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黄衣人第一章 瓮里的动静
我妈倒在菜市场门口那天,天津下了场急雨。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河西给一对新人踩场地,新娘非要在一个废弃的铁路道口拍婚纱照,说是“工业废墟配缎面婚纱,反差美”。我举着伞陪她在铁轨上来回走了四趟,鞋里灌满了雨水,手机响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是我妈的老姐妹——刘姨。
刘姨说话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镇定得多,她说:“知微啊,你别慌,你妈刚才在菜市场门口摔了一下,我们已经打了120,现在往总医院送呢。你直接去医院吧。”
我说好,挂了电话才发现手在抖。
那天的雨一直下到晚上七点多才停。我从场地赶到总医院急诊,在走廊里找到我妈的时候她已经做完CT了,半边脸往下耷拉,嘴角兜不住口水,右手攥着被角攥得死紧,眼睛倒是睁着的,看见我进来,眼珠子转了转,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医生说脑梗,位置不算太凶险,但也不轻,先住院溶栓观察,后面能不能恢复要看个人体质和康复训练。我站在床边听医嘱,一边点头一边签字,手一直没抖,签完了才发现笔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咬裂了。
我妈叫周秀兰,今年六十二,退休前在纺织厂做了三十年挡车工,车间里噪音大到面对面说话都得扯嗓子喊,所以她嗓门天生大,退休后也没降下来。我爸沈建国在我十四岁那年跑长途货运出了事,车翻在京沪高速沧州段,人没回来。从那以后家里就剩我们娘儿俩,她没再嫁,我也没离开过天津。
我今年三十四,在和平区一家婚庆公司做策划,干这行快十年了,见过的新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每次听到司仪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我都面无表情,但心里清楚得很——日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日子是你以为最坏也就这样了,结果还能更坏;你以为总算熬出头了,结果前面等着你的还是熬。
我妈住院的头两天我几乎没合眼。白天在公司盯执行,下班直奔医院,晚上陪护床又窄又硬,躺上去整个人像被掰成了虾米。我妈夜里睡不踏实,隔一会儿就要翻身,右半边使不上劲,我得起来帮她翻。她的左手很有力气,有时候抓住我的手腕就不撒开,指甲掐进肉里,我也不挣,就那么让她掐着。
第三天下午,老舅来了。
老舅是我妈的亲弟弟,大名周建民,在大直沽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水产,干了二十多年,手上全是杀鱼杀出来的口子和老茧。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袋子里鼓鼓囊囊的,还在往外渗水。
“给你妈补补,”他把袋子往床头柜上一搁,塑料袋底下的水洇湿了一片报纸,“四条大黄鳝,我一个老主顾从静海那边塘里现捞的,野生的,不是养殖货。炖汤喝,活血通络,对脑子好。”
我看了一眼那个袋子,里面的东西在蠕动,袋子口扎得不紧,有一条黄鳝的脑袋已经从缝隙里探出来了,黑褐色的,细长的一条,脑袋扁平,两只小眼睛在病房的白炽灯底下反着光。
“老舅,我妈现在吃不了,她吞咽还不行,医生说得先吃流食。”
“那就先养着,等你妈好了再炖。”老舅把袋子重新扎紧,四下看了看,最后把袋子塞进了病房角落的洗手台下面,“回头你带回家去,别在医院弄,味儿大。”
我说行,心想回头再说吧,能不能带回家还不一定呢,我妈这情况起码还得住两周院。
老舅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跟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含含糊糊地应了几声,嘴角的口水又流下来了。老舅拿纸巾给她擦了擦嘴,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常干这种事的人。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也别太累着了,该歇就歇,你妈这个人一辈子要强,最不愿意看的就是你为她熬垮了。”
我点点头,把他送到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老舅忽然回过头来,像是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说了一句:“对了,那黄鳝你别放水里太久,养个三四天没事,时间长了水浑了它就缺氧,容易死。”
我说记住了。
当天晚上我回了一趟家。
我家在大直沽那一带的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我妈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我大学毕业后在外面租了几年房,前两年才搬回来跟她一起住,主要是不放心她一个人。说是搬回来了,其实平时早出晚归的,真正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
进门的时候屋里黑洞洞的,我开了客厅的灯,换了拖鞋,先去厨房烧了壶水。水还没烧开我就想起来老舅给的黄鳝还在我包里,我翻了半天才想起来那个红色塑料袋被我塞进了随身带的帆布袋里。
我把袋子从帆布袋里掏出来,解开看了一眼,四条黄鳝挤在一起,互相缠绕着,水已经不多了,袋子底部的氧气大概也不太够,它们不像刚拿到的时候那么活跃了。
我找了个不锈钢洗菜盆,接了半盆自来水,把黄鳝倒了进去。它们一接触到新鲜的水立刻舒展开来,在盆里游了两圈,然后安静下来,盘踞在盆底,脑袋微微昂起,像是在适应新的环境。
我蹲在厨房的地上看了一会儿那些黄鳝。说实话,我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感,从小就不爱吃,总觉得它们长得像蛇,滑溜溜的,看着就让人不舒服。我妈倒是挺喜欢,以前每年夏天都会买几次黄鳝回来红烧或者炖汤,说是“小暑黄鳝赛人参”,吃了对身体好。
但我从来没亲手处理过活黄鳝。以前都是我妈收拾的,她杀黄鳝的手法很利落,先用刀背把黄鳝拍晕,然后在头部切一圈,用手一撕就把皮剥下来了,再剖腹去内脏,洗干净了切成段下锅。我看着都觉得手滑,更别说自己动手了。
我把盆放在厨房角落里,盖上一个不锈钢蒸屉盖子,怕黄鳝爬出来。然后洗了手,去客厅沙发上坐下来,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工作群的消息。
群里很热闹,一个同事发了明天要布置的婚礼现场效果图,另一个在问手捧花要用什么颜色的玫瑰,还有一个在吐槽新郎临时加了一个环节要在仪式上唱歌但是完全不在调上。我划了几下屏幕,回了几个“收到”“可以”“没问题”,然后把手机扣在茶几上。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压缩机嗡嗡转动的声音,和我妈房间里那座老式石英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我妈住院之后这房子就像被抽走了魂一样,所有的家具和摆设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就是觉得空,空得能听见回声。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决定先去洗澡。洗完澡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关了客厅的灯,走进卧室躺下来。
我的卧室不大,朝北,窗户外面是一排老槐树的树冠,夏天的时候树叶能把半个窗户遮住。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一条细细的裂缝发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一会儿在想我妈的病情,一会儿又在想医保报销的事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做梦了。
梦里我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四周灰蒙蒙的,看不清楚是室内还是室外,像是起了很大的雾。脚下的地面是水泥的,很平整,有点像医院的走廊,又有点像某个地下车库。
然后我看到四个人从雾里走出来。
他们穿着黄色的衣服,准确地说是一种很旧的雨衣,那种老式的、塑料质地的、亮黄色的雨衣,就是工地上工人穿的那种,或者是环卫工人下雨天套在外面的那种。颜色已经被洗得发白了,上面还有一些暗色的污渍,看不出来是什么。
他们的头上戴着雨衣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下巴,轮廓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长相。他们站成一排,离我大概两三米的距离,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我心里没有害怕的感觉,很奇怪,一点都不害怕。我只是觉得很困惑,想开口问他们是谁,想问他们有什么事,但嘴巴张不开,发不出声音。
他们就那么站着,安安静静地站着,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告诉我什么。
我想往前走一步,靠近一些看清楚他们的脸,但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抬不起来。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发现我穿着一双拖鞋,就是我平时在家里穿的那双灰色的棉拖鞋,鞋底沾了一些水渍。
等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四个人不见了。
雾也散了。
我醒了。
卧室里很暗,窗帘缝里透进来一丝路灯的光线,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影。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的心跳有点快,但不是那种被吓到的快,更像是刚跑完一段路之后的喘。我深呼吸了几口气,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想接着睡。
但睡不着了。
那个梦的画面一直在脑子里转,四个穿黄雨衣的人,站在灰蒙蒙的雾里,不说话,不动,就那么看着我。他们的样子说不上恐怖,但就是让人忘不掉,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记忆的缝隙里,怎么也抠不出来。
我拿起手机刷了一会儿短视频,又看了看天气预报,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才又睡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梦忘得差不多了。刷牙洗脸换衣服,出门前去厨房看了一眼那几条黄鳝,它们还好好的待在盆里,水面上浮着一层细密的气泡,大概是它们呼吸产生的。我没多想,盖上盖子就出门上班去了。
白天忙了一整天,有一场婚礼在丽思卡尔顿办,新人要求很高,光是桌花的配色方案就改了四遍。我全程绷着一根弦,生怕哪个环节出纰漏。好在最后的效果还不错,新人满意,双方家长也都挺高兴。散场的时候新娘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姑娘你真能干,以后我们家亲戚结婚也找你”,我笑着应了,心里想的却是今晚还得去医院。
晚上八点多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刚吃完晚饭,护工正在给她擦脸。她的精神比前两天好了一点,虽然右边还是不太能动,但眼神清亮了,看见我进来的时候嘴角往上扯了一下,算是笑了。
我在床边坐下来,跟她说今天婚礼的事,说新娘的婚纱有多好看,说新郎致辞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说自助餐的甜品台上摆了一个三层的翻糖蛋糕结果切的时候塌了一层。我妈听着,时不时眨一下眼睛,喉咙里发出几声含混的回应,我知道她在听,也知道她听懂了。
待了一个多小时,护工来催我走,说病人要休息了。我站起来,俯身在我妈额头上亲了一下,说“妈我明天再来”。她的手又抓住了我的手腕,抓了好一会儿才松开。
回到家已经快十点了,我洗了澡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我又做了同样的梦。
还是那个灰蒙蒙的空旷地方,还是那四个穿黄雨衣的人,还是那样站成一排,沉默地看着我。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距离好像近了一些,大概近了一米左右,我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雨衣上的褶皱和污渍。
我还是看不清他们的脸。
我还是说不出话。
我还是动不了。
然后他们又消失了。
我又在凌晨三点多醒来,心跳加速,后背出了一层薄汗。
我坐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脑子里乱糟糟的。如果说第一次做梦是偶然,那第二次做一模一样的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不是那种迷信的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妈虽然信佛,逢年过节也会烧香拜佛,但我从来不把这些当回事。
可是连着两晚做同一个梦,而且梦境的内容如此清晰、如此一致,这让我没办法简单地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来解释。我白天根本没有想过什么黄衣服的人,也没有看过相关的电影或者小说,这个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拿起手机搜了一下“梦见穿黄衣服的人是什么意思”,搜索结果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吉兆,有的说是凶兆,有的说代表财运,有的说要注意健康。我看了一圈,越看越糊涂,干脆把手机扔到一边,强迫自己睡觉。
第三天早上,我起床去厨房喝水的时候,目光无意中扫到了角落里的那个不锈钢盆。
四条黄鳝安安静静地盘在盆底,水面上依然浮着气泡。
我盯着它们看了几秒钟,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非常荒唐的念头——
四个黄衣人。
四条黄鳝。
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不可能,这太离谱了,梦和现实怎么可能有这种关联?一定是我想多了,最近太累了,睡眠不足导致精神紧张,才会胡思乱想。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然后出门上班。
但那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去,就开始生根发芽,怎么拔都拔不干净。
第二章 黄衣不说话
第四天晚上,我又梦到了他们。
这一次不一样。
他们不只是站着看我,而是有了动作——最左边的那个人,抬起了手。
那只手从雨衣袖子里伸出来,手指很长,皮肤是偏黄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染过一样。他的手朝我的方向伸过来,动作很慢,像是在试探,又像是在示意我跟他们走。
我想后退,但脚还是动不了。那只手离我越来越近,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肩膀了——
我醒了。
这一次我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在床上发愣,而是直接坐了起来,打开了床头灯。灯光照亮了整个卧室,所有的阴影都被驱散了,我才感觉自己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
凌晨三点十一分。跟前两次差不多的时间。
我再也睡不着了,索性起来走到客厅,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发呆。窗外的马路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轮胎碾过积水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厨房的方向。
那个不锈钢盆还放在角落里,上面盖着蒸屉盖子。我不知道那四条黄鳝现在在干什么,是在睡觉还是在游动,但它们的存在就像一个无声的提醒,提醒我把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四个黄衣人。四条黄鳝。
我开始回想老舅送来黄鳝的时间节点。他是周三下午送来的,我是周三晚上做的第一个梦。也就是说,在我家里出现这四条黄鳝之后,我才开始做这个梦。
这个发现让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不是那种相信鬼神的人,但我也不是那种完全否定一切未知事物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是用现有的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一些濒死体验者的共同记忆,比如某些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比如一些人对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产生强烈的既视感。
也许,也许这些梦真的和那四条黄鳝有关?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太荒谬了,一条鱼怎么能让人做梦呢?又不是吃了它们,它们只是待在厨房的盆里而已,隔着好几堵墙,怎么可能影响到我的大脑?
