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聚会是在我老丈人家里。一屋子人,菜还没上齐,话已经说热了。
我坐在沙发边上剥橘子,电视开着没人看。厨房里我丈母娘正把一盘切好的卤牛肉往桌上端,嘴里没停,说我大姨子又瘦了,是不是在县里上班吃不好。
大姨子坐在我对面,刚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腿上。她今天穿得素,头发随便扎着,脸上化了一点妆,遮不住眼底下那层青。听见“县里上班”四个字,她笑了一下,没接话。
我丈母娘把牛肉搁下,顺手拍了她一下胳膊:“问你呢,到底谈没谈?你二姨家那个闺女,比你还小两岁,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大姨子还是笑,说:“妈,我上班忙。”
“忙忙忙,一年到头就听你说忙。”丈母娘坐下了,筷子在手里没动,“县里能有多忙?你又不是县长。”
一屋子人都笑了。我也跟着笑,但我看见大姨子那笑停了一下,嘴角还翘着,眼睛先别开了。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的时候,杯底在玻璃桌上磕出一声轻响。
我老婆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盆汤,喊我接一把。我起身去接,听见她压低声音说:“你盯着我姐看什么呢?”
我说没有。
她没再问,转身去摆碗筷。
那顿饭吃得不算安静。丈母娘隔一会儿就把话题往大姨子身上带,问她单位有没有合适的,问县里房子贵不贵,问她一个月回来几趟。大姨子每回都答得短,说还行,说不用操心,说回来得少。
我注意到她手机亮了两次。她没接,只低头看了一眼,又翻过去。第二次亮的时候,她干脆把手机塞进了外套口袋。
我老婆坐在我旁边,夹菜时胳膊碰了我一下。我没看她,但我知道她也看见了。
饭后,男人们在客厅喝茶,女人们收拾桌子。我站在阳台抽烟,听见厨房里我丈母娘的声音又起来了,说大姨子过了年就三十六了,再拖下去,好的都让人挑完了。
大姨子没吭声。
我老婆出来倒垃圾,顺手把阳台门带上,站到我旁边。她没看我,眼睛望着楼下的路灯,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姐最近不对劲。”
我问怎么不对劲。
她说:“上个月她回来,接电话躲到厕所去。我进去拿东西,她慌慌张张挂掉,手机差点掉地上。”
我没说话。
她又说:“我看见了,是个男的。没存名字,就一个号码。”
我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阳台的旧花盆里。花盆里早没花了,只剩半盆干土。
我老婆转过头看我:“你说她是不是在县里谈着呢?谈着就谈着呗,瞒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我想说,谈着倒好了。可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一个人谈个对象,要瞒得这么严实。
大姨子从厨房出来了,手里拎着包,说晚了,得回县里,明天还上班。
丈母娘追出来,站在玄关那儿,说她:“这么晚还走?住一宿能耽误你多少事。”
大姨子说:“明天早班,来不及。”
我老婆说:“让姐夫送你吧,这么晚坐车不方便。”
大姨子看了我一眼,说不用,打车就行。
我丈母娘叹了口气:“你那个班,也不知道图什么。一个月挣那几个钱,还不够来回折腾。”
大姨子没接话,低头换鞋。我站在客厅里,看见她后颈那儿有一小截头发翘着,像是出门前没来得及梳。她弯腰的时候,包从肩上滑下来一点,她赶紧扶住,动作快得有点不自然。
我老婆过去帮她拎包,说:“姐,你有事别老自己扛着。”
大姨子说:“我能有什么事。”
她声音不大,但屋子里的人都听见了。我丈母娘张了张嘴,到底没再说什么。
大姨子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静下来。我老丈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挺大,像要把刚才那阵沉默盖过去。
我老婆收拾茶几,忽然说:“她肯定有事。”
我走过去,把她手里的空杯子接过来,说:“别瞎猜。”
她抬头看我,眼圈有点红:“我没瞎猜。她是我姐,她什么样我能不知道?”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她也不等我回答,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回家,我老婆一直没怎么说话。洗完澡出来,她靠在床头看手机,忽然把手机递给我,说:“你看,我姐朋友圈。”
我接过来看,大姨子发了一张照片,是县里那条老街,拍得模模糊糊,配了四个字:又一年了。
我老婆说:“她以前不这样。以前过年回来,还拉着我逛街,买一堆东西。现在回来吃个饭,凳子都没坐热就走。”
我把手机还给她,说:“人到了这个年纪,都有点自己的事。”
她没说话,把手机往床头柜上一扔,背对着我躺下了。
我关了灯,躺在那儿没睡着。我想起大姨子今天在饭桌上笑的那一下,想起她手机亮起来时她那个动作,又想起她弯腰换鞋时,后颈那截翘着的头发。
