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朝堂之上，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位举足轻重的重臣，他们的恩怨纠葛，一直被后人反复品读。很多人只看到二人争执不断，甚至流传左宗棠和曾国藩抢军功、争高下，却很少有人记得，左宗棠曾经身陷牢狱、性命难保之时，是曾国藩多方奔走，拼尽全力担保营救，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左宗棠才华横溢，性情刚烈，早年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下当师爷的时候，意气风发，行事张扬。也正是这份不懂得收敛的性子，给他惹下杀身大祸。当时他和永州总兵樊燮起了冲突，樊燮怀恨在心，一纸诉状把左宗棠告到京城，罗织罪名弹劾他。案子越闹越大，朝廷下令严查，左宗棠被革职拿问，一时之间危在旦夕。按照当时的律例，一旦罪名坐实，左宗棠难逃一死。

就在所有人避之不及，不敢沾这个麻烦的时候，曾国藩没有冷眼旁观。他深知左宗棠是难得的治世、带兵奇才，不忍看一代人才就此陨落。他多方写信，联络朝中好友，四处为左宗棠辩解，一次次向朝廷陈述左宗棠的才干，担保他忠心为国，并无谋私祸乱之心。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合力斡旋营救之下，这场惊天大案才得以化解，左宗棠保住性命，躲过一劫，才有了后来领兵出征、建功立业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对左宗棠，既有知遇之恩，更有救命之情。可造化弄人，等左宗棠手握兵权，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大展拳脚之后，二人之间的分歧也慢慢显露出来，外界慢慢传出左宗棠“抢功”的说法。


湘军围困天京多年，曾国藩稳扎稳打，一点点压缩太平军防线。左宗棠领兵转战浙江，连战连捷，收复大片失地，捷报不断传到京城。在战功上报、功劳归属这件事上，两人多次产生分歧。而引爆矛盾的，便是幼天王一案。曾国藩上奏朝廷，说幼天王已经在天京城破时身死。左宗棠却直接上书，直言幼天王已经逃出城外。奏折一上，朝野哗然。

一时间流言四起，不少官员议论，左宗棠这是刻意发难，抓住把柄打压曾国藩，借着这件事抢夺平定太平天国的大功，想要踩着曾国藩抬高自己。在外人眼中，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仿佛积怨很深。

可读懂历史就会明白，他们的争论，从来不是私人恩怨。当年曾国藩拼力营救左宗棠，是为国惜才；后来朝堂之上激烈争辩，争的是军情真假、战事利弊。就算意见对立，大敌当前，两个人依旧同心对付太平军，从来没有在战事上互相拆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攻错若石”，敢于互相指出对方的疏漏，却始终守住家国大局。

世事无常，曾国藩后来病逝。消息传到左宗棠军中，这个一辈子锋芒外露、爱和曾国藩争辩的人，内心悲痛不已。他亲自写下流传千古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一句话，解开了多年的所有争议。左宗棠坦然承认，论识人用人、谋国忠心，自己比不上曾国藩。曾经世人看到的，是他和曾国藩争是非、论战功，以为他一心要抢走曾国藩的光环，却忽略了这份情谊的底色。

曾国藩救左宗棠于危难，是胸襟；左宗棠为国据理力争，是本心；等到故人离去，放下所有争辩，坦然承认对方的长处，是君子坦荡。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君子之交，不一定一直和气一团，可以有分歧、有辩论，可以为公事争得面红耳赤，却不会忘记对方的恩情，不会落井下石。竞争不是敌意，争辩不等于仇恨。争一时对错容易，铭记恩情、欣赏对手，守住格局，才最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