可是,如果不是它们,那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某种焦虑的状态。白天照样上班、跑场地、见客户、去医院陪护,一切都正常运转,但一到晚上,当我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对那个装着四条黄鳝的不锈钢盆的时候,我就会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
我没有再做那个梦了。从第四天晚上之后,那个梦就没有再出现过,就好像那四个黄衣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就不再来了。
但我并没有因此放松下来。相反,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信号——他们在等我的回应。
我把这件事跟张姨说了。
张姨是我们楼下的邻居,六十多岁,退休小学教师,老伴走得早,儿女都在外地,一个人住在二楼。她是那种典型的天津热心肠大妈,谁家有事她都搭把手,但也爱管闲事,楼道里谁家的垃圾没及时扔她都要念叨两句。
那天是周六,我难得休息一天,上午去医院陪了我妈一会儿,下午回来的时候在楼道里碰到了张姨。她正拎着一袋子菜往上走,看见我就停下来问:“你妈怎么样了?好点没?”
我说好一些了,右手能稍微动一动了,说话也比前几天清楚。
张姨连连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然后又问我吃饭了没有,说要不去她家吃,她刚买了韭菜准备包饺子。
我说不用了张姨,我不饿。
她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脸色不太好,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没睡好啊?眼圈黑的。”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梦的事情跟她说了。我说我连着做了好几个晚上的梦,梦到四个穿黄雨衣的人站在我面前,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说我老舅前几天送了四条黄鳝来,让我给我妈炖汤喝,我一直没来得及处理,养在厨房的盆里。
张姨听完,脸上的表情变了。
她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笑着说“你就是太累了想太多”,而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压低声音跟我说了一句话。
“别杀生,放了它。”
我当时愣了一下,问她什么意思。
张姨把我拉到楼梯拐角,神神秘秘地说:“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害怕。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有人梦到穿红衣服的人来找他,第二天就收到了别人送的红鲤鱼。他去问村里一个老人,老人说那是鱼托梦给他,让他别吃它。他把鱼放了,后来就再也没梦到过了。”
我听得半信半疑,说:“张姨,你说的那是红鲤鱼,我这是黄鳝,不一样吧?”
“嘛不一样?”张姨急了,“都是活物!你想想,人家好好的在水里活着,被人捞上来,装在袋子里,等着被杀被煮,它能不怕吗?它能不想办法求救吗?它要是有点灵性,托个梦给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说:“可是黄鳝又不是人,它怎么会托梦呢?”
张姨摆了摆手说:“你这孩子,书读多了反倒傻了。万物皆有灵,你妈信佛,你不知道吗?佛家讲众生平等,不是说只有人才有灵魂,畜生也有,草木也有。你不信就算了,反正我跟你说完了,你自己掂量着办。”
说完她就拎着菜上楼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楼梯拐角,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承认,张姨的话对我产生了影响。不是因为我相信黄鳝真的会托梦,而是因为她的反应让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会把“四个黄衣人”和“四条黄鳝”联系起来的人。张姨一听就明白了,说明这个联想并不牵强,至少在民间文化的语境里,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解读。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
我先搜了“梦到黄衣人”,出来的结果大多是各种玄学网站的周公解梦,说什么的都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又搜了“黄鳝托梦”,结果更少,只有几个论坛帖子在讨论类似的话题,但都没有明确的结论。
直到我搜到了一个关键词——“十个黄衣人”。
那是一篇关于明代放生故事的文章,讲的是杭州有一个姓于的女子,有一天收到了邻居送的十尾黄鳝,养在水瓮里忘了吃。当天晚上她梦到十个穿黄衣、戴尖帽的人跪在她面前求饶。第二天她去水瓮边查看,发现正好有十条黄鳝,于是把它们都放生了。
我盯着屏幕上的这几行字,看了很久。
十个黄衣人,十尾黄鳝。
四个黄衣人,四条黄鳝。
数字不同,但逻辑一模一样。
如果说我之前还在怀疑自己的联想是不是太牵强了,那么这篇古文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个联想加上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脚——原来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
当然,我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巧合。毕竟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寻找模式的本能,我们总是倾向于在两个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是一种认知偏差。古人看到天上有流星划过,就认为地上要死人了,这也是同一套思维逻辑。
但是,万一呢?
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那四条黄鳝真的在通过某种方式向我传递信息呢?
我不敢往下想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厨房角落里的那个不锈钢盆,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那四条黄鳝放了。
不是因为我相信它们会托梦,也不是因为我害怕继续做噩梦,而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了。不管这些梦和黄鳝有没有关系,只要我把它们处理掉,这个困扰自然就会消失。就算它们之间真的有某种联系,放了它们也是最好的选择——既能消除我的不安,又能让它们活下来,一举两得。
至于怎么放,放到哪里,我还需要想一想。
我走到厨房,蹲下来,掀开了蒸屉盖子。
四条黄鳝依然盘踞在盆底,它们的身体互相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水已经有些浑浊了,水面上漂浮着一些细小的白色絮状物,大概是它们分泌的黏液。
它们看起来很安静,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奇异的安详。不像一般的鱼在狭小的容器里会焦躁地来回游动,它们几乎不怎么动,只是偶尔轻轻地扭动一下身体,调整一下姿势。
我伸手碰了一下水面,指尖触及温凉的液体,激起一圈涟漪。其中一条黄鳝缓缓地抬起了头,它的眼睛很小,在黑褐色的头部显得几乎微不足道,但我知道它在看我。
那一刻,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
它在等我做决定。
第三章 十个变四个
我花了三天时间来做放生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选址。我不能随便找个河就把黄鳝倒进去,那样等于谋杀。黄鳝对环境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它们喜欢生活在有淤泥的静水或缓流水域,水质要干净,要有足够的水草和微生物供它们觅食。如果把黄鳝扔进水流湍急的主河道,它们很快就会被冲走或者淹死。
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又问了老舅,最后锁定了两个候选地点:一个是郊区的一个废弃灌溉渠,那里水不深,底部有厚厚的淤泥,周围长满了芦苇和水草;另一个是市区公园里的人工湖,环境也不错,但人工湖经常有人钓鱼,放生在那里风险太大。
我最终选择了那个废弃灌溉渠。老舅说那个地方他知道,以前是农田灌溉用的,后来农田征用了就荒废了,但水一直没干,里面有不少野生鱼虾,水质不错,适合黄鳝生存。
其次是时机。老舅说放生最好选在阴雨天,因为黄鳝怕强光,晴天放生的话它们会被太阳晒伤。我查了天气预报,下周二有雨,是个合适的时机。
最后是方式。我不能直接把黄鳝倒进水里就完事了,得让它们慢慢适应新环境。老舅教我的方法是:先把装黄鳝的容器放在水边,让水温逐渐接近,然后再把黄鳝一条一条地放进去,让它们自己游走,不要用力抛掷。
在做这些准备的同时,我继续研究那个明代的故事。
那篇文章出自一本叫《戒杀放生文图说》的书,作者是明朝的一位高僧,名叫莲池大师。故事原文很短,我用白话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
“杭州有一位姓于的女子,家里很穷。邻居可怜她,送了她十尾黄鳝,让她煮了吃。她把黄鳝养在水瓮里,还没来得及杀。当天晚上,她梦到十个穿黄衣、戴尖帽的人跪在她面前,磕头哀求说:‘我们命在旦夕,求您大发慈悲,放过我们。’她醒来之后觉得很奇怪,就去查看水瓮,果然发现有十条黄鳝。她恍然大悟,原来梦里的十个黄衣人就是这十条黄鳝。于是她把黄鳝全部放生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这个故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朴素,但它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动物和人一样,都有求生的本能,都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在佛教的视角里,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杀生是一种恶业,放生则是一种功德。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认同尊重生命的理念。一个人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对生命的敬畏,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不过,这个故事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是“黄衣人”?为什么黄鳝在梦里会以穿黄衣服的人的形象出现?
我试着从文化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文化角度来看,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特殊的含义。在古代,黄色是皇权的象征,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的衣服。但在民间文化中,黄色也有另一种含义——它是土地的颜色,是粮食成熟时的颜色,代表着丰收和富足。在一些地方的民俗中,黄色也被认为具有辟邪的作用,比如端午节人们会在门上挂菖蒲和艾草,还会在身上佩戴黄色的香囊。
黄鳝的身体是黄褐色的,在梦中被转化为“黄衣人”,这种转化其实是人类大脑的一种隐喻机制——把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黄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甚至有些可怕的生物,但当它们在梦中变成“穿黄衣服的人”时,就变得可以沟通、可以理解了。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梦境是人类潜意识的投射。我们对某件事物的感受、态度、记忆,都会在梦中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位姓于的女子收到黄鳝之后,潜意识里可能对杀生产生了抗拒和不安,这种情绪在梦中被转化为“黄衣人求饶”的场景,促使她在清醒状态下做出放生的决定。
我的情况可能也类似。老舅送来黄鳝之后,我一直没有处理,它们就一直待在我家的厨房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它们,每次看到它们都会想到“要杀了它们给我妈炖汤”这件事,但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不适——不是因为我不敢杀,而是因为我不想杀。
我从小就不喜欢杀生。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鸡,养了大半年,后来我妈说要杀了炖汤给我补身体,我哭着不让,最后那只鸡被送到了姥姥家,一直养到老死。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带我去河边钓鱼,我钓上来一条巴掌大的鲫鱼,鱼钩刺穿了鱼的嘴唇,血流出来,鱼在岸上拼命扑腾,我吓得把鱼竿扔了,从那以后再也没钓过鱼。
这种对杀戮的本能排斥,可能一直埋在我的潜意识里。当黄鳝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当我知道它们最终的命运是被杀死、被吃掉,我的潜意识就开始运作,试图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于是就有了那些梦——那些穿黄衣的人,其实就是我内心的良知在发声。
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很科学,很理性。
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会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做那个特定的梦,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梦里的黄衣人正好是四个,而不是三个或者五个。
我尝试从更多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我开始回忆我最近的生活状态,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和“四”有关的。
我妈住院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四天了。我请了四天假来照顾她,剩下的时间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两头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负责的那场婚礼,从筹备到执行,一共经历了四次方案修改。
我最近一次和男朋友吵架,是因为他出差回来没有提前告诉我,我临时安排了工作,没能去机场接他。他说我不在乎他,我说他不理解我。我们已经冷战四天了。
还有一件事,我很少跟别人提起,但它一直压在我心里。
我爸出事那年,我十四岁,刚上初二。那天是周五,放学回家,我妈不在家,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说去沧州了,我爸出事了。我一个人在家等了两天,没有电话,没有任何消息。周一早上我妈回来了,眼睛肿得像核桃,头发白了一半,她站在门口看着我,说了一句:“你爸没了。”
从那以后,我妈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哭过。
我也没有。
我们就像两台同时发生故障的机器,各自沉默地运转着,假装一切正常。我照常上学、考试、升学、毕业、工作,她照常上班、做饭、洗衣、睡觉。我们从不谈论我爸,他的照片被收起来了,他的东西被清理掉了,他的名字成了一个禁忌。
但这种沉默是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怎么爱。我们都习惯了用行动来表达关心——她给我做好吃的,我给她买东西——但我们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彼此的感受。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气、礼貌、疏离。
这些年,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打破这种局面。有一次我喝醉了酒,抱着她哭,说我好想爸爸。她僵在那里,一动不动,等我哭完了,她去卫生间拿了条热毛巾给我擦脸,然后说:“早点睡吧。”
就这一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她面前流露过任何脆弱的情绪。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我以为我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我妈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了,我就尽一个女儿的责任,把她照顾好,让她的晚年过得安稳一些。
但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倒下。
脑梗来得毫无征兆。她平时身体挺好的,除了血压有点高,没什么大毛病。那天早上她还给我发了微信,说晚上包饺子,让我早点回来。结果下午我就接到了刘姨的电话。
在急诊室看到她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害怕——不是害怕失去她,而是害怕“来不及”。
来不及告诉她我爱她,来不及问她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来不及跟她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我曾经在心里埋怨过她,埋怨她不够温柔,埋怨她不会表达,埋怨她让我在一个冷冰冰的家里长大。
我从来没有站在她的角度想过问题。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丈夫突然没了,带着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女儿,没有依靠,没有退路,她只能咬着牙撑下去。她不哭,是因为她知道哭了也没用;她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人能懂。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堵墙,挡住了外面的风雨,也挡住了我看向她的视线。
我忽然意识到,那四个黄衣人,也许不仅仅是那四条黄鳝的化身。
他们也是我内心深处那些被压抑的情绪的化身——愧、怕、怨、等。
愧,是对我妈的愧疚。我欠她太多,却从来不曾正视这份亏欠。
怕,是对未来的恐惧。我怕她好不了,怕她留下后遗症,怕她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别人的照顾。
怨,是对命运的怨恨。为什么偏偏是我家?为什么我爸要走?为什么我妈要病?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切?