我忽然觉得,她那句“在县里上班”,不是一句回答,更像是一堵墙。她站在墙后面,家里人在墙外面,谁也不敢先伸手推一下。
因为我也不知道,墙后面是什么。
我翻了个身,摸到手机,想给大姨子发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再打,再删。
最后我把手机放下,盯着天花板,心里只反复响着一句话:她到底在县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我没问出口。
第二天是周一,我照常去上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老婆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说她一上午都没心思干活,老想着她姐昨晚那个样子。
我回她:别想了,她那么大个人,自己有数。
消息发出去,我自己都觉得这话空。有数,能有什么数。一个人要是真有数,就不会接个电话躲到厕所里,不会吃顿饭手机亮两下就慌成那样。
可我也只能这么回。我一个当妹夫的,总不能追着大姨子问,你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晚上回家,我老婆比我先到。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看,手里抱着个靠枕发呆。饭也没做。
我问她吃了没。
她说不饿。
我去厨房下了两把挂面,卧了两个蛋,端出来一碗放她面前。她拿起筷子,挑了两下,忽然开口:“我今天给我姐打电话了。”
我在她旁边坐下。
“我没敢直接问,”她说,“我就问她昨晚几点到的,路上好不好走。她说十一点多到的,挺好。我说你那个班别太拼了,身体要紧。她说知道。”
她顿了顿,把筷子放下。
“然后我就听见她那边有个男的说话。声音不大,就一句,好像问她什么东西放哪儿了。我姐马上说,我先挂了啊,明天再说。挂得特别快。”
我没吭声,端起面吃了一口。面有点坨了。
“你说,”我老婆看着我,“一个女的租的房子里,晚上十一点多,有个男的。这算怎么回事?”
我说:“也许是同事,去拿个东西。”
“你信吗?”
我没答。我不信。可我不愿意从我嘴里把那句话说出来。说出来,就像是我先给大姨子定了性。
她见我不说话,眼圈又红了:“我越想越怕。我姐她要是正正经经谈对象,谈了六年,为什么不带回家?为什么我们连那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她都三十五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六年。
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我顺着这个数往回算,算到大姨子二十九岁那年。
那年她刚从南方回来。在外面打了几年工,攒了点钱,人也精神。我记得她第一次来我们家,穿一件浅色的外套,头发扎得高高的,进门就笑,喊我名字,说妹夫你这房子收拾得不错。
那时候她话多,吃饭的时候讲她在厂里的事,讲宿舍里哪个姑娘半夜偷吃泡面,讲车间主任怎么板着脸训人。她学那个主任说话,一桌人都笑。我丈母娘笑得直抹眼睛,说这丫头,出去几年,嘴更贫了。
后来她说不想再往外跑了,太远,想在县里找个活,离家近,逢年过节方便。家里人都觉得好。一个姑娘家,老在外头漂着也不是事,回到县里,早晚找个本地人嫁了,安稳。
她去县里的头一年,确实是这样。隔三差五回来,回来就不空着手,给她妈带点心,给我老婆带件衣服。有一回她还给我带了条烟,我说姐你破费,她摆摆手,说妹夫你平时帮家里跑前跑后的,抽条烟应该的。
那时候她整个人是亮的。走路快,说话脆,笑起来声音能传到院子外头。
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她慢慢变了。
也许是第三年。她回来得少了,话也少了。问她县里怎么样,她说就那样。问她处没处对象,她先说没合适的,后来就说忙,再后来,只要谁一提这个,她就低头看手机,或者起身去倒水。
我老婆那时候还跟我说,姐是不是眼界高了,在县里待久了,看不上家里介绍的。
我丈母娘托人给她说过几个。有镇上开店的,有单位上开车的,还有一个是教书的。她一个都没见。电话打过去,她要么说在上班请不了假,要么说加了微信聊聊,聊不了两天就没了下文。介绍人回话说,你家姑娘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我丈母娘问她,她不承认,也不否认,就一句:妈你别管了。
这一不管,又是两三年。
我把这些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发觉我们其实早该看出来的。一个人变,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今天少一句话,明天少回一趟家,后天过年坐一会儿就走。等你回过神来,她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远得你喊她,她都只隔着墙应一声。
那堵墙,就是“在县里上班”。
“你再想想,”我对我老婆说,“她手机那个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的?”
