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
1964年春天,美国洛杉矶。于凤至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两样东西:一份离婚文件,一张信纸。
佣人站在一旁,低声问:“夫人,真的要签吗?”
于凤至没有回答。她望着窗外,目光仿佛越过太平洋,落在那座她再熟悉不过的岛屿上。丈夫张学良在那里,被幽禁了快三十年。
“签。”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为了汉卿的安全,我别无选择。”
笔尖落在纸上,微微颤抖。她写下“于凤至”三个字,随后轻轻推开文件,像推开一件再也不要看见的东西。然后她拿起信纸,提笔写下“缇妹慧鉴”。信里的话说得客气,落款自称“姊”,末尾还祝张学良与赵一荻“知己缔盟、白头偕老”。
写完,她把信折好,交给佣人去寄。
“夫人,您不难过吗?”佣人忍不住问。
于凤至淡淡一笑:“该难过的事,早就难不过来了。这封信,是给他留的体面。”
事情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1929年冬天,沈阳大雪。一个年轻女子跪在于凤至面前,哭着说:“大姐,求您收留我。我愿终生不要名分,只做汉卿的秘书。”
那是赵一荻。为了追随张学良,她与父亲断了关系,已经无路可走。
于凤至看着这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女子,心中五味杂陈。她想起自己嫁入张家十几年,丈夫风流成性,她早已学会包容。她扶起赵一荻,轻声说:“妹妹,你既无路可走,便留下吧。但要记住今天的话。”
赵一荻重重地点头。从此,她住进于凤至出资在帅府东墙外修建的小楼,以秘书身份陪在张学良身边。两人以姐妹相称,一度相安无事。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押。于凤至毅然回国,陪他辗转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度过了三年多的幽禁岁月。
1940年,她被查出乳腺癌,不得不赴美就医。临行前,张学良叮嘱她:“此去美国,无论如何不要回来。设法安置好孩子,为张家保存骨血。”他还压低声音说:“只要蒋介石在世,我绝无出头之日。我只要有一口气,也绝不认罪。”
于凤至含泪告别。照顾张学良的担子,落在了赵一荻肩上。
在美国,于凤至一边治病,一边凭经济头脑买卖股票、购置房产出租。她的打算很直接:自己始终是张学良的合法妻子,将来丈夫若能申请赴美,与妻儿团聚便是一个摆得上台面的理由。
她等了二十多年。
可1964年,宋美龄去看了张学良,说他与于凤至有正式婚姻,又与赵一荻同居数十年,等于有两个太太,不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教义。已经信教的张学良无从推辞。同年7月,一篇署名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在台湾刊出;三天后,他与赵一荻在台北补办婚礼。
同一个星期里,先是一篇“忏悔”,接着是一场婚礼。外界读到的信息只有一条:张学良已经认错,也在台湾成了家。他再提赴美,便没有理由了。
于凤至明白了一切。她被迫签字,但心中从未承认这场离婚。多年后,她在口述回忆录里说:“思考再三,认定他们绝不肯给汉卿自由,为保护汉卿安全才签了字。”还说,这是强加给她的、非法的离婚。
而她把最重的话留给了赵一荻:“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1990年3月20日,于凤至在洛杉矶病逝,享年九十三岁。她的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身旁预留了一块空地。但张学良最终没有归葬于此,他与赵一荻合葬在遥远的夏威夷。
那个空墓穴,至今仍静静矗立在洛杉矶的公墓里。
一封落款“姊”的祝福信,一句“无可原谅”的重话,出自同一个人。前一个,是她给张学良留下的体面;后一个,是她对自己半生等待的交代。
于凤至痛的,其实不是失去“夫人”的名分,而是眼睁睁看着丈夫获得自由的唯一希望,被一场政治与宗教双重压力下的婚姻彻底断送。赵一荻本人,同样是被看管的人,拿到名分之后,看守照旧,日子照旧,什么也没变。
决定张学良去留的人,两份文字里都没有点名。
历史常常如此:当事人之间的恩怨,只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注脚。真正左右命运的,往往是那个时代的强权与洪流。于凤至与赵一荻,一个守了“秘书”的身份几十年,一个守着“夫人”的名分到最后,谁都没能决定张学良的去留。
那封祝白头偕老的信,和那句无可原谅的指责,提醒后来的人:读史时,不要急着去责怪离权力最近的女人,要看清她们身后那只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