等,是一直在等待的那个“更好的时机”。等我有空了,等我赚够了钱,等我准备好了,等我妈心情好的时候……我等了二十年,等到她倒下了,才发现没有什么所谓的“更好的时机”,只有“现在”和“永远来不及”。
这四个情绪,就像那四条黄鳝一样,一直被关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不见天日,无处可逃。它们通过梦境来敲打我的意识,提醒我:该面对了,不能再躲了。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写了删,删了写,最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梦里的四个黄衣人,也许是黄鳝,也许是我的情绪,也许两者都是。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愿意正视它们的存在了。放生黄鳝,也是在放生我自己——放下那些不该由我来背负的重担,原谅那些我无法改变的过去,接纳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
写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眼眶有点发热,但没有哭。
我锁上手机,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起身走向厨房。
还有两天就是周二了。
到时候,我会带着那四条黄鳝,去那个废弃的灌溉渠,把它们放回它们本该待的地方。
然后,我也会学着把自己放生。
第四章 水产摊的课
周一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去了一趟大直沽菜市场。
我想找老舅聊聊,一方面是告诉他我打算把黄鳝放生了,另一方面是想跟他请教一下放生的具体注意事项。虽然我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但老舅毕竟跟水产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的经验比网上的文章靠谱得多。
菜市场下午人不多,老舅的摊位在市场最里面的一排,左右两边分别是卖猪肉的和卖豆腐的。我到的时候老舅正坐在摊位后面的小板凳上抽烟,面前的泡沫箱里摆着几排冰鲜的海鱼,旁边的大塑料盆里养着活蹦乱跳的鲫鱼和草鱼。
“哟,知微来了。”老舅看见我,掐灭了烟头,站了起来,“你妈今天怎么样?”
“还行,下午做了康复训练,右手能抬到胸口了。”
“那就好,那就好。”老舅点点头,然后指着旁边的塑料盆说,“要不要带两条鲫鱼回去?给你妈熬汤喝,鲫鱼汤下奶……哦不对,补身体。”
我笑了笑说不用了,我妈现在还是吃流食,等她能正常吃饭了再说。
老舅也没坚持,又坐回小板凳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看了看我,又放了回去。
“老舅,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个事。”我蹲下来,和他平视,“你上次送的那四条黄鳝,我想放了它们。”
老舅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放了?为啥?”
我把梦的事情跟他讲了,从第一个梦到第四个梦,从黄衣人到黄鳝,包括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明代的故事,全都说了。老舅听着,表情从疑惑变成了若有所思,最后变成了释然。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搓了搓手,叹了口气,“其实吧,我那天送黄鳝来的时候,心里也有点嘀咕。”
“嘀咕什么?”
“你妈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信佛,不吃活的东西。她以前跟我说过,说她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菜市场买鱼,那条鱼在案板上拼命挣扎,尾巴把秤砣都甩飞了,她看着心里难受,从那以后就再也不买活鱼了,要吃也是买超市里冷冻的。”老舅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这次他没忍住,点上了,“我那天也是一时心急,想着黄鳝补身体好,就给你送过去了。后来一想,你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不高兴。”
我说:“我妈现在还不知道呢,她连话都说不利索,我也没跟她说。”
“那你打算放哪儿去?”
“我查了一个地方,在北辰那边,一个废弃的灌溉渠,有淤泥有水草,应该适合黄鳝生活。”
老舅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那个地方我知道,但不行。”
“为什么?”
“水太浅了,冬天容易冻透。黄鳝是变温动物,温度低了就钻泥里冬眠,但只要水一冻到底,它们就活不了。”老舅弹了弹烟灰,“而且那个灌溉渠是死水,不通外面的河流,里面营养不够,几条黄鳝吃不了多久就饿死了。”
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一时间有点懵。
“那放哪儿合适?”
老舅想了想,说:“我推荐你去海河的一条支流,在东丽那边,叫月牙河。那条河跟海河是通的,水质不错,岸边有芦苇,底下有淤泥,水深也够,冬天冻不死。我以前在那条河里捞过黄鳝,个头都不小,说明那边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长。”
我拿出手机在地图上搜了一下,找到了老舅说的那条河。从地图上看,月牙河确实是一条自然河流,蜿蜒曲折,两岸有大片的绿地和植被,看起来环境不错。
“但是,”老舅补充了一句,“你不能直接往主河道里放。你得找一个浅滩,最好是那种水草多的地方,让它们自己慢慢适应。黄鳝这个东西,看着滑溜,其实娇气得很。你要是把它往深水里一扔,它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可能会呛水或者应激,搞不好就死了。”
“应激?”
“就是吓着了。鱼也好,黄鳝也好,换个环境都会紧张,你要是让它慢慢来,给它时间适应,它就没事;你要是猛地一下把它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它就慌了,慌了就容易出事。”老舅说着,用手指了指盆里的鲫鱼,“你看这些鱼,刚从养殖场拉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蔫了吧唧的,在盆里养个一两天,适应了,就又活蹦乱跳了。万物都一样,都得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点了点头,觉得老舅说的有道理。
“那我明天下午去放,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阴天,应该合适。”
“阴天好,黄鳝怕强光。”老舅想了想,又说,“你放的时候注意几点:第一,到了地方先把装黄鳝的袋子或者桶放在水边,让水温慢慢接近,至少放个十几分钟;第二,放的时候一条一条放,别一股脑全倒进去;第三,放完之后别急着走,在旁边待一会儿,看着它们游走了再离开,免得被人捞走了。”
我都一一记下了。
“老舅,你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说它们真的会托梦吗?”
老舅没有马上回答。他抽了一口烟,吐出一个烟圈,看着烟圈在空中慢慢消散,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
“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托梦,但我知道,你心里有事。”
我愣住了。
“你从小就心思重,什么事都往心里藏,不跟人说。”老舅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长辈特有的慈祥和洞察,“你妈生病这事,对你打击很大,对吧?”
我没有说话。
“你妈这个人吧,一辈子要强,什么都不肯说,什么都自己扛。你这个性格,跟你妈一模一样。”老舅把烟头摁灭在摊位边上的一个铁盒子里,“你们娘儿俩啊,就是两块石头,碰在一起叮当响,谁也不肯先软下来。但你心里有你妈,你妈心里也有你,就是都不说。”
我的眼眶又开始发热了。
“老舅,我怕。”
“怕什么?”
“怕她好不了,怕她以后就这样了,怕我来不及……”
我的话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声音哽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
老舅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粗糙,掌心和指腹全是厚厚的老茧,但那双手拍在我肩膀上的力度很轻,很温柔。
“你妈会好的。”他说,“就算不能恢复到以前那样,也没关系。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病没个灾的?关键是要有人在身边陪着。你在她身边,她就有盼头。”
我使劲点了点头,把眼泪憋了回去。
“行了,别在这儿杵着了,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去放生。”老舅站起来,从泡沫箱里拿了一条处理好的鲈鱼,装进袋子里递给我,“这条鱼拿回去,清蒸了吃,别浪费。”
我接过袋子,想说谢谢,但嘴巴张开又合上了,最后只说了一句:“老舅,那我走了。”
“走吧走吧,路上慢点。”
我走出菜市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秋天的傍晚,风吹在脸上有点凉,空气里有烤红薯和糖炒栗子的香味。我站在菜市场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好像松动了一点。
回到家,我把那条鲈鱼放进冰箱,然后去厨房看了一眼那四条黄鳝。
它们还是那样安静地盘在盆底,水面上浮着一层细密的气泡。我蹲下来,隔着盆壁看着它们,轻声说了一句话。
“明天就送你们回家。”
其中一条黄鳝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缓缓地抬起头来,朝着我的方向看了几秒钟,然后又慢慢地沉了下去。
我关上厨房的门,回到客厅,打开手机查了一下明天的天气。预报说下午两点左右开始下雨,雨量不大,是小到中雨,持续到傍晚。
完美。
我又查了一下月牙河的具体位置,规划好了路线,开车大约四十分钟。我把导航设置好,又把后备箱里的一个塑料桶拿出来洗干净,装上干净的清水,准备明天用来装黄鳝。
一切准备就绪。
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前几天都安稳。虽然没有再梦到黄衣人,但我做了一个很短的梦——梦到我站在一片水边,水很清,能看到水底的淤泥和水草,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游动,速度很快,一闪而过,只留下一圈圈的涟漪。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自由的。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了医院。我妈的精神比前几天又好了一些,右手已经能够自己握住勺子舀东西吃了,虽然还是会洒出来不少,但比起之前完全不能动的情况,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我喂她吃了一碗小米粥,又帮她擦了脸和手,然后坐在床边陪她说话。我跟她说我今天下午要去办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她看着我,眼睛里带着询问的神色,但因为说话还不利索,只能用眼神来表达。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她。
“妈,老舅前几天送了几条黄鳝来,说是给你补身体的。但我没舍得杀,我想把它们放了。”
我妈的眼睛眨了眨,没有表现出惊讶或者反对。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几个穿黄衣服的人,我觉得是它们在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我觉得,放了它们是对的。”
我妈的左手动了动,慢慢地抬起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掌心有一点湿润,握得很紧。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那道沉默的高墙,好像出现了一道裂缝。
“妈,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她点了点头,然后松开了手,指了指窗外。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出去,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看起来快要下雨了。
“嗯,我知道,下午有雨,我趁着下雨去放。”
她又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似乎是累了。
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等她睡着了才起身离开。走出病房的时候,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主治医生,他告诉我我妈的恢复情况比预期的要好,再观察一周左右就可以转到康复科了。
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中午回到家,我简单吃了个午饭,然后开始做放生的最后准备。我把四条黄鳝从不锈钢盆里捞出来,放进准备好的塑料桶里,桶里装了三分之二的清水。黄鳝进入新容器的时候显得有些不安,在桶里快速地游了几圈,然后才慢慢安静下来。
我把桶放在副驾驶的脚垫上,用安全带固定好,然后发动了车子。
导航显示,从我家到月牙河的那段支流,大约需要三十八分钟。
车子开出小区的时候,天空开始飘起了细密的雨丝。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打开了雨刮器,调慢了车速,沿着导航指示的路线一路向东。
路上经过了很多熟悉的地方——我上过的小学,我妈以前工作的纺织厂旧址,我爸生前经常去的那家修车铺。这些地方都已经变了模样,小学扩建了,纺织厂拆了盖成了住宅小区,修车铺早就关门了,现在是一家奶茶店。
但记忆还在。
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的画面,在雨幕中一一浮现——我爸骑着自行车载我去上学,我坐在后座上,双手抓着他的皮带,风吹过来,他的衬衫鼓起来像一面帆;我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锅铲碰撞的声音和饭菜的香气混在一起,从门缝里飘出来,填满了整个家;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阳台上乘凉,我爸摇着蒲扇,我妈切西瓜,我趴在栏杆上看远处的晚霞一点点变暗……
这些画面曾经被我封存在记忆的最深处,不敢触碰,不敢翻阅。但现在,它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不带任何疼痛,只有一种淡淡的温暖。
就像这场雨一样,不急不缓,恰到好处。
车子开了三十多分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透过车窗打量着眼前的景象。
这是一条不算宽的河流,河水呈浅绿色,流速缓慢,两岸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和杂草。河的南岸有一片开阔的浅滩,水底的淤泥清晰可见,上面覆盖着一层枯黄的落叶和水草。雨点落在水面上,激起无数细小的涟漪,像是一幅不断变化的水墨画。
这个地方,确实很适合黄鳝生活。
我下车之前,先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车内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慢慢接近。然后我坐在驾驶座上等了一会儿,感觉差不多了,才打开车门,提着塑料桶下了车。
雨不大,但足以打湿我的头发和外套。我没有打伞,就这么提着桶,踩着湿漉漉的草地,一步一步走向那片浅滩。
到了水边,我把塑料桶放在地上,然后蹲下来,静静地看着水面。
雨水滴落在桶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桶里的黄鳝似乎感觉到了外面的水声和雨声,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在桶里缓缓游动,不时把头探出水面。
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水面。
水是凉的,但不刺骨。
我把桶倾斜,让桶里的水和河水慢慢混合。这个过程很慢,我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桶里的水和河水的温度完全一致。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手伸进了桶里。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触摸黄鳝。它们的身体很滑,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黏液,摸上去有一种冰凉柔韧的触感。我的手指刚碰到它们,它们就敏感地扭动起来,但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只是本能地躲避着我的触碰。
