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把红果短剧告了,索赔81万,案由肖像权纠纷,11月10日云法庭开庭,尚未宣判。
明星维权不新鲜,新鲜的是被告席的排列顺序:第一被告北京笔墨留香科技有限公司,旁边坐着它的全资股东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再旁边是一个自然人史某伦。制作方被跳过了。
律师的解释很体面:以往起诉制作方,法律关系清晰,但制作方注册资本低,赔不起,剧下架了人也找不着。说白了就是告得赢拿不到钱,于是原告方换打法,把有偿付能力的平台拽到第一排。这不是法律技巧的炫技,是对行业生态的一次精准测绘:谁在收钱,谁就该坐被告席。
平台会喊冤,内容不是它做的,脸不是它换的,它只是提供了播出渠道。这套说辞在侵权法里叫避风港原则,可律师的回应很干脆:红果短剧是先审核后上线的播出平台,注意义务高于普通通道,难以靠通知删除规则免责。你既然选择了做内容生意,就不能只享受内容带来的日活和分账,却把官司推给一个注册资本100万的小公司。
这里藏着一个被反复提及却很少被真正拆开的矛盾。AI换脸短剧的生产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规用一张明星脸要谈授权、签合同、付片酬,AI融一张脸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一张国民度足够高的脸,在短剧投流逻辑里意味着更高的点击率、更强的代入感、更直接的付费转化。省下来的授权费变成利润,省下来的谈判时间变成上线速度。侵权在这里不是某个环节出了差错,侵权本身就是商业模式。
那法律上怎么认定这算不算用了赵丽颖的脸?传统肖像权侵权看有没有直接使用照片、影像,AI融脸不给你原图,它抓取面部特征、微调五官,合成一张在像素层面并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张公开照片的脸。如果法律要求一模一样,这类侵权永远告不赢。
所以司法实践早就换了尺子。北京互联网法院在迪丽热巴那起AI短剧案里把标准说得很清楚:可识别性。不要求侵权形象与权利人肖像完全一致,只要一般公众、特定行业人群能够识别出指向特定自然人,就应当认定使用了该自然人的肖像。判断主体是普通观众,不是算法工程师。一个刷到短剧的人看了3秒觉得“这不是赵丽颖吗”,然后点进去看了、付费了,标准就满足了。技术细节不重要,受众的认知才重要。
这个标准一旦立住,平台那套抗辩就变得很薄。你说技术中立,可你推荐了、分账了、把那张脸放在了封面上;你说不知情,可此前杨紫、易烊千玺、邓为、肖战、成毅的维权声明都指向过同一个平台。红果短剧今年4月还搞过专项自查,核查了1.5万部作品,处置了670部违规作品。这说明它知道问题存在,也有能力识别和处置。知道而不拦,或者知道了之后只拦了一部分,在法律上离“应当知道”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冷的层面:平台真的拦不住吗?人脸比对技术已经成熟到手机解锁的水平,一部短剧上线前把封面和关键帧跟已知艺人的面部特征库跑一遍,技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做,或者做得不够,不是因为做不到,是因为做的成本高于不做被起诉的预期成本。81万的索赔,对日活1.68亿的平台来说,是一个需要财务部门走一笔预算的数字,不是一个需要连夜开会改流程的信号。只要赔偿金低于合规成本,侵权就会继续作为一种可计算的经营风险存在。
赵丽颖这起案子最终判多少,比判不判侵权更值得盯。如果法院只认一个象征性的赔偿数字,而拒绝在平台审核义务上给出更硬的表述,那这起诉讼就只是一次成功的个人维权,不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改写。反过来,如果判决书写清楚了先审后播平台对高辨识度艺人面部负有主动比对义务,那红果们要算的账就变了:合规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的那一刻,才是侵权模式真正开始退潮的时刻。
平台可以说审核太难,内容海量、AI侵权隐蔽、死灰复燃。这些话不假,但难从来不是豁免的理由,否则所有行业都可以用难度来交换责任。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平台的用户规模超过4家老牌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的时候,它还有没有资格用“我们尽力了”来回应一张被反复盗用的脸。
赵丽颖的81万,买不回她被塞进那部短剧里“出演”的那几集。但这81万如果判得足够疼,或许能让下一个想用AI融一张明星脸换点击率的制作方,在按下生成键之前多犹豫3秒钟。
3秒钟,够不够改变一个行业的算法。
脸是免费的,代价不是。
技术永远跑得比规则快,但规则不能永远停在后面追。
我们仍然要守住一条底线,你的脸,最终只能由你自己说了算。
AI可以造脸,但不能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