我老婆抱着靠枕,想了一会儿,说:“去年就有了。去年她回来,手机老响。她不当着人面接,都是看一眼,要么按掉,要么走到外头去。有一回在咱家里吃饭,她手机在桌上震,我瞟了一眼,是同一个号码,连着打了三个。她拿起来就往阳台走,还把推拉门拉上了。”
“你当时怎么没说。”
“我怎么说?”她声音高了一点,又压下去,“那是我姐。我冲过去问她谁啊,她要不愿意说,我不是逼她吗?我还想着,也许真是谈了个对象,条件不好,怕咱妈不同意,等稳当了自然就带回来了。”
她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我哪想到能拖六年。一个女的,有几个六年?她二十九走的,今年三十五了。”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背,没说话。
那天夜里她又翻来覆去。后半夜她忽然推我,说她想起来一件事。去年冬天,她带孩子去县里买东西,顺道想上她姐那儿看看,给她姐打了个电话。她姐在电话里愣了一下,说自己不在住处,在外面办事,让她别跑了,下回再说。
“我当时就在她住的那条街附近,”我老婆声音闷闷的,“我说那我等你,她说不用,说不准几点办完。我在电话里听见那边有放音乐的声音,不像在街上,倒像在哪个屋里。”
“后来呢?”
“后来我就带孩子回来了。路上孩子还问,大姨呢,不是说去看大姨吗。”她停了一下,“我现在才明白,她不是不在。她是不能让我上去。”
屋里黑着,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我能想出那个画面:大姨子在自己屋里,接到妹妹的电话,说自己不在。她妹妹就在楼下,领着孩子,她不敢让他们上来。
那屋里有什么不能让亲妹妹看见的,我们都没说破,可心里都清楚了几分。
我不愿意往最难看的地方想。我试着替她找理由。也许那男的是离了婚的,只是还没办利索;也许人家有难处,过一阵子就能给她个交代。可这些理由我自己都站不住。要是光明正大,六年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用得着躲亲妹妹,躲厕所接电话,躲到大年三十吃顿饭都坐不住?
我又想,她图什么呢。图那人有钱?她穿的用的,这几年我看在眼里,没一样是贵东西。她那件外套,前年穿,去年穿,今年还穿着。她给她妈钱,一次也就几百,我丈母娘背地里还心疼,说她一个人不容易。图那人对她好?真对她好,能让她三十五岁了还没名没分,逢年过节一个人守着一间屋子,连个电话都不敢当着人接?
