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兰州被围。甘肃撒拉人苏四十三率起事者围攻省城，官军久攻不下，乾隆把最信任的大学士阿桂派去督战。
开拔没几天，阿桂的军报到了：雨太多，部队推进困难。
就是这句再普通不过的军情，让乾隆瞬间警觉——甘肃年年向朝廷报“连年旱灾”，全省哭穷请赈好几年了，怎么到了用兵的时候，突然“雨太多”了？
一旱一雨。乾隆当即起疑：甘肃这些年报的灾，只怕十有九假。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牵出了连乾隆自己都叹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大案——甘肃冒赈案。

一、好事怎么变成了开闸放银子先说“捐监”。甘肃地瘠民贫、灾荒常发，朝廷赈济吃紧，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请求在甘肃开捐监：老百姓往地方粮仓捐够粮食，就能买个“监生”功名，相当于一张入仕入场券。这个权宜之策历朝都办过，乾隆批了，还专门叮嘱：只收粮食，不收折色银两，每人名下定数四十三石。为稳妥起见，他把素有“能事之藩司”名声的王亶望调来甘肃，专管捐监。
王亶望到任后把章程改了：不收粮，收银子。各州县收的“捐粮”折成银两，不解买粮食归仓，直接解到兰州府存库；而各省报灾的分数，“俱由藩司议定”。
捐粮收粮、放赈报销，两头账全由一手做——收的是实银，报的是虚灾。买粮归仓、放赈监视，全成了具文。
继任布政使王廷赞还把折色价格再拧紧一圈：每名监生收银五十五两，另加办公费四两、“心红纸张”费二两。名目越来越细，抽头越来越狠。
二、三十万个监生，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前后五六年间，甘肃共收捐监生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银两在一千五百万以上。参照物：当时全国地丁银岁入不过三千多万两，占朝廷岁入的六七成——甘肃一个穷省的小金库，抵得上全国大半年的田赋。
银子要名正言顺地“蒸发”，就得有灾。兰州知府蒋全迪专门替全省“派灾”：哪个州县灾轻、哪个灾重，藩司先定调子，道府厅县照例加结转报，层层都不准详查。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一年，甘肃报捐监生就达六万三千余名，一年冒销赈粮一百七十万石以上。
更荒唐的是，真遭灾的地方也得跟着假账走。报灾分数由藩司统一分派，州县不敢多报也不敢少报；有灾没灾、灾大灾小，看的不是田亩收成，是衙门里关系的厚薄。
换句话说：灾情是假的，赈粮是报出来的，银子是真金白银进了私库。真老百姓守着真穷困，账面上一片“赈济有恩”。
三、一道讨好奏折，自爆七年假账案发过程尤其讽刺：揭盖子的不是举报，是一记马屁。
兰州围城最吃紧时，署理布政使王廷赞想出“表现”的法子，主动上奏：愿把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进藩库，充作兵饷。
乾隆一看就反问：一个藩司俸廉有限，哪来的四万两“积存”？——“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当即命阿桂、署陕甘总督李侍尧严查捐监一事。
审下来，王亶望全认了：首议改粮折银，令蒋全迪为全省捏派灾赈分数；自认收各府厅州县馈贿估计在一千万两以上。甘肃官场当时传着一句行话——“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送一千两才见得上面，两千两才有饭，三千两才够格陪他射箭。各州县专门派长差蹲在省城打探藩司行情，贿银装进酒坛、泥封口，抬进藩署。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升浙江巡抚，家产几百头骡子驮载离甘；案发抄家，估值白银三百余万两。他被审时还供出生活奢靡：吃驴肉要活驴身上现割现吃，豆腐要用肥鸭汤煮煎——连他自己都承认该“凌迟处死”。
乾隆事后承认：这事他“早有风闻”，“徘徊迟疑者已阅数年”——期间不但没查，还把王亶望升了巡抚，甚至赏其母御书匾额。

四、这笔账怎么收的场乾隆办这案子的狠，也是有清一代罕见的。
七月三十日，王亶望处斩；勒尔谨赐令自尽；蒋全迪立即在兰州斩决；王廷赞秋审绞决。阿桂查办各州县：凡冒领赈银二万两以上者一律处死，当场斩决二十二犯；其后陆续正法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四十六犯。王亶望子侄革职发配伊犁。
甘肃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全省行政陷于瘫痪，当年官员大计不得不暂停。乾隆随后下令永远停止甘肃捐监，陕西、新疆折收捐粮一并停办。
乾隆对那二十二名被斩的州县官有句话很冷：这些人的死，都是被王亶望引诱所致——与王亶望亲手杀了他们没有两样。
五、比数字更可怕的：没人举报这起案子在甘肃官场做了七六年，通省从总督到州县“无不染指”，竟无一人检举。维护捐监，就是维护大家共同的利益线；监察御史此时既无巡方之权，科道也只剩文书往来。从乾隆三十九年批准开捐到案发，朝廷奏章往来了七年，没有一本真账、没有一个真灾，被层层文书养成了一个谁都不点破的秘密。乾隆惩贪之狠不用怀疑，但一帝之明察，终究顶替不了一套能报警的制度。
一场起事，扯破七年假灾；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喂饱了甘肃大小衙门；最后五十六个人吃了剐，四十六人流放。
你觉得这案子里最要命的，是王亶望一个人的操盘，还是通省官员集体装睡的沉默？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