我用双手轻轻地捧起第一条黄鳝。
它的身体在我的
我把桶倾斜,让桶里的水和河水慢慢混合。这个过程很慢,我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桶里的水和河水的温度完全一致。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手伸进了桶里。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触摸黄鳝。它们的身体很滑,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黏液,摸上去有一种冰凉柔韧的触感。我的手指刚碰到它们,它们就敏感地扭动起来,但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只是本能地躲避着我的触碰。
我用双手轻轻地捧起第一条黄鳝。
它的身体在我的手掌间扭动着,尾巴甩动的时候带起一串水珠,溅在我的脸上。我感觉到它的力量——不大,但持续不断,是一种执拗的、想要挣脱的力。我没有用力握紧它,只是用手掌形成一个包围的弧度,让它不至于从我手中滑落。
我站起身来,走到水边,弯下腰,双手浸入水中。
黄鳝一接触到河水,立刻停止了扭动。它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身体僵直了一瞬间,然后慢慢地、试探性地舒展开来。
我松开了手。
它在水里停留了两三秒,像是在确认自己真的自由了,然后猛地一甩尾巴,钻进了水底的淤泥里,只留下一团浑浊的水迹,很快就消散在雨水中。
第一条,走了。
我转身回到桶边,用同样的方法捧起了第二条。
这一条比第一条更大一些,也更活跃。我刚把它捧起来,它就剧烈地扭动起来,差点从我手里挣脱。我不得不加快脚步走到水边,迅速把它放入水中。
它入水的姿态和第一条完全不同——它不是钻进水底,而是先在水面上快速游了一圈,像是在勘察周围的环境,然后才一头扎进芦苇丛中,消失在密密麻麻的根系之间。
第二条,也走了。
第三条是最安静的一条。从始至终,它几乎没有挣扎,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像一个顺从的孩子。我把它放入水中之后,它也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在原地停留了将近半分钟,身体微微弯曲,头昂出水面,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看我。
雨滴落在它的头顶,顺着它的脊背滑落,融进河水里。
然后,它慢慢地转过身,缓缓地游向深处,直到身影完全隐没在灰绿色的水色之中。
第四条。
最后一条。
我把它捧在手心里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很不舍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跟它们相处了不到一周的时间,甚至一开始还有些嫌弃它们,但此刻我却舍不得放手了。
它们陪伴了我最难熬的那几天。在我失眠的夜晚,在我被梦境困扰的时刻,在我对母亲的病情忧心忡忡的时候,它们就在厨房的那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存在着。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安慰——至少这个家里,不止我一个人。
我把第四条黄鳝放入水中,它没有立刻游走,而是绕着我的脚踝游了一圈,尾巴轻轻扫过我的脚背,然后才慢悠悠地游向远处。
四条黄鳝,全部放生完毕。
我直起腰来,站在雨中,看着眼前这片平静的河水。雨水打在水面上,激起无数细密的涟漪,一圈套着一圈,层层叠叠地向四周扩散。芦苇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交谈。
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放下了。
不是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东西——像是长久以来紧绷的某根弦,终于被调到了一个合适的频率,不再震颤,不再鸣响。
我在水边站了很久,直到雨渐渐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角灰蓝色的天空。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亮。
我提起空了的塑料桶,转身走回车上。
坐到驾驶座上,我关上车门,把湿透了的外套脱下来扔到后座,然后用纸巾擦了擦脸和手。车里的暖气吹过来,我感觉自己慢慢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
我发动了车子,打开音乐,随机播放到了一首很老的歌,是我妈年轻时候喜欢听的,《在水一方》。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调大了音量。
车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雨后的道路湿漉漉的,路边的树木和房屋都被洗得干干净净,颜色格外鲜亮。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从半开的车窗涌进来,让人忍不住深呼吸。
回到市区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医院。
我妈刚吃完晚饭,护工正在帮她按摩右腿。我走进去,在床边坐下,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询问。
“放了。”我说,“四条都放了,找了个好地方,月牙河那边,水清,有泥,有草,适合它们生活。”
我妈没有说话,但她嘴角的线条松弛了一些,眼睛弯了弯,那是一个微笑的表情。虽然她的右半边脸还不太受控制,笑容有些歪斜,但那确确实实是一个笑。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反过来握住我的,力气不大,但很坚定。
“妈,你会怪我吗?”
她摇了摇头。
“那你想吃黄鳝吗?等你好一点了,我去买超市里杀好的,给你炖汤喝。”
她又摇了摇头,然后费力地吐出两个字,声音含混,但我听清了。
她说的是:“放了……好。”
我低下头,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闭上眼睛。
那一刻,我终于允许自己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崩溃痛哭,只是眼泪无声地滑落,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手背上,温热而真实。她没有说话,只是用左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动作很慢,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们就这样待了很久,直到护士进来查房,我才抬起头来,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
“妈,我明天再来看你。”
她点了点头,手依然握着我的,不肯松开。
我又陪了她一会儿,直到她困了,闭上眼睛睡着了,我才轻轻地把手抽出来,离开了病房。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夜风迎面吹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凉意。我站在台阶上,仰头看了一眼天空。云已经散尽了,露出满天繁星,密密麻麻地铺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像是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所有的悲伤和欢喜。
我忽然想起老舅说过的一句话:“黄鳝这东西,看着滑,其实娇气得很——不能扔深水,得有泥、有浅滩、能探头换气;放错了地方,放生就是杀生。”
我当时听懂了他在说鱼,现在才明白,他也在说人。
人也是一样的。不能一下子扔进太深的水里,不能逼着自己去做承受不了的事,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需要一个安全的港湾。我妈需要,我也需要。
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浅滩。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睡衣,躺在床上。临睡前,我去厨房看了一眼那个曾经养过黄鳝的不锈钢盆。盆已经空了,被我洗干净了,倒扣在沥水架上。水龙头还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盆底,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关上了厨房的灯。
那一夜,我没有再做那个梦。
我梦到的是水声、泥味、我小时候妈背我趟过下雨的胡同。她的背很宽,很暖,我趴在上面,脸贴着她的脖子,闻到她身上洗衣皂的味道。雨落在我们的头顶,她用手臂护住我的屁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积水的巷子里,嘴里念叨着:“不怕不怕,马上到家了。”
我在梦里笑了。
第五章 雨夜的浅滩
放生之后的日子,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
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我妈的恢复进度依然是按部就班的——每天做康复训练,每天进步一点点,没有奇迹般的痊愈,也没有意料之外的恶化。我的工作也照常进行,该加的班还是得加,该应付的客户还是得应付,该改的方案还是得改。
但有些事情确实不一样了。
首先是睡眠。放生那天晚上,我睡了近一年来最好的一觉。没有梦,没有惊醒,没有辗转反侧,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线是明亮的、温暖的,我躺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感觉自己像是被重新充满了电。
其次是食欲。之前我妈住院那段时间,我几乎没什么胃口,吃饭纯粹是为了完成任务。但那几天我开始觉得饿了,开始想吃东西了——想吃煎饼果子,想吃锅巴菜,想吃我妈以前常做的那种西红柿鸡蛋面。我甚至自己下厨做了一顿饭,虽然手艺不怎么样,但吃得心满意足。
还有就是,我开始愿意说话了。
以前我是一个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的人,工作上受了委屈不说,感情上出了问题不说,就连我妈生病这件事,我也很少跟朋友提起。总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别人帮不上忙,只会让人觉得你矫情。
但放生之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愿意倾诉了。我开始跟闺蜜聊我妈的病情,跟同事吐槽工作中的烦心事,甚至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破天荒地跟大家讲了我爸的事。讲完之后,我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反而有一种卸下重担的轻松感。
老舅说得对,我确实心里有事。那些事像黄鳝一样,被关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不见天日,无处可逃。而当我把它们放出来之后,它们就不再是负担了。
当然,最大的变化还是在我和我妈之间。
放生之后的第三天,我去医院的时候,发现我妈的状态明显好了很多。她不仅能自己坐起来了,还能扶着助行器走几步路了。虽然步伐还很蹒跚,右腿拖在后面,像绑了一个沙袋,但她脸上的表情是坚定的,眼睛里有光。
我站在康复训练室的门口,看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不是心疼,不是欣慰,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看到了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前走的勇气。
我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过头。我爸走后,她没有;下岗分流的时候,她没有;现在脑梗了,她还是没有。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训练结束后,我扶着她回到病房,帮她擦了汗,倒了杯水。她坐在床上,喝了一口水,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话。
“知微,你瘦了。”
她的发音还是有些含混,但这句话我听得很清楚,很清楚。
我愣了一下,鼻子一酸,差点又要哭出来。
“妈,我没瘦,我还胖了两斤呢。”
她不信,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说:“骨头都硌手了,还说胖了。”
“真没瘦,可能是最近跑工地晒黑了,显瘦。”
她哼了一声,没有再争辩,但我注意到她的嘴角翘了一下。
这是她生病以来,我们之间第一次进行这样正常的对话。不是我问她答,不是她说我听,而是真正的、你来我往的聊天。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在床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说:“妈,等你出院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涮羊肉?烤鸭?还是咱们楼下那家包子铺?”
她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吃你姥姥做的打卤面。”
我笑了:“那我可做不出来,姥姥的手艺我可没学会。”
“没事,我教你。”她说,“等我好了,我教你做。”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拉了勾,像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有些僵硬,弯曲不太灵活,但拉勾的动作做得一丝不苟。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放生之后的一周,我陆续收到了一些来自朋友的问候和关心。有些人知道我妈生病了,发微信来问情况;有些人不知道,只是单纯地想约我出来吃个饭、聊聊天。我一一回复了,该约的约,该谢的谢,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
周末的时候,闺蜜小杨约我去滨江道逛街。我们在商场里逛了一下午,她买了两件毛衣一条裙子,我什么都没买,但光看着她试衣服就觉得开心。逛累了我们去吃麻辣烫,坐在街边的小店里,热气腾腾的,辣得满头大汗。
“你最近气色好多了。”小杨一边吸溜着粉丝一边说,“前段时间看你,跟丢了魂似的。现在总算活过来了。”
“哪有那么夸张。”
“就有。”她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你知道吗,你之前那种状态,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皮筋,随时都可能断掉。我都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怕哪句话说不对你就炸了。”
我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紧绷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引爆点。有一次客户临时改了婚礼流程,我在电话里跟对方吵了一架,挂了电话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现在好多了。”我说,“可能是因为把那些黄鳝放了吧。”
“黄鳝?什么黄鳝?”
我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讲了。从老舅送黄鳝,到做噩梦,到查资料,到最后放生,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小杨听得目瞪口呆,筷子夹着的粉丝都掉进了碗里。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梦到的那四个黄衣人,真的是那四条黄鳝变的?”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是真的,也许是我想多了。但不管怎么样,放了它们之后,我心里确实舒服多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小杨喃喃地说,“我以前只在网上看到过这种故事,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真有。”
“可能不是什么神奇的事,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我分析道,“我潜意识里不想杀它们,但又不好意思拒绝老舅的好意,所以就一直拖着。拖得越久,心里就越不安,于是就通过梦境表现出来。等我终于把它们放了,心里的包袱卸下来了,自然就好了。”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小杨想了想,又说,“那你以后还敢吃黄鳝吗?”