我想不明白。可我也提醒自己,我是个妹夫,我没在她那个处境里,我不知道她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凭什么一句“图什么”就把人给判了。
有些事,外人看着是糊涂,当事人也许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熬到后来,想转身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转。
再一次见到大姨子,是半个多月以后。她妈血压高,住了几天院,她请了假回来陪床。
我和我老婆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送饭。我到的时候,大姨子正坐在病床边的小凳子上,给她妈剥橘子。病房里灯白,照得她脸发青。
她瘦了。这是我头一个念头。不是那种匀称的瘦,是熬出来的瘦,颧骨那儿支棱着,眼睛底下两团青黑。她剥橘子的动作很慢,一瓣一瓣把白丝扯掉,放进小盒里。
我老婆把汤放下,说:“姐你回去睡会儿吧,今晚我守着。”
大姨子摇头:“不用,我明天不上班。”
“你几天没睡好了?”我老婆蹲到她跟前,“你照照镜子去,脸都白了。”
“没事,”大姨子说,“在县里也老这样,习惯了。”
她说“习惯了”三个字,语气平平的,像在说别人。
那晚我老婆非让她回去,她拗不过,答应去我们那儿凑合一宿。回到家快十一点了,我给她找了新毛巾新牙刷。她洗完出来,坐在沙发上,头发湿着,也不吹,就那么坐着。
我老婆给她吹头发,吹风机嗡嗡地响。吹着吹着,我老婆忽然说:“姐,你有白头发了。”
大姨子“嗯”了一声。
“好多根呢。”我老婆声音发紧,“你才三十五。”
大姨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三十五怎么了,三十五就不能有白头发。”
吹风机停了。屋里一下子很静。
大姨子自己拿过梳子,慢慢梳头发,梳着梳着,她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妹夫,你说,一个女的到了三十五,是不是就没人要了。”
我愣住了。
我心里一下子涌上来很多话。我想说不是,我想说你别这么糟践自己,我想说你要是正经过日子,什么样的找不着,何苦把自己困成这样。我还想问她,姐,你到底在县里过的什么日子,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给你个结果,不能的话你图什么。
可这些话,我一句都没说出口。
因为我看见她从镜子里看着我。那不是在等我讲道理,那是一个人在水里,伸手又不敢真伸,怕被人拽上岸,也怕没人拽。
我最后只说:“三十五不算大。你人好,勤快,到哪儿都有人要。”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没到眼睛里。
“睡吧,”她站起来,“明天还得早起去医院。”
她进了客房,门轻轻合上。
我和我老婆在主卧里,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久,我老婆小声说:“你听见了吧。”
我说听见了。
“她这是心里苦。”我老婆说,“她要不是过得难,能问出这种话?以前她多傲气一个人,追她的人排着队,她眼皮都不抬。”
我躺在黑暗里,脑子里全是大姨子坐在沙发上梳头发的样子,湿头发,白头发,还有镜子里那双眼睛。
我又想起六年前她刚去县里时的样子,浅色外套,高马尾,进门就笑,声音能传到院子外头。
六年,把一个人磨成了这样。
她在县里到底上的什么班,我们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她说在店里,问她什么店,她说是卖东西的,再问就岔开。她没有同事跟家里来往,没有朋友的名字被提起过,逢年过节,她的世界里好像就只剩她自己,和那个从不露面、电话来了她要躲着接的人。
一个人要藏住另一个人,就得把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都藏起来。藏到后来,她连自己都不敢往人跟前放了。
丈母娘出院那天,大姨子收拾东西准备回县里。她在玄关换鞋,丈母娘靠在沙发上,又念叨起来:“趁我还能动,你赶紧把自己的事办了。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那个班,钱没挣着,人先垮了。”
大姨子系着鞋带,头也没抬,说:“知道了,妈。”
“你每次都知道了,”丈母娘说,“知道了倒是往心里去啊。”
大姨子直起腰,背上包。她沉默了一下,说:“我在县里上班,挺好的,你别老操心。”
又是这句话。
在县里上班。
这六个字,六年前她说出来,是奔头,是新日子,是一个姑娘挺直了腰板往县里去。三年前她说出来,是挡箭牌,是把催婚的话挡回去。现在她说出来,声音是低的,肩膀是塌的,像是她自己也快撑不住这堵墙了,可还是本能地往墙后头缩。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忽然一点都不想戳破了。
以前我总想弄清楚墙后面是什么,想找个机会把话问明白。可这会儿我看着她那张发青的脸、那几根白头发,我忽然明白,墙后面是什么,她比谁都清楚。她在里面待了六年,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没有谁比她自己更知道。
我们在外面再急,伸手一推,塌下来的东西也是先砸在她身上。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冲我们勉强笑了笑,说:“那我走了。妈你按时吃药。”
我老婆送她下楼。我站在窗边,看见她出了单元门,一个人往小区外头走。她走得不快,包挎在肩上,背有点驼。走到门口,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停了一下,又接着往前走了。
我不知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也不知道她接没接。
我只知道,她又回县里去了。回到我们看不见的那六年里去,继续上她那个说不清楚的班,继续过她那种见不得光、也舍不得撒手的日子。
我老婆上楼来,眼睛红红的,问我:“就这么由着她?”
