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是近年来被移送审查起诉最多的案种，其犯罪构成及处遇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醉驾是法律明文规定禁忌的行为，笔者从三个方面整理了关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观点，主要指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危险驾驶罪情况，而非由这一行为演变的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一、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典型的轻微犯罪，更细分属于典型微罪这一判断在规范层面有明确依据。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指出：“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中的轻罪，最高刑期为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喻海松在《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的轻罪应对》中，将危险驾驶罪归入微罪范畴加以讨论。从刑罚配置看，该罪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在刑法分则中处于刑罚最低层级，归入“微罪”具有规范依据。有研究以醉驾罪为微罪扩张的典型样本，指出微罪扩张伴生入罪人数过多、附随后果相对罪责偏重等负效应。

二、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不需要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抽象危险犯的定性在学理上属于通说，但对“抽象危险”能否反证存在分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明确：“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但他同时强调，“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并以“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为例，认为此种情形不应以本罪论处。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付立庆主张：“由于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推定的危险而非拟制的危险，因此应当允许反证危险不存在而出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亦赞同抽象危险可通过反证推翻的立场。相反，周光权在教义学层面认为不应允许对抽象危险进行反证，但他同时在立法论上主张将本罪限缩为“不能安全驾驶”的准抽象危险犯。2023年《醉驾意见》强调“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抽象危险要实质化判断”，在规范层面已部分吸纳了后一思路。

三、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涉罪人员的心理动机多为侥幸，主观恶性不大“侥幸”本身是描述性概念，醉驾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总体较低，但具体案件中仍需结合醉酒程度、驾驶环境、事后态度等因素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