“吃啊,为什么不吃?超市里杀好的那种,又不是我亲手杀的。”
“你倒是想得开。”
“不然呢?总不能因为做了个梦就当一辈子素食主义者吧。”
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又逛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家。地铁上,我靠在车厢壁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夜景,心里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我想起老舅说的那句话:“放错了地方,放生就是杀生。”
放生黄鳝是如此,放生自己亦是如此。如果我当时没有做好准备,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没有选择恰当的时机,那么放生不仅不会带来解脱,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浅滩。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一篇东西。不是工作文档,不是朋友圈文案,而是一篇给自己的信。
我在信里写下了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悟,写下了我对妈妈的愧疚和感激,写下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和不安。我没有刻意美化什么,也没有刻意回避什么,只是诚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写完之后,我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取名为“黄衣人”。
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它拿出来,分享给别人看。也许不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写下来了。
有些东西,写下来,就放下了。
第二天是周日,我一大早就去了医院。我妈已经吃过早饭了,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到我来了,冲我招了招手。
“今天怎么这么早?”
“想你了呗。”我在床边坐下,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盒,“我给你带了豆浆和油条,楼下那家你最爱喝的。”
“医生不让我吃油炸的。”
“就吃一口,没事的。”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油条,小小地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然后她满足地叹了一口气,说:“就是这个味儿。”
我看着她吃油条的样子,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时候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一块钱,让我去楼下买两根油条、两杯豆浆,我们母女俩就着咸菜吃完,然后她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学。那时候的油条才五毛钱一根,豆浆三毛钱一杯,一块钱就能解决一顿早餐。
时间过得真快。
“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每天早上骑车送我上学吗?”
“记得。”她说,“你坐在后面不老实,老是晃来晃去的,有一次还把脚伸进车轮里了,卡破了皮,哭了好半天。”
“那次可疼了,我记得我哭了一路,你一边骑车一边哄我,说到了学校给我买冰棍吃。”
“买了,结果你吃完冰棍又哭了,说牙疼。”
我们俩都笑了。
笑完之后,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忽然说了一句话,语气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知微,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愣住了。
“你爸走的时候,你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我那时候只顾着自己难过,没顾上你。后来你长大了,工作了,谈恋爱了,我也没怎么管过你。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妈,你别这么说——”
“你让我说完。”她打断了我,声音有些颤抖,“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让你好好当一个小孩。别人家的孩子,有爸妈宠着,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你呢?你从十四岁开始,就学会了不哭不闹,什么都自己扛。我看着心疼,但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她的眼眶红了,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滴在被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在我面前哭。
不是在我爸的葬礼上,不是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而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周日早晨,在一间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房里,她终于允许自己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
我伸出手,抱住了她。
她的身体很瘦,肩膀的骨头硌着我的手臂。她伏在我的肩膀上,哭得很克制,没有声音,只有身体在微微颤抖。我拍着她的背,像她小时候哄我那样,一下一下,轻轻地,慢慢地。
“妈,你没有对不起我。”我说,“你把我养大,教我做人,让我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你已经给了我最好的东西。”
她没有说话,只是抱我更紧了。
我们就这样抱了很久,直到护士进来量体温,才松开彼此。我妈擦了擦眼泪,恢复了平常的表情,但眼睛还是红的。护士装作没看见,量完体温就出去了。
我重新在床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说:“妈,等你出院了,我们一起去旅游吧。”
“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北京看故宫,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云南看洱海,都行。”
“花那个钱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不好。”我说,“前半辈子你都在为我活,后半辈子,该为你自己活了。”
她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好。”
那天下午,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天已经晴了。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种春天提前到来的错觉。我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两旁的法桐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铺了一地金黄。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的主治医生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我妈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回复说,按照目前的恢复进度,再过十天左右就可以出院了,之后定期来复查就行。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舅,告诉了小杨,告诉了所有关心我妈的人。大家都替我们高兴。
晚上回到家,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随便放了一部电影。电影演的是什么我没怎么看进去,我只是享受这种安静的氛围——不用赶去医院,不用加班,不用想任何烦心的事,就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什么都不做。
窗外的路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芒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温暖的光影。远处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还有邻居家电视机的声响,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着这些声音,觉得自己终于从一场漫长的跋涉中走了出来。
前方还有路要走,但我不再是一个人。
第六章 梦散了
我妈出院那天,天津迎来了入秋以来最好的一天。
天空蓝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明亮却不刺眼,微风里带着桂花的香气。我一大早就到了医院,帮她把东西收拾好,办完出院手续,然后扶着她慢慢地走出住院大楼。
她走路还是有些瘸,右腿拖在后面,但比起刚入院的时候已经好了太多。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开衫毛衣,是我给她买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甚至还涂了一点口红——她说住院这么久,脸色太难看了,得遮一遮。
我们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她仰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外头的空气真好。”她说。
“是啊,比病房里的消毒水味好闻多了。”
“可不是嘛,那股味儿我闻了一个多月,都快闻吐了。”
我笑了,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扶她上了车。车子启动的时候,她从副驾驶的车窗探出头去,回头看了一眼医院的大楼,然后转回来,靠回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再也不来了。”
“那可不一定,还得来复查呢。”
“复查也不住这儿了,看完就走。”
“行,听你的。”
车子开上大路,穿过熟悉的街道,往家的方向驶去。一路上我妈都在看窗外的风景,像是一个很久没出门的人,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这条路修了?”
“修了,上个月刚通的。”
“那个超市是新开的?”
“开了有半年了,里面东西挺全的,下次我带你去逛逛。”
“那边那个楼盖得好高啊,以前不是一片平房吗?”
“拆了,盖了高层住宅,听说卖得还挺贵的。”
她不停地问,我不停地答。这些在我看来习以为常的变化,在她眼里都成了新鲜事。住院这一个多月,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停下脚步,它一直在变,只是她错过了。
回到家,我扶着她上了六楼。她走得很慢,每上一层都要停下来喘口气,但她的表情是愉悦的,像一个终于回家的旅人。
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她站在门口,环顾了一下屋子,然后说了一句:“还是家里好。”
“当然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嘛。”
我扶她到沙发上坐下,给她倒了杯水,然后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还有什么菜。冰箱里的东西大部分都过期了,我清理了一番,列了一个购物清单,准备下午去超市采购。
“妈,中午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随便,你做啥我吃啥。”
“那我做个西红柿鸡蛋面吧,简单,也好消化。”
“行。”
我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洗菜、切菜、打鸡蛋、煮面条。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窗户玻璃。西红柿下锅的时候,滋啦一声响,酸甜的气味弥漫开来,充满了整个厨房。
我妈坐在客厅里,透过敞开的厨房门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话。
“知微,你长大了。”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锅里的西红柿。
“我都三十四了,再不长大就说不过去了。”
“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小丫头。”她说,“还记得你小时候,够不着灶台,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帮我炒菜。那时候你才这么高——”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围裙系在你身上,拖到地上,像个唱戏的。”
“我当然记得,那次我把盐当成糖放了,炒出来的菜咸得要命,你和爸还硬着头皮吃完了。”
“可不是嘛,你爸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灌了三杯水。”
我们都笑了。
笑声在屋子里回荡,填满了每一个角落。这间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房子,终于又重新活了过来。
面条煮好了,我端了两碗出来,一碗给我妈,一碗给自己。她的那碗我煮得比较烂,面条软和一些,方便她咀嚼和吞咽。她尝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味道不错,比你爸做的好吃。”
“我爸还会做饭?”
“会啊,以前你小的时候,你妈我要是加班,就是你爸做饭。他就会做三道菜:西红柿炒鸡蛋、醋溜白菜、还有土豆丝。翻来覆去就这三样,你居然也吃不腻。”
“那是因为我爸做的好吃。”
“好吃什么呀,盐都放不准。”她嘴上嫌弃着,嘴角却带着笑意。
这是我爸去世之后,我们第一次在家里这样轻松地谈起他。以前这个话题是禁区,谁也不敢碰,谁也不想碰。但现在,它不再是了。
也许是因为我妈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对生死有了新的理解。也许是因为我在放生黄鳝的过程中,学会了放下。也许只是因为,时间到了。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扶我妈去午睡。她躺下来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知微,你也歇会儿吧,别忙了。”
“我不累,你先睡,我下午去趟超市,买点东西回来。”
“好,那你路上小心。”
“嗯,你睡吧。”
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均匀而平稳,眉头舒展着,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掩上门,退了出去。
下午我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东西,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回来的路上,我又顺便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些水果和蔬菜。经过老舅的摊位时,他正在给一个顾客称鱼,看到我来了,冲我挤了挤眼睛。
“你妈出院了?”
“出了,今天上午出的。”
“好,太好了。”老舅把鱼递给顾客,擦了擦手,“改天我去家里看看她。”
“行啊,随时欢迎。”
“对了,那黄鳝放了之后,没再做噩梦了吧?”
“没有了,睡得比以前好多了。”
“那就好。”老舅点了点头,“有些东西,该放就得放。留着,是负担;放了,是解脱。”
我点了点头,觉得老舅这句话说得真好。
回到家,我把东西归置好,然后坐在客厅里,拿出手机翻看相册。相册里有很多照片——我妈生病前的、生病中的、康复中的,还有我拍的月牙河的照片,以及那四条黄鳝还在盆里时的照片。
我翻到一张黄鳝的照片,放大看了看。照片里的黄鳝盘踞在盆底,身体互相缠绕,形成一个复杂的结。它们的眼睛小小的,黑黑的,在镜头里闪着光。
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笑了笑。
谢谢你,四条黄鳝。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生活里,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教会了我放下的意义。
我把照片删掉了。
不是因为不想记住,而是因为不需要了。它们已经回到了它们该待的地方,我也回到了我的轨道上。我们之间的缘分,到此为止,刚刚好。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不是黄衣人的梦,而是一个全新的梦。
梦里我站在一片很大的水边,水很清澈,能看到水底的沙石和水草。阳光很好,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水里有很多鱼在游来游去,有鲫鱼,有草鱼,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鱼。
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冷不热,刚好合适。
然后我看到了它们。
四条黄鳝,从水草丛中游出来,绕着我手指游了一圈。它们的身体在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泽,看起来很健康,很快乐。
其中一条黄鳝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我。
它的眼睛很小,但我总觉得它在对我笑。
然后它转过身,摆了摆尾巴,带着其他三条黄鳝,慢慢地游远了,消失在水深处的光影之中。
我在梦里笑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枕头上投下一道温暖的光斑。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早上七点十五分。
我睡了整整九个小时,中间没有醒过一次。
我躺在床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窗外的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楼下传来早点摊的叫卖声,还有汽车发动的声音。这座城市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而我也准备好了。
我起床洗漱,然后去厨房准备早餐。我妈也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做康复操——这是出院前医生教的,每天早晚各做一遍,帮助恢复右侧肢体的功能。
“妈,早上想吃什么?”
“小米粥吧,再蒸个鸡蛋羹。”
“好嘞。”
我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淘米、下锅、点火,然后把鸡蛋打散,加水、加盐,放进蒸锅里。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升腾起来,带着米粥的清香。
我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米粥翻滚着,慢慢地变得浓稠、绵软,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这就是生活吧。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一夜暴富的奇迹,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碗粥,一个鸡蛋羹,和一个正在康复中的母亲。
这样就很好。
粥熬好了,鸡蛋羹也蒸好了。我把早餐端到桌子上,扶我妈出来吃饭。她坐在餐桌前,用勺子舀了一口粥,吹了吹,送进嘴里。
“嗯,熬得到位了。”
“那当然,我可是严格按照你教的方法熬的。”
“不错,有进步。”
我笑了,也坐下来,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粥。米粥的温度从口腔蔓延到胃里,暖洋洋的,整个人都舒坦了。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餐桌上,照在我妈的脸上,照在冒着热气的粥碗里。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像一群金色的精灵。
我忽然觉得,这一刻,就是最好的时刻。
第七章 四个名字
我妈出院后的第二周,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节奏。
她每天早上去社区公园散步,下午做康复训练,晚上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作息规律得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跟婚礼打交道,继续在甲方和乙方之间周旋,继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奔波。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虽然慢,但方向是向上的。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推开家门的时候,客厅的灯还亮着,我妈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按了遥控器的暂停键。
“怎么这么晚?”
“有个客户临时改了方案,我重新做了一遍,耽误了点时间。”我换了拖鞋,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你怎么还不睡?不是让你别等我了吗?”
“睡不着,等你回来再说几句话。”
“说什么?”
