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个月，各地的长征主题展一个接一个开幕。

军博的“伟大的远征”主题展，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10月30日，国博的长征文物联展也开幕了。

相关展览中，有一封很短的信受到关注。这封信是毛主席写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是向人借钱。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平时几乎不摸钱。

他的工资、稿费有专人代管，家里开销也交给别人打理。一个对钱这么不上心的人，为了革命，前后有三回主动开口借钱。

每一回都是实在没办法了。先说最早的一回，在1920年。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过，那时毛泽东要筹建党组织，要推动湖南的革命运动，还要送一批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手头缺一大笔钱。他是到上海找的章士钊。

帮忙牵线的是杨昌济。杨先生和章士钊是湖南同乡，交情很深。

他早先写信给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夸这两个年轻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1920年1月，杨先生在北京病故，没能看到两个学生后来干成的大事。

章士钊自己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在上海工商界四处募捐，凑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这笔钱一部分给了去法国的青年，一部分带回湖南用于革命。

蔡和森一家1919年12月就从上海坐船去法国了。这份人情，毛主席记了四十多年。

1963年，他托章含之转告章士钊，说要开始还这笔老债，每年还两千元，十年还清。章士钊推辞，说钱是大家募来的，他本人没出这么多。

毛主席的本意，其实是拿自己的稿费，给晚年的老先生补贴生活。此后每年春节，秘书都会把两千元送到章家。到1972年，两万元全部送完。

1973年，毛主席又交代，本钱还完了还要还利息，老先生健在一天就送一天。这年夏天，章士钊在香港病逝。

这段往事，最打动人的是这份长情。五十年前的一笔募捐，出力的人早就不提了，受助的人却一直放在心上。

革命要用钱，人情也要还，这两件事他都没落下。第二回是1935年冬天，在陕北。中央红军刚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剩七千多人。

天寒地冻，他们还赤着脚，许多人生了冻疮，身上穿的多是破单衣。直罗镇战役打完后，毛泽东给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写信，想借两千五百块大洋。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1935年11月，毛泽东已经到红十五军团驻地见过徐海东，只是两人认识的时间还很短。那封信只有一句话，说部队过冬吃穿有困难，想借款两千五百元。

徐海东接到信，当天就找来供给部长查国桢清点家底。全军团一共七千块大洋。他当场拍板，自己留两千，拿五千送给中央。

第二天，钱就送到了。这七千块大洋，是红二十五军一路打仗攒下来的，自己过冬也指望着它。

徐海东的想法很朴素：中央开口借钱，说明那边比自己还难，自己这边就算挨冻挨饿，也要帮中央红军熬过这个冬天。人家借两千五，他给了五千，这份胸襟很少见。

为什么说这次开口很窘迫？两支红军刚会合，彼此交往不深，对方肯不肯借、能借多少，谁也没把握。

后来，毛主席多次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0月17日，《从大别山到宝塔山——红二十五军长征专题展》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开展，这封借款信就是展品之一。同一时期，湖北省图书馆的《红色记忆 英烈丰碑——湖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也展出了这封借款信。

九十一年前写下的一句话，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展柜前细细地看。第三回最隐秘。1936年，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可这里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国民党又搞经济封锁，处处缺钱。毛泽东通过潘汉年写信给宋庆龄，原本是请她出面向宋子文借款。

宋庆龄早在1927年就和宋子文断了来往，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宋庆龄没有推辞。

她将孙中山留给她的上海寓所抵押出去，与自己的抚恤金一起凑齐五万美元。这笔钱经由上海的地下交通网络秘密送达陕北苏区。

宋庆龄平时就靠这些钱生活，她这是把自己的家底全拿了出来。这件事她几十年都没对外说过。

因宋庆龄守口如瓶，毛、周等领导人均以为那笔钱是她从宋子文处借来的。1954年底，潘汉年把毛主席的还款送到她手上。

1969年3月17日，她在给廖梦醒的信里提起这件旧事，说这笔曾经赖以为生的钱，又回到了自己手里。2021年，廖仲恺、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把这封信捐给了宋庆龄故居。

上海学者在纪念长征90周年的系列文章里，又专门讲到了这五万美元。三回借钱，出钱的人身份差别很大，一位是北洋时期的老前辈，一位是红军将领，一位是孙中山的夫人。

他们愿意出钱，是因为信得过开口的人，也认同他要干的事。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月又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

各地展出的大文物、大场面很多，这几封借款信，同样值得关注。革命的家底就是这样一块大洋一块大洋凑起来的。

借来的钱，他后来都一笔一笔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