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落定。民主党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在得克萨斯、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堪萨斯、艾奥瓦等多个关键州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预计拿下53个参议院席位。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承认,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共和党惨败的原因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油价飙升超出了美国公众的容忍范围,但他紧接着补了一句:重来一次,他还会这么做。大西洋对岸,慕尼黑安全会议即将卸任的主席伊申格尔给欧洲人泼了一盆冷水:如果以为民主党赢了,跨大西洋关系就会变好,那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中期选举的国内政治后果,不会让白宫在外交和军事上变得收敛,反而会把压力从国内立法领域挤压到总统行政权更少受约束的外交和贸易方向。欧洲首当其冲,而欧洲手上的后手,在能力上存在硬缺口,在速度上跟不上海宫转向的节奏。
特朗普把败因拆成了战争本身和油价两部分,他说选民可能不愿意承担短期汽油涨价的后果,但他不认同这种不满。这种拆法有一个隐含前提:军事决策本身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地方在代价传导到国内消费端的速度太快、幅度太大。伊朗战事真正的政治杀伤力,藏在军事行动的代价以能源价格的形式回到美国选民的日常开支里,再从日常开支进入投票箱这条路径上。
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美国国内汽油均价从战前大约3美元升到4.3至4.4美元,柴油升到6.2至6.5美元,每个家庭额外负担大约1200到2000美元。战事进入第九个月仍然看不到清晰的退出路径,近七成选民认为这场战争根本不值得进行。白宫在规划军事行动时没有把国内能源市场的承受阈值当作前置条件来对待,事后再来区分“战争”和“油价”,在选举层面已经晚了。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选举结果出来后的表态说得很直:美国民众已经对战争说了“不”,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迫于生活成本的压力。对手把这场选举变成了美国国内对战争成本的否决票,这比共和党丢掉的席位本身更值得琢磨。
选举之后权力格局的变化方向,比败选原因更能决定接下来两年美国对外行为的形态。民主党掌控两院,白宫在国内立法议程上会撞上一堵墙,预算、移民、机构改革这些领域的推进难度会明显上升。但美国总统在外交和贸易领域保留的行政权力,跟国内政策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国会可以通过拨款和监督制造麻烦,却很难直接命令总统改变一项外交决策的执行方向。一个在国内被捆住手脚的白宫,大概率不会在外交上变得温和,反而会倾向于在不需要国会点头的领域加速推进既定议程,用行政令、军事部署和贸易手段来弥补国内政治资本的流失。
事实上白宫从今年4月起就已经在准备“不靠国会施政”的方案,研究通过行政命令推进移民、关税和联邦开支议题,特朗普本人也公开说过,失去国会控制权之后他会当“否决先生”。国会能拦住总统的国内立法,拦不住总统在贸易关税和驻军调整上的单边动作。一名欧洲高级防务官员的概括更直白——“跛脚总统”通常会同时做两件事,发泄不满,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冒险。
欧洲对这套推演的感知,比特朗普本人的表态要诚实得多。民调显示58%的欧洲受访者希望民主党赢,但北约外交官已经在为相反的结果做准备。5名北约外交官透露,欧洲盟友担心共和党输得太惨之后,特朗普会利用美军总司令的权力,把更多精力投入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外交事务,可能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数千名驻军。
美国预计在12月前完成驻欧美军部署评估,欧洲担心撤军规模会被扩大,甚至把继续驻军与欧洲接受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挂钩。这种担心有实际动作支撑:特朗普此前已经提过从欧洲撤出约两万美军的方案,五角大楼今年5月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6月又计划把危机时投入北约的军事力量储备削减三分之一到一半,涉及战略轰炸机、远程打击部队和空中加油机。
欧洲把缓和的希望寄托在一场它无法影响的选举上,本身就说明它在跨大西洋关系里的被动程度。民主党赢不赢,跟白宫会不会拿驻军和关税向欧洲要价,是两件没有因果关系的事。北约前官员的判断是,如果美国大规模撤出,欧洲最难填补的恰恰是电子战、防空、情报侦察和空中加油这些能力,而这些能力缺口不是靠几场峰会声明就能变出来的。
那欧洲的后手到底成色如何?从年初开始,减少对美依赖、推进防务自主、贸易关系多元化在布鲁塞尔的讨论频率明显上升,欧洲北约成员国的防务开支总额按名义值计算比2022年高了90%以上,采购和研发占防务开支的比例从2020年的不到25%升到2026年的超过36%,155毫米炮弹产能比2022年翻了五倍。这些数字说明欧洲确实在动,方向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动的速度和缺口的大小对不上。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判断很明确:北约欧洲成员在2030年之前不太可能在没有美国资源的情况下,为欧洲大陆提供常规防御的骨干力量。替换目前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装备和人员,成本在一万亿美元左右,制造能力的漏洞集中在隐形战斗机、远程导弹和卫星情报这些领域。
真正能称得上后手的,是能源、防务采购、技术标准这些具体领域逐步降低对美单点依赖的累积进程,喊出反制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这个进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白宫外交转向的速度。
欧洲防务工业的碎片化、各国在采购节奏上的分歧、金融体系的分散,每一项都在拖慢从“讨论自主”到“形成替代能力”的转化。丹麦的例子很有说服力:2020年到2024年丹麦79%的国防进口来自美国,特朗普施压格陵兰岛之后,丹麦超过一半的武器采购转向了欧洲。单个国家在受到直接压力时可以快速调整,但把这种调整放大到整个欧洲层面,需要的时间和资源完全是另一个量级。
打伊朗惹出的大祸,在选举层面已经兑现了,共和党输得比特朗普自己预料的还要惨,连他自己都说“有一点惊讶”。但他“不后悔”的表态说明,白宫没有把这场战争当作一次需要修正的决策失误来消化,它被包装成必要代价搁置起来。搁置的代价不会消失,它会从国内选举的计票结果里溢出来,流向外交通道。
欧洲留的那点后手,在选举夜之前就没有准备好,在选举夜之后更来不及。跨大西洋关系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国内被削弱的总统,在外交上反而更少顾忌的两年;而欧洲手里的防务自主进程,至少在2030年之前还撑不起它想要的那种议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