她想了想,说:“我今天整理柜子,翻到了一些老照片。有你爸的,有你小时候的,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的。”
“是吗?拿来我看看。”
她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相册,封面已经磨损得厉害,边角都翘起来了。这本相册我小时候见过,后来不知道被我妈收到哪里去了,我以为她早就扔了呢。
她翻开相册,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对年轻男女,站在一座老房子前面,男的穿着白衬衫,女的穿着碎花裙子,两个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这是你和爸结婚的时候?”
“嗯,那时候你爸还是个瘦高个,一百二十斤都不到。你看看他现在——”她顿了一下,改了口,“看看他那时候,多精神。”
照片里的我爸确实很精神,头发乌黑浓密,眼睛炯炯有神,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一只手搂着我妈的肩膀,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姿势很潇洒。
“爸年轻的时候挺帅的嘛。”
“那是,追我的时候可会打扮了,天天换不同的衬衫来厂门口等我下班。”我妈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后来结了婚就原形毕露了,一件汗衫能穿一个星期不换。”
我笑了,翻到下一页。这一页是我百日照,胖乎乎的,光着膀子,坐在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手里抓着一个拨浪鼓,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你看你那时候多胖,胳膊跟藕节似的,一节一节的。”
“后来不是瘦了嘛。”
“那是上初中以后的事了。小时候你可能吃了,一顿能吃一大碗米糊,你爸说你比小猪仔还能吃。”
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张是在水上公园拍的,那张是在姥姥家门口拍的,这张是我第一次上幼儿园那天拍的,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妈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最后一张合影。那是我十三岁那年春节,在老家奶奶家门口拍的。我穿着新买的红色羽绒服,站在中间,我爸和我妈分别站在两边,一人牵着我一只手。背景是大红色的春联和灯笼,地上还有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碎屑。
照片里的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过年。
第二年,我爸就走了。
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手指轻轻地抚摸过我爸的脸。照片上的他依然在笑,笑得那么灿烂,仿佛死亡是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
“你爸走的那天早上,还跟我说,等他回来,带我们去吃狗不理。”我妈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他说他跑完那趟车就能歇两天了,正好赶上你期中考试结束,带你出去改善改善伙食。”
我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看着照片。
“后来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在他钱包里发现了一张收据,是他出发前一天去狗不理买的包子,用保温盒装着,放在驾驶室里。交警把东西还给我的时候,包子已经馊了。”
我的眼眶开始发热。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些,怕你听了难受。”我妈继续说,“但今天翻到这些照片,我就想,也许该让你知道了。你爸走的时候,心里惦记的还是我们娘儿俩。他不是故意要丢下我们的。”
“我知道。”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一直都知道。”
我妈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虽然右手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握得很紧。
“知微,你爸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好好地跟你说过一句话——你辛苦了。”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你十四岁就没了爸,我那时候只顾着自己伤心,没好好照顾你。你考大学的时候,我没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你工作的时候,我也没能给你什么帮助;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没给你什么建议。我这个当妈的,太不合格了。”
“妈,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完。”她深吸了一口气,“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懂事、孝顺、能干,比我强多了。我有时候想,你爸要是能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聊我爸,聊我的童年,聊这些年各自的经历和感受。我们说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流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流过的眼泪。
直到凌晨两点多,我们才各自回房睡觉。
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银白色的光影。我盯着那道光影,脑子里回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
四个黄衣人,四条黄鳝,四个梦。
我曾经以为,那四个黄衣人是黄鳝的化身,是来向我求救的。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不仅仅是为黄鳝而来,更是为了我而来。
他们是我的愧疚、我的恐惧、我的怨恨、我的等待。
愧——对我妈的愧疚。我总觉得我欠她太多,却从来不曾好好报答她。
怕——对未来的恐惧。我怕失去她,怕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怨——对命运的怨恨。为什么偏偏是我家?为什么我爸要走?为什么我妈要病?
等——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更好的时机”。等我有钱了,等我有时间了,等我准备好了……等了二十年,等到我妈倒下,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更好的时机”。
这四个情绪,就像那四条黄鳝一样,一直被困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它们通过梦境来敲打我,提醒我:该面对了,不能再逃避了。
而现在,我终于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认领了回来。
不是消灭它们,不是否认它们,而是承认它们的存在,接纳它们作为我的一部分,然后——放手。
就像放生那四条黄鳝一样,我也要把这四个情绪放回它们该待的地方。它们是我的一部分,但不应该主宰我的生活。
我从床上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拿起手机,在备忘录里写下了一段话:
“给我的四个黄衣人起个名字:愧、怕、怨、等。谢谢你们来过,谢谢你们提醒我。现在我很好,你们也可以走了。”
写完之后,我锁上手机,关掉灯,躺下来。
这一次,我很快就睡着了。
一夜无梦。
第八章 浅水也能活
生活继续向前。
我妈出院一个月后,她已经能够不用助行器自己走路了,虽然走得慢,步态也不太稳,但比起当初半边身子不能动的状况,已经是天壤之别。医生说她的恢复速度在同龄患者中属于相当不错的,这和她的意志力有很大关系。
“你妈是我见过最配合治疗的病人之一。”主治医生在一次复诊后对我说,“康复训练那么枯燥、那么疼,她从来没喊过一声苦,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这种毅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把这话转述给我妈听,她哼了一声说:“那当然了,我当年在纺织厂干活的时候,三班倒都没喊过累,这点训练算什么。”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不服输,永远不认命。
十一月下旬,天津进入了深秋。树叶黄了,落了,铺满了街道和公园。天空变得很高很蓝,云朵稀薄,阳光清冷。人们开始穿上厚外套,围上围巾,缩着脖子走在风里。
我接了一个年底的婚礼单子,新人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举办仪式,地点选在了五大道的一栋百年老洋房里。这对新人很有想法,想要一场复古风格的婚礼,新娘穿旗袍,新郎穿中山装,宾客的着装要求也是“民国风”。
为了这场婚礼,我几乎每天都在加班。查资料、找场地、联系供应商、设计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确认。我妈看我忙得脚不沾地,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家务,做饭、洗衣、打扫,样样都抢着干。
“妈,你别忙了,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
“没事,多动动反而好得快。医生不是说了嘛,要多活动。”
“那你别太累了,累了就歇着。”
“知道了知道了,你比我妈还啰嗦。”
她嘴上嫌我啰嗦,但我知道她其实很开心。能为这个家做点什么,能为我分担一些压力,让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不是个累赘。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对她来说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
十二月初的一个周末,我难得休息一天,决定带我妈出去走走。天气不错,虽然冷,但阳光很好,适合户外活动。
“想去哪儿?”我问她。
“随便,你定吧。”
“那去月牙河吧。”
“月牙河?那不是你放黄鳝的地方吗?”
“对啊,正好去看看它们过得怎么样。”
我妈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行,那就去看看吧。”
我开车带着她,沿着上次的路线一路向东。路上的景色跟上个月相比又有了一些变化——树叶落得更厉害了,路边的田野也变得更加萧瑟,但天空依然很蓝,阳光依然很好。
到了地方,我把车停在路边,扶着我妈慢慢地走向河岸。
冬天的月牙河和秋天时又不一样了。河水比之前浅了一些,也更加清澈,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和枯枝。岸边的芦苇已经完全枯黄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发出沙沙的声响。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随着水流缓缓漂动,像一艘艘小船。
“就是这儿?”我妈站在岸边,环顾四周,“环境确实不错。”
“嗯,老舅推荐的,说这边适合黄鳝生活。”
“你老舅这个人,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很细。”
“是啊,他那天跟我说了很多放生的注意事项,什么水温啊、浅滩啊、适应期啊,比网上查的详细多了。”
我妈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水面。
我也安静下来,和她并肩站在岸边,看着眼前这条安静的河流。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泥土的气息,凉丝丝的,但并不刺骨。
“你说,它们现在在哪儿呢?”我妈忽然问道。
“谁?黄鳝吗?”
“嗯。”
“可能在泥里冬眠吧。”我说,“老舅说黄鳝天冷了就会钻到泥里去,等到明年春天暖和了才会出来。”
“那它们会不会饿死?”
“不会的,黄鳝冬眠的时候新陈代谢很慢,几乎不需要吃东西。等到春天醒了,自然会去找吃的。”
“那就好。”她松了一口气,“好歹是一条命,能活着就好。”
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变了。以前的她,虽然也信佛,但对杀生吃肉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她会买活鱼回来杀,会买活鸡回来宰,觉得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她开始在意那些小生命的去留了。
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敬畏和珍惜。
“妈,你说,那四条黄鳝会不会还记得我?”
“记得你干嘛?你又没给它们什么好处。”
“我放了它们啊,这不算好处吗?”
“算吧,但鱼嘛,记性短,转头就忘了。”
“那可不一定。”我说,“我放第四条的时候,它还绕着我脚踝游了一圈呢,像是在跟我告别。”
“那是你自作多情。”
“才不是,我真的感觉到了。”
我妈笑了笑,没有反驳我。她弯下腰,捡起一颗小石子,用力扔进了河里。石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入水中,咚的一声,激起一圈涟漪。
“走吧,回去吧,外头冷。”
“好。”
我搀着她的胳膊,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河面。
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阳光洒在水面上,闪烁着细碎的金色光芒。芦苇在风中摇曳,发出轻柔的声响。一切都很安静,很平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心里知道,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也确实改变了。
那四条黄鳝,也许真的已经不记得我了。但那没关系,我记得它们就够了。我记得它们带给我的那些梦,那些困惑,那些思考,以及最后的释然。
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逗号,让我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向前走。
回去的路上,我妈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她的头靠着车窗,嘴巴微微张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放慢了车速,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了一些,然后继续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
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旋律舒缓而温柔,像一条小溪流过心田。我跟着哼了几句,歌词记不全,但旋律是刻在骨子里的。
这首歌是我妈年轻时候最喜欢的。小时候家里有一台录音机,她经常放邓丽君的磁带,一边听一边做家务。那时候我不懂欣赏,觉得这些歌太软太甜,不如流行歌曲带劲。现在再听,才体会到那种温柔的力量——它不张扬,不激烈,却能穿透时光,抵达人心。
车子开进市区的时候,我妈醒了。她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窗外,问:“到了?”
“快了,还有几分钟。”
“我睡了多久?”
“半个多小时吧。”
“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坐车都能睡着。”
“这说明你身体在恢复,睡眠好了才有精力。”
她哼了一声,没有反驳。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了一句:“知微,下周是你爸的忌日,我们去看看他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好。”
我爸的忌日是十二月十五号。自从他去世后,每年这一天,我妈都会一个人去墓地看他,从不让我跟着。她说那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去。后来我长大了,她也没改口,我也就没主动提过。
今年是她第一次主动邀请我一起去。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终于准备好,让我走进她心里那个尘封已久的房间了。
十二月十五号那天,天气很冷,最低气温零下六度,西北风四级。我穿了一件厚羽绒服,又给我妈带了一件军大衣,开车去了位于北辰区的永安公墓。
公墓建在一片缓坡上,一排排墓碑整齐地排列着,像是一本本竖立的书。松柏在寒风中挺立着,苍翠的枝叶上挂着一层薄薄的霜。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雪的样子。
我们找到了我爸的墓碑。碑是黑色大理石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夫沈建国之墓,妻周秀兰、女沈知微敬立。”
我妈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毛巾,仔细地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她擦得很认真,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连墓碑底座上的青苔都用指甲刮干净了。
擦完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盒,打开盖子,里面是六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
“狗不理的。”她说,“你爸走的那天,说要去给你买狗不理。今天我替他带来了。”
她把包子摆在墓碑前,然后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酒杯,倒了一杯白酒,洒在墓前。
“建国,我和闺女来看你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
她在墓前坐了很久,把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都跟我爸说了一遍。说我妈生病了,说我已经好了不用担心了,说我工作很努力很能干,说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对象让她着急。她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
我在旁边站着,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鼻子冻得通红,但我一步也没有挪开。我看着墓碑上我爸的照片,那张黑白照片里的他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眉眼舒展,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他在看着我们,我知道。
“爸,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你也照顾好自己,缺什么托梦告诉我,我给你烧。”
从墓地回来之后,我妈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低落或者伤感。她甚至还主动提议晚上包饺子吃,说是我爸生前最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今天也算给他过了忌日了。
我们母女俩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下午,和面、剁馅、擀皮、包饺子。我妈的手还不太灵便,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个喝醉了酒的小胖子。我包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褶子捏得乱七八糟,有的还露了馅。
但我们都不在乎。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重要的是这个家又重新有了烟火气。
饺子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的,蘸上醋和蒜泥,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爆开,鲜香四溢。我妈吃了十几个,我吃了二十多个,最后盘子都空了,我俩靠在椅背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相视而笑。
“你爸要是还在,肯定能吃两大盘。”我妈说。
“那可不,我爸最能吃了,一顿能吃三十个。”
“你随他,也是个能吃的。”
“我这不是能吃,我这是不浪费粮食。”
“行行行,你有理。”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芒透过窗户洒进来,在餐桌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影。屋子里弥漫着饺子醋的香气,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咔咔声,电视里在播新闻联播,主播的声音平稳而有力。
这就是生活。平凡、琐碎、甚至有些乏味,但这就是生活。而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真实的幸福。
圣诞节前夕,那场民国风的婚礼如期举行。
五大道的那栋老洋房被装饰得复古而雅致,红砖墙上挂着金色的灯串,院子里摆着木质的长桌和烛台,新娘穿着墨绿色的丝绒旗袍,新郎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两个人站在拱门下交换戒指的时候,夕阳正好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边。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做了这么多年的婚礼策划,见证过无数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让我觉得婚礼不仅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种承诺——对彼此的承诺,对未来的承诺,对生活的承诺。
仪式结束后,新娘在人群中找到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你,沈姐,今天的婚礼太完美了,比我梦想中的还要好。”
“不客气,这是你们应得的。”我拍了拍她的背,“祝你们幸福。”
“我们会的。”
她转身走回新郎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两个人并肩站在院子里,跟宾客们合影留念。闪光灯此起彼伏,他们的笑容定格在相机里,也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收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收拾好东西,跟团队的小伙伴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开车回家。路上经过海河,我看到两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流光溢彩,像一幅流动的画。桥上有人在放烟花,一小簇一小簇地在夜空中绽开,转瞬即逝,却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我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看了一会儿烟花。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有点疼,但我不在乎。我就那么看着,看着那些绚烂的光芒在黑暗中绽放又熄灭,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还没睡,正坐在客厅里织毛衣。她最近迷上了手工编织,说是要给邻居张姨的孙子织一件小毛衣。她的右手还不大利索,织得很慢,针脚也有些歪歪扭扭的,但她很认真,一针一线都不马虎。
“回来了?婚礼顺利吗?”
