术需要多年试验。政府试图在大学里寻找的,是这些能够逐步转化为装备能力的研究成果。
报道强调的“新的战斗方式”,要求科研准备提前到装备采购之前。大学提出基础研究成果,防卫装备厅明确应用需求,企业负责工程化与生产。让几方持续合作,才能缩短从实验室走向装备的距离。
日本高校还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东京审判宣判后,日本社会反思侵略战争,科学界也检讨科研人员曾为军事扩张提供技术支持。此后,许多学者坚持研究目的应由学术界独立判断。日本学术会议两次发表声明,反对开展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不少高校据此形成了校内规定。即使军民技术界限不断变化,科研人员仍担心研究目标和经费由防卫部门决定,削弱大学自主选择课题的权力。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防卫装备厅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向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企业征集可能用于防卫装备的基础研究课题。研究人员可以用人工智能、材料、通信、能源等方向申请经费。基础研究的定位和允许公开成果的安排,降低了高校参与的门槛。
这一办法经过多年运行,申请情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变化。根据日本防卫装备厅公布的数据,最新一轮项目总申请数达到560件,最终获选47件。其中高校等机构的申请达到291件,上一年度是123件,获选项目中有30件来自高校等机构。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知名高校,也出现在首次获得资助的名单中。
虽然获选项目的比例仍然很低,但大量研究团队已经愿意围绕防卫部门的需求准备申请。即使最终没有获得资助,课题申报过程也会让研究人员更熟悉军用技术的需求,下一轮科研合作因而更容易展开。
这些数字说明,经费已经能够影响高校的实际选择。日本不少大学面临研究成本上升和资金竞争,拥有设备和人员的理工科团队尤其需要稳定支持。防卫部门提供新的资助渠道,研究人员就获得额外的资源来源。项目申请从少数团队扩展到更多学校,原来依靠校内共识维持的界限,也开始由各所大学和各个实验室重新判断。
安倍留下的影响体现在高校参与防卫科研的渠道逐渐形成,政府也开始了解哪些实验室拥有可用技术。高市准备在既有资助关系上增加固定场地、人员和任务。俄罗斯此前已将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苏联审讯档案移交中方,并重新认定14名涉战人员为战犯。东京审判结束78周年之际,俄方又表示将持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日本高校军事科研的变化因此受到更多历史关注,开始触及战后科学界划定的责任界限。
高市政府现在计划从政策文件、预算和机构建设入手。政府拟在安保文件调整中,将利用外部科研成果开发防卫装备写入《防卫力整备计划》,并在防卫产业基础战略中强调研究机构的作用,为基地建设和后续经费提供政策依据。
日本防卫白皮书还介绍过一种跨部门技术对接方式。防卫省把装备研发需求告知其他政府部门,再从其支持的民用科研项目中寻找适用成果。这表明日本已在尝试把民用研究纳入防卫研发。常设高校基地进一步把技术对接提前到基础研究阶段,允许研究团队围绕长期需求持续积累,无须等成果成熟后才寻找军用场景。
随后是经费与项目招募。按照报道,防卫省准备在下一财年的预算中申请资金,面向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公开募集若干项目,为其提供实验设备和研究人员岗位。日本政府拟由新设的防卫产业支援法人承担基地建设工作,并在未来数年逐步形成常设研究据点。现有材料显示这是拟议方案,具体学校和最终经费安排尚未公布。
这与安倍时期的竞争性拨款有明显差别。过去教授申请一次资助,研究人员按项目周期完成实验。常设基地能围绕同一方向持续投入,积累设备,长期聘用人员,让不同课题共享条件。大学可以由此调整院系资源,防卫部门也能减少反复寻找研究团队的成本。
研究课题由谁决定同样重要。防卫装备厅现行资助制度允许竞争申请、公开成果,并称防卫省人员不介入具体研究。但政府可以通过基地布局、资金规模和优先资助领域,影响大学的选题方向。原本研究通用图像识别的团队,可能在防卫经费支持下更重视侦察图像等军用场景。研究方法由学者掌握,研究重点也可能逐渐贴近装备需求。
这类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武器装备还有漫长的工程转化过程。大学解决某种算法或材料问题,防卫装备厅需要判断是否能够用于具体系统,企业再进行测试、集成和批量生产。常设基地不能替代制造工厂,但能让前端研究与后端装备开发更早建立联系。日本政府希望获得的,就是能够连续产生候选技术、降低后续研发不确定性的科研渠道。
现在日本政府愿意承担建设新机构的成本,和技术创新方式的变化有关。其防卫政策已经强调民用先进技术的作用。如今大学和商业企业在人工智能、计算、通信等领域推动创新,军方需要主动寻找科研成果。少数军工企业的内部部门难以覆盖如此宽泛的基础技术。
高端技术需要专业人才,也需要长期试验。高校过去对军事研究的限制,使军方能直接接触的团队相对有限。安倍时期的资金项目扩大了参与范围,高市政府希望将分散合作转化为长期科研能力,以配合防卫技术投入的增长。
但高校的态度会影响计划最终能否落实。过去一些大学因战后科研传统拒绝军事项目,现在各校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判断已经出现差异。部分研究者看重经费和设备,另一些学者担忧成果用途、学术自主和校内审查。日本学术会议的声明依然重要,各校的实际选择却更加分化。
这还涉及大学对研究成果的决定权。防卫经费能够帮助实验室购置设备、聘请青年教师,但它也会改变有限校内资源的分配。一所高校如果决定建设常设基地,就需要明确研究团队如何接受任务、学生是否参与、成果如何公开以及涉及军事用途的项目由谁审查。校方对于这些问题的实际决定,将影响该基地和普通大学实验室之间的关系。
高市政府利用既有资助制度积累合作对象,通过安保文件固定政策方向,再以常设基地留住研究人员。军事应用因此可能成为高校科研的长期需求,也让部分学校资源配置受到防卫政策影响。俄罗斯重提东京审判、要求日本停止再军事化,也使高校科研的历史责任再次进入公众讨论。研究者能否拒绝军方主导的课题、大学能否独立决定研究方向,将在基地选址、经费分配和校内审批过程中受到检验。
老涂认为,这项计划一旦按报道推进,日本防卫装备研发将拥有更稳定的高校基础研究来源。安倍政府打开了资助渠道,高市政府则准备把它发展成固定的科研组织。从竞争性拨款走向常设研究基地,日本高校与军事系统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更深的制度变化。这正是此次计划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