我想了很久,说:“她要是不想说,谁问都没用。等她哪天自己愿意开口了,我们再接着。”
这话不知道是安慰她,还是安慰我自己。
那天晚上,我又点开大姨子的朋友圈。她没发新东西,最新一条还是那张模糊的老街,四个字:又一年了。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仿佛能看见她站在那条老街上,一个人,天快黑了,不知道往哪儿走。
大姨子回县里之后,家里又安静下来。
丈母娘按时吃药,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可话越来越少。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打电话就催大姨子赶紧找对象,有时候拿起手机,翻到号码,又放下。我问过一回,她只说:“催也没用,她大了,自己心里有数。”
这话听着是放宽了,可她说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窗外。
我老婆也变了。以前她总说,姐的事咱们不能不管。现在她很少主动提。晚上收拾完厨房,她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刷着刷着就停住,半天不划一下。我知道她又在看大姨子的朋友圈。
那条“又一年了”还在最上面,没更新。
有天晚上,我老婆忽然问我:“你说,姐这六年,到底图什么?”
我正看手机,手指停在屏幕上。
“图什么”这三个字,我其实也想过很多回。图钱?大姨子没往家里拿过什么钱,反倒逢年过节回来,还总给丈母娘买药、买衣服。图人?那个人有家有口,给不了她名分,也给不了她一个能摆在明面上的日子。图感情?六年了,连个正经电话都不敢当着人接,能有多踏实。
可这些话我没说。我知道我老婆不是要听我分析,她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说完了,心里能松快点。
我说:“可能她自己也说不清。”
我老婆叹了口气,没再问。
过了几天,大姨子给丈母娘打电话。我下班回来,正看见丈母娘坐在客厅里,手机开着免提。
大姨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有点哑,像刚睡醒,又像累了一天。
“妈,你好点没?”
“好多了。”丈母娘说,“你吃饭了没?”
“吃了。”
“吃的什么?”
“随便吃了点。”
丈母娘抿了抿嘴,没接着问。以前她肯定要问,是不是又凑合,是不是又吃方便面,是不是又舍不得花钱。现在她只是“嗯”了一声。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
大姨子说:“我这两天忙,等不忙了再回去看你。”
“你忙你的。”丈母娘说,“我没事,你别老往回跑,路费也是钱。”
“嗯。”
又是几秒安静。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不是故意偷听,是那个安静让我迈不动脚。母女俩隔着几十里路,谁都有话,谁都不说。一个怕问深了,一个怕说漏了。
最后大姨子说:“妈,我在县里上班,挺好的,你别老操心。”
还是这句话。
可这次她的声音更低了,说到“挺好的”三个字,几乎没了气。像是她自己都不信,可又必须说出来,把电话那头的担心挡回去。
丈母娘“嗯”了一声,说:“好就行。”
挂了电话,丈母娘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我走过去,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没喝,忽然说:“她以前不是这样说话的。”
我没接话。
“她以前说话,脆生生的,笑也大。现在说个话,跟怕吵着谁似的。”丈母娘说,“在县里上班,上成个闷葫芦了。”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有点湿:“你说,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心里一紧。
这个问题,我老婆问过我,我也问过自己。可丈母娘问出来,分量不一样。她不是猜,她是怕。怕女儿在外面受了委屈,怕自己这把年纪,知道了也帮不上忙。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您别多想”,可这话太假了。大姨子那副样子,谁看了都知道有事。
我最后说:“姐那么大的人了,就算有什么事,她不说,也是不想让您跟着着急。”
丈母娘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她打小就这样,越有事越不吭声。小时候在学校让人欺负了,回来也不说,自己躲被窝里哭。第二天眼睛肿着,还跟我说是没睡好。”
她说着,把水杯放下,起身回屋了。
我站在客厅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老婆背对着我,也没睡。过了很久,她忽然说:“我想去县里看看她。”
我侧过身:“什么时候?”