“顺利,特别圆满。”
“那就好。”她头也不抬,继续织着手中的毛衣,“厨房里给你留了饭,在锅里热着呢,自己去盛。”
“我不饿,在婚宴上吃过了。”
“婚宴上的东西能吃饱吗?都是样子货,中看不中吃。再去吃点,我熬了小米粥,还拌了个黄瓜。”
我笑了笑,还是去厨房盛了一碗粥,端到客厅来,坐在她旁边慢慢地喝着。小米粥熬得很到位,粘稠绵软,入口即化,配上清爽的凉拌黄瓜,正好解了婚宴上的油腻。
“妈,你织的这个毛衣真好看,什么花样的?”
“麻花辫花样,简单,好上手。”她把毛衣举起来给我看,“你看,这里是两针正两针反,然后每隔四行拧一次麻花。”
“还挺复杂的,我肯定学不会。”
“想学我教你,又不难。”
“算了,我没那个耐心。”
“你啊,就是性子急。”她放下毛衣,看着我,“不过也好,急性子的人办事利索,不容易拖泥带水。”
“这是在夸我吗?”
“当然是夸你。”她笑了笑,“你从小就比我强,做事有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一点像你爸。”
我放下粥碗,认真地看着她:“妈,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生活?不就是现在这样吗?每天做做饭、织织毛衣、去公园散散步,挺好的。”
“我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比如学一门手艺,或者去一个想去的地方,或者完成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年轻时候的梦想?早就忘了。那时候就想把你养大成人,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你长大了,过得也挺好的,我就没什么别的念想了。”
“妈,你不能光为我活啊。”我说,“你得为自己活。你才六十二岁,人生还长着呢,还有很多可能性。”
“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能性?”
“怎么没有?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去学跳伞,八十岁的老大爷去学画画。年龄不是限制,心态才是。”
她被我说得笑了起来:“跳伞?你可饶了我吧,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
“那就不跳伞,做点别的。比如你喜欢做菜,可以去上个烹饪班,学几道新菜;或者你喜欢花,可以去花店打工,学学插花;再或者,你可以去老年大学上课,学书法、学国画、学摄影,什么都行。”
她听着,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
“再说吧,等身体再好一点。”
“好,那就等身体再好一点。但你要答应我,等身体好了,一定要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行,我答应你。”
我们拉了勾,像上次在医院那样。她的手指比之前灵活了一些,拉勾的动作做得很顺畅。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妈这辈子,到底有没有为自己活过?
她十八岁进纺织厂当挡车工,二十三岁嫁给我爸,二十四岁生下我,然后就一直在为这个家操劳。我爸走后,她更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我身上,省吃俭用供我读书,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最好的都留给我。
她有过梦想吗?有过想要的生活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她也从来没有说起过。
也许,是时候让她为自己活一次了。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打电话给社区服务中心,咨询了老年大学的报名事宜。对方说春季班三月份开学,现在就可以报名了,课程包括书法、绘画、舞蹈、声乐、摄影、烹饪等几十个种类,学费也很便宜,一学期才几百块钱。
我拿了一份课程表回家,晚饭后递给我妈。
“妈,你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
她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一遍课程表,然后指着一行字说:“这个……烹饪班,教做西点的?”
“对,有烘焙课,教做蛋糕、饼干、面包之类的。”
“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
“那就报这个?我再给你报一个书法班?你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字写得挺好的吗?”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早忘了。”
“忘了可以再学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点了点头:“行,那就试试吧。”
我当场就给社区服务中心打了电话,报了烹饪班和书法班。我妈在旁边听着,表情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像一个即将入学的小学生。
挂了电话,我对她说:“妈,恭喜你,你又要当学生了。”
她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羞涩:“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去上学,人家会不会笑话我?”
“怎么会呢?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好事。”
“那我就去试试,要是学不好,你可别怪我。”
“学不好就慢慢学,又不考试,又不排名,怕什么?”
她点了点头,把课程表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抽屉里。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我妈变了。她开始变得比以前更有活力了,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说是要“练练面部肌肉,上课的时候不能板着脸”;她还会主动问我一些关于烘焙的问题,比如烤箱怎么预热、黄油怎么软化、面粉为什么要过筛等等。
我把自己知道的一一告诉她,不知道的就上网查了再告诉她。她学得很认真,还用一个小本子把要点都记了下来,字迹工工整整的,像小学生抄课文一样。
三月一号,老年大学开学了。
那天早上,我妈起得比我还早,换上了一件新买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还涂了一点点口红。她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问我:“怎么样?看起来像不像学生?”
“像,特别像,比那些大学生还有气质。”
“就你会说话。”她嘴上嗔怪着,脸上的笑意却藏不住。
我开车送她去社区服务中心,一路上她都在翻看课程表,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背诵什么。到了地方,我陪她进去报了到,找到了烹饪班的教室。
教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大家互相打着招呼,气氛很热闹。我妈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笔记本和笔摆在桌上,坐姿端正得像个小学生。
“妈,那我走了?你好好上课。”
“走吧走吧,别耽误我学习。”
我笑了笑,转身走出了教室。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我妈正跟旁边的阿姨聊天,两个人的头凑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我妈终于开始为自己活了。
老年大学的生活让我妈像变了一个人。她每天都有事做了,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学,每天都有新的朋友要见。她不再整天待在家里发呆,也不再动不动就提“我老了不中用了”之类的话。她变得开朗了,健谈了,甚至开始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我们老年人也是有追求的”。
烹饪班每周两节课,周二和周四下午。我妈学得很认真,每次下课回来都会带一些自己做的点心——有时候是曲奇饼干,有时候是纸杯蛋糕,有时候是蛋挞。虽然卖相一般,味道也时好时坏,但我和老舅都很捧场,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书法班每周三上午。我妈说她的字写得还不够好,但老师说她有天赋,笔画有力,结构端正,练个一年半载就能写出像样的作品了。她听了很高兴,回家以后练得更勤快了,每天晚上都要写一个小时的大字才肯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看到她正趴在餐桌上写字。台灯的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背微微佝偻着,握笔的手很稳,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桌上摊着几张宣纸,上面写满了“永”字——老师说这是最考验基本功的字,包含了汉字最基本的八种笔画。
我没有打扰她,悄悄地换了拖鞋,去厨房倒了杯水,然后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写。
她写完了最后一个“永”字,放下毛笔,端详了一会儿自己的作品,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妈,写得不错嘛。”
她这才发现我回来了,抬起头来,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那是,老师今天还夸我了,说我进步快。”
“让我看看。”我走过去,拿起她写的字看了看。虽然算不上什么书法大家的水平,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确实已经很不错了。笔画稳健,结构匀称,能看出来是用心了的。
“这个送我吧,我贴办公室墙上。”
“真的?你不嫌丑?”
“不丑,好看。”
她笑了,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她跟我说了很多上课的趣事——烹饪班的王阿姨做的蛋糕塌了,书法班的李大爷把墨汁打翻了,声乐班的张阿姨唱歌跑调跑得离谱。她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像一个刚刚放学回家的孩子,迫不及待地要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家长。
我坐在对面,看着她神采飞扬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几个月前,她还是一个躺在病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弹的病人。现在,她已经可以站在讲台上,跟一群同龄人一起学习新知识、结交新朋友了。
生命的韧性,有时候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五月的一个周末,我妈神秘兮兮地跟我说,她要给我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你先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
她把我拉到厨房,让我闭上眼睛。我乖乖地闭上眼,听到她打开冰箱的声音,然后是碗碟碰撞的声音,然后是打火机点燃的声音。
“好了,睁开眼睛吧。”
我睁开眼,看到餐桌上摆着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蛋糕不大,六寸左右,上面抹着不均匀的奶油,点缀着几颗草莓和蓝莓,边缘还有一圈歪歪扭扭的裱花。蛋糕中央用巧克力酱写着几个字:“祝知微生日快乐。”
我的生日是五月中旬,但我从来没有跟我妈提起过,因为这段时间太忙了,我自己都差点忘了。
“妈,你……”
“我自己做的。”她说,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在烹饪班学的,第一次独立完成,卖相差了点,但味道应该还不错。”
我看着那个蛋糕,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看着那些摆放得不太均匀的水果,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哭什么?”我妈慌了,“不好看也不用哭啊,下次我改进。”
“不是不好看,是太好看了。”我吸了吸鼻子,“妈,谢谢你。”
“谢什么谢,你是我闺女,我给你过个生日怎么了。”她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根蜡烛,插在蛋糕上,然后点上火,“许个愿吧。”
我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望。
我希望我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我希望我们母女俩,能一直这样好好地走下去。
我吹灭了蜡烛。
我妈鼓起掌来,然后切了一块最大的蛋糕递给我:“快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我接过盘子,用叉子挖了一块送进嘴里。蛋糕体还算松软,奶油甜而不腻,水果也很新鲜。虽然比不上专业烘焙店的出品,但这里面包含的心意,是任何昂贵的蛋糕都无法比拟的。
“好吃,真的很好吃。”
“真的?你没骗我?”
“真的,我发誓。”
她这才放心地笑了,自己也切了一块,坐在我对面吃了起来。我们母女俩就着昏黄的灯光,一人捧着一盘蛋糕,吃得满嘴都是奶油,像两个偷吃了糖果的小孩。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六月,天津进入了夏天。
天气热起来,蝉鸣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我妈的烹饪班和书法班都放了暑假,她一下子闲了下来,有些不习惯,整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干什么。
“妈,要不我们去旅游吧?”
“旅游?去哪儿?”
“去青岛吧,看海,吃海鲜。你不是一直想看海吗?”
她年轻的时候说过,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一次大海。但后来因为工作忙、因为要照顾我、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现在去?热不热啊?”
“海边凉快,比天津舒服多了。我们就去玩三天,周五出发,周日回来,不耽误什么事。”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行,那就去吧。”
我订了高铁票和酒店,周五一大早,我们母女俩就踏上了去青岛的旅程。
这是我妈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她第一次坐高铁。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眼睛里满是惊奇。
“现在的火车这么快啊,一晃就到沧州了。”
“这是高铁,时速三百多公里,比普通火车快多了。”
“你爸那时候跑长途,从天津到沧州要开好几个小时呢。”
“是啊,现在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她感慨地摇了摇头,继续看着窗外。田野、村庄、山峦、河流,一一从眼前掠过,像一部快进的纪录片。
到了青岛,我们先去了酒店办理入住,然后直奔海边。
我妈站在沙滩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沉默了很久。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也没有去理,就那么站着,像一尊雕像。
“妈,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就是……终于看到海了。”
她弯下腰,脱掉鞋子,赤脚踩在沙滩上。沙子被太阳晒得温热,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漫过她的脚背,又退下去。她站在那里,感受着海水的清凉和沙子的柔软,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海水是咸的!”她像个发现了新大陆的孩子一样兴奋地喊道。
“当然了,海水本来就是咸的。”
“我知道,但亲自尝到还是不一样。”
她弯下腰,捧起一把海水,又尝了一口,然后皱了皱眉头:“真的好咸。”
我被她逗笑了,也脱了鞋,跟她一起在海边走着。海浪一次次地涌上来,又退下去,带走我们脚下的沙子,留下光滑湿润的沙滩。夕阳西下,天边被染成了橙红色,海面上铺满了碎金般的光芒。
“知微,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她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海。”
“这有什么好谢的,以后你想来,我随时都可以带你来。”
“好,那我们说好了,以后每年都来一次。”
“一言为定。”
我们在海边待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晚上我们去了一家海鲜大排档,点了一桌子海鲜——辣炒蛤蜊、清蒸螃蟹、蒜蓉生蚝、椒盐皮皮虾,还有一盘鲅鱼水饺。我妈吃得赞不绝口,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的海鲜。
“以后每年都来,把青岛的海鲜吃个遍。”
“好,每年都来。”
回到酒店,我妈洗了澡,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呼吸均匀,嘴角带着笑意,大概是梦到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我坐在旁边的床上,看着她安详的睡颜,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满足感。
三个月前,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利索。现在,她已经可以跟我一起坐高铁、看大海、吃海鲜了。
生活给了我们一记重拳,但我们挺过来了。
从青岛回来后,我妈的精神状态更好了。她开始计划下一次旅行,说想去北京看故宫,想去西安看兵马俑,想去云南看洱海。她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旅游APP,每天研究各种攻略和游记,比我还上心。
“妈,你这变化也太大了,以前让你出门你都嫌麻烦,现在倒好,恨不得天天在外面跑。”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她说,“你说得对,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现在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我很高兴看到她有这样的转变。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衰老,不是疾病,而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只要心里还有向往,还有期待,那么无论多大年纪,都算是年轻的。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接到了老舅的电话。
“知微,你妈在家吗?”
“在呢,怎么了?”
“我这边有几条黄鳝,一个老主顾从白洋淀那边捎来的,野生的,个头很大。我想着给你妈送两条过去,补补身体。”
我一听“黄鳝”两个字,心里咯噔了一下。
“老舅,我妈现在不吃黄鳝了。”
“我知道,我不是送来给她吃的。”老舅在电话那头笑了,“我是送来给你们养的。”
“养?”
“对,养着玩。你妈不是退休了没事干吗?养几条黄鳝,也算是给家里添点生气。再说了,你们上次放生的那四条,不是挺有缘分的吗?”
我犹豫了一下,转头问我妈的意见。她想了想,说:“养就养吧,反正家里有个空鱼缸,正好派上用场。”
于是,老舅又拎着两条黄鳝来了。
这次他没有把黄鳝装在塑料袋里,而是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盒里,盒子里放了水和水草,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他把盒子递给我妈的时候,特意叮嘱了一句:“这两条是驯化过的,不怕人,好养活。你每天给它们换换水,喂点蚯蚓或者小鱼小虾就行了。”
我妈接过盒子,隔着透明的塑料壁看着里面的黄鳝。两条黄鳝不算大,比上次那四条小一些,颜色也浅一些,在清水中缓缓游动着,姿态优雅。
“它们有名字吗?”我妈问。
“名字?黄鳝还要名字?”
“当然要,既然要养,就得有个称呼。”
老舅挠了挠头,说:“那你自个儿起吧,我文化不高,起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
我妈想了想,说:“就叫大金和小金吧,一条颜色深一点的叫大金,浅一点的叫小金。”
“行,大金小金,挺好记的。”
就这样,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不,是两个。
大金和小金被安置在客厅角落的鱼缸里。我妈专门去花鸟市场买了一包水草、几块鹅卵石和一个小型的过滤泵,把鱼缸布置得像模像样的。她每天早晚都会蹲在鱼缸前看一会儿,有时候还会跟它们说话。
“大金,你今天怎么不爱动啊?是不是不舒服?”
“小金,你别老欺负大金,要和睦相处。”
我看着她跟黄鳝说话的样子,觉得又好笑又温馨。以前她对这些小生命是没什么感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漠视的。但现在,她学会了珍惜和善待每一个生命,哪怕只是一条不起眼的黄鳝。
也许,这就是放生的意义所在——不仅仅是放生那些动物,更是放生我们自己内心中那些被禁锢的东西。当我们学会了对其他生命温柔以待,我们也学会了对自己温柔以待。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到家,发现我妈不在家。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在月牙河那边。
“你去月牙河干嘛?”
“来看看大金和小金的兄弟姐妹们。”她说,“顺便给它们带点吃的。”
我哭笑不得,开车去了月牙河。到了地方,我看到我妈正蹲在河岸边,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往水里撒着什么。夕阳的余晖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边。
“妈,你在干嘛呢?”
“喂鱼。”她头也不回地说,“我买了点鱼食,给河里的鱼加点餐。”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看到她手里的袋子里装的是金黄色的颗粒状的鱼食。她抓起一把,撒向水面,鱼食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不一会儿,就有几条小鱼游过来,争抢着吃食。
“你看,它们多高兴。”我妈指着水面上的鱼说。
“是啊,有免费的晚餐,当然高兴了。”
“以后我每周都来喂它们一次。”她说,“反正也不远,开车半小时就到了。”
“行,我陪你一起来。”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夕阳的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皱纹在光线下显得更深了,但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
“知微,你说,那四条黄鳝现在还在不在这个河里?”
“应该在吧,这里环境这么好,它们应该舍不得走。”
“那就好。”她转过头,继续看着水面,“希望它们过得好。”
我伸出手,揽住了她的肩膀。她的身体很瘦,肩膀的骨头硌着我的手臂,但她靠在我身上的时候,很稳,很安心。
我们就这样蹲在河边,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看着水面上的涟漪一圈圈地扩散又消失。
远处传来几声鸟鸣,风吹过芦苇丛,发出沙沙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
“妈,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
“好。”
她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鱼食残渣,又看了一眼河面,然后转身跟我一起往回走。
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河水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泽,静静地流淌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心里知道,这条河里住着四条黄鳝,它们曾经在我的厨房水盆里待过一个星期,曾经在我的梦里化作四个穿黄衣的人,曾经教会了我放下的意义。
它们现在自由了。
我也自由了。
回家的路上,我妈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街景,忽然说了一句话。
“知微,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最重要?”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健康和快乐吧。”
“还有呢?”
“还有……爱的人在身边。”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我放在方向盘上的右手。她的手很暖,虽然右手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握得很紧。
“妈,你干嘛?我开车呢。”
“没事,我就想握握你的手。”
我没有挣开,任由她握着。车子在暮色中缓缓前行,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值得了。
十月,国庆节假期,我带我妈去了北京。
这是我们母女俩的第二次旅行。我们去了故宫,去了天安门,去了颐和园,去了长城。我妈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每到一处都要拍照留念,还买了一大堆纪念品——钥匙扣、冰箱贴、明信片,说要回去送给老舅和张姨。
在长城上,我妈站在烽火台上,看着连绵起伏的山脉和蜿蜒盘旋的长城,感慨万千。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没想到亲眼看到是这样的。”
“壮观吧?”
“壮观,太壮观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古代人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这样的山上修起这么长的城墙。”
“是啊,所以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嘛。”
她笑了笑,然后转过身,面对着群山,大声地喊了一声:“啊——!”
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传出去很远很远。
旁边的人都回头看我们,我妈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笑得更大声了。
“妈,你小声点,别人都看着呢。”
“怕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们。”她说,“活了六十多年,好不容易上一次长城,还不能让我喊两声了?”
说完,她又对着山谷喊了一声:“我——很——开——心——!”
我被她感染了,也跟着喊了一声:“我——也——很——开——心——!”
我们母女俩站在长城上,对着群山大声呼喊,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像是要把这些年所有的压抑和不快都喊出来。
喊完之后,我们气喘吁吁地靠在城墙上,相视而笑。
“痛快。”我妈说,“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我也是。”
“以后我们要多出来走走,不能老窝在家里。”
“好,以后每年都出来玩一次。”
“两次。”
“行,两次就两次。”
我们从长城下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坐在返程的车上,我妈靠在我肩膀上,很快就睡着了。她的呼吸很均匀,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大概是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妈生病,我陷入焦虑和恐惧,梦到黄衣人,放生黄鳝,我妈康复,我们和解,一起去旅行……所有的这些经历,像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有急流,有险滩,有漩涡,但最终还是汇入了宽阔平静的河面。
而我,也终于学会了如何在这条河流中游泳。
十一月,天津又进入了秋天。
树叶黄了,落了,铺满了街道和公园。天空变得很高很蓝,云朵稀薄,阳光清冷。人们开始穿上厚外套,围上围巾,缩着脖子走在风里。
一切仿佛都和去年一样,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妈刚刚脑梗住院,我每天在医院和公司之间奔波,身心俱疲,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不确定。而现在,我妈已经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密。
那四条黄鳝,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已经在月牙河的淤泥里准备冬眠了。它们大概已经不记得曾经在一个人类的厨房水盆里待过一个星期,也不记得曾经化作四个黄衣人出现在一个失眠的女人的梦里。
但那没关系。
我记得就够了。
我记得它们带给我的那些梦,那些困惑,那些思考,以及最后的释然。它们是我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逗号,让我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向前走。
有一天晚上,我又梦到了那四个黄衣人。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站在灰蒙蒙的雾里,而是站在一片明亮的光中。他们的雨衣不再是脏兮兮的,而是干净的、崭新的,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他们的脸也不再隐藏在帽檐的阴影下,而是清晰地展露出来——那是四张普通的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他们都在笑。
其中一个黄衣人走上前来,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他转过身,带着其他三个人,走向远方的那片光。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光芒之中。
然后我醒了。
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枕头上投下一道温暖的光斑。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早上七点半。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起床洗漱,然后去厨房准备早餐。我妈也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做康复操。她的动作比之前更加流畅了,右手也能做出一些精细的动作了。
“妈,早上想吃什么?”
“小米粥吧,再煎两个荷包蛋。”
“好嘞。”
我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淘米、下锅、点火,然后从冰箱里拿出鸡蛋,打在平底锅里。油锅滋滋地响着,蛋白从透明变成白色,蛋黄在中间颤巍巍地晃动着。我用锅铲小心翼翼地翻了个面,煎到两面金黄,出锅装盘。
我把早餐端到桌子上,扶我妈出来吃饭。她坐在餐桌前,用筷子夹起一个荷包蛋,咬了一口,点了点头。
“火候正好,溏心的。”
“那当然,我可是严格按照你教的方法煎的。”
“不错,有进步。”
我笑了,也坐下来,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粥。米粥的温度从口腔蔓延到胃里,暖洋洋的,整个人都舒坦了。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餐桌上,照在我妈的脸上,照在冒着热气的粥碗里。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像一群金色的精灵。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是老舅那天在菜市场跟我说的:“黄鳝这东西,看着滑,其实娇气得很——不能扔深水,得有泥、有浅滩、能探头换气;放错了地方,放生就是杀生。”
我现在终于完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人也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一个能够让我们自由呼吸的空间,一个能够让我们安心栖息的浅滩。有的人的浅滩是家庭,有的人的浅滩是事业,有的人的浅滩是爱好,有的人的浅滩是爱情。
而我的浅滩,就是此时此刻——有我妈在身边,有热腾腾的早餐,有窗外明媚的阳光。
这样就够了。
“妈,吃完饭我们去月牙河走走吧?”
“好啊,正好我也想看看大金小金的兄弟姐妹们了。”
“那我们带上点鱼食?”
“带上,上次买的还剩半袋呢。”
我们相视一笑,继续埋头吃着早餐。
窗外,秋天的阳光正好,风轻轻地吹着,树叶沙沙作响。
又是一个好天气。
又是一个好日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