“就这个周末。”她说,“我不提前跟她说,到了再打电话。”
我想了想,说:“我跟你一块去。”
我老婆没说话,过了会儿,她“嗯”了一声。
周六早上,我们开车去县里。路上我老婆给大姨子打电话,问她在哪儿。大姨子接得很快,说在上班。
“我们到县里了,你发个位置,我们过去看看你。”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
过了好几秒,大姨子才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上班呢,没空。”
“就见一面,耽误不了你多大会儿。”我老婆说,“妈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她腌的咸菜,还有两件衣服。”
大姨子又停了一下,说:“那你们找个地方等我吧,我中午下班过去。”
我老婆说行。
挂了电话,我老婆看着窗外,说:“她不想让我们去她住的地方。”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
中午,我们在县里一个商场门口见到大姨子。她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过来,头发随便扎着,脸色比上次更差,嘴唇干得起了皮。
我老婆把东西递给她,她接过去,说了句“妈也真是,大老远送这些”。
“你瘦了。”我老婆说。
“没有,就是这两天忙。”大姨子把东西放进车筐里,“你们吃饭了没?我请你们吃碗面。”
我老婆说:“不吃了,你下午还得上班,我们坐会儿就走。”
我们在商场外面的长椅上坐下。大姨子坐在中间,我老婆挨着她,我坐在旁边。
太阳挺大,晒得人眼睛发花。大姨子眯着眼,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我老婆问:“最近怎么样?”
“就那样。”大姨子说,“上班,下班,睡觉。”
“那个……”我老婆犹豫了一下,“你一个人,晚上回去不害怕?”
大姨子笑了笑:“怕什么,县里又不比大城市,晚上街上也有人。”
“我是说,一个人住,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大姨子没接话,低头抠着手指甲。她指甲剪得很短,边上起了倒刺。
过了会儿,她忽然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过得不好?”
我老婆愣了一下:“没有,我就是担心你。”
“我知道。”大姨子抬起头,看着远处,“你们不用担心,我挺好的。在县里上班,挣得不多,够花。一个人也清净。”
她说“一个人也清净”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服自己。
我坐在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我想起她上次在我家问的那句“三十五是不是就没人要了”。那时候她刚洗完头,对着镜子,眼里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记得。
现在她坐在太阳底下,把那些东西又藏起来了。藏得比上次还深。
我老婆还想说什么,大姨子已经站起来了:“你们早点回去吧,我该上班了。”
她骑上电动车,冲我们摆摆手,说:“跟妈说,我过几天回去。”
电动车骑出去一段,又停下。她回过头,朝我们喊了一句:“你们别老往县里跑,我没事。”
然后她就走了,混进街上的车流里。
我老婆站在那儿,一直看着她走远,才说:“她连住哪儿都不让我们知道。”
我说:“她不想让我们看见。”
“看见什么?”
我没回答。
有些东西,看见了就再也装不了不知道。大姨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她宁可让我们站在商场门口,晒着太阳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也不让我们靠近她那个租来的屋子,靠近那个晚上十一点多会有人说话的房间。
她不是怕我们看见她过得差。她是怕我们看见,她这六年,到底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
回去的路上,我老婆一直没说话。快到家的时候,她忽然说:“我姐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丈母娘也说过。
“她以前多要强啊,什么都想比别人好。现在呢,连个住的地方都不敢让自家人去。”我老婆说着,声音有点抖,“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能让她这样。”
我握着方向盘,没接话。
我不知道那个男的是谁,也不知道大姨子为什么不敢回头。我只知道,一个人要是还能回头,不会把自己藏得这么严实。
六年了,她不是不想出来。她是怕出来以后,连那点见不得光的日子都没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我想给大姨子发条消息,问问她到没到家,吃没吃饭。可打了几行字,又都删了。
最后我只发了一句:“姐,到县里了说一声。”
过了很久,她回了一个字:“嗯。”
我盯着那个“嗯”看了半天,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个字太轻了,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可我知道,她收到消息的时候,一定又是一个人,在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屋子里,对着手机,犹豫了很久,才回了这么一下。
她不是不想跟我们说话。她是怕说多了,那堵墙就塌了。
而我,也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