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韩国庆尚北道的千年古寺定林寺遗址里,考古人员在佛塔地基的夯土层下,意外挖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陶制钱瓮。清理完表层浮土后,整整18公斤、近3000枚古钱币倾泻而出,其中98%都是两宋时期铸造的铜钱,最早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宋元通宝”,最晚的是宋高宗赵构年号的“绍兴元宝”,横跨北宋初到南宋初近200年的时间线。
这批钱币刚公布的时候,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古代游客丢的零钱”,但懂行的考古学者直接推翻了这个猜测。这批钱币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排列整齐地码在瓮里,明显是刻意窖藏的。要知道,朝鲜半岛半岛当时自己有官方发行的铜铸币,高丽王朝成宗时期就曾效仿中原铸行“乾元重宝”,为什么会把千里之外宋朝的铜钱,郑重其事埋在佛塔底下做供养?答案藏在两宋那段被很多人忽略的“铜钱国际化”往事里。
很多人对宋代经济的印象,还停留在“交子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冷知识里,却不知道宋朝同时是中国历史上铜钱铸造量的巅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年铸铜钱量达到506万贯,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明朝近300年的国祚里,年铸钱量最高的年份也才30万贯,不到宋朝的十六分之一。海量的高质量铜钱,顺着当时的海上贸易航线往东亚、东南亚扩散,成了整个海域的“硬通货”。
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里,曾发现过超过10吨的铜钱遗存,占船载货物总重量的五分之一。当时宋朝海商去高丽做生意,丝绸、瓷器换回来的不只是人参、毛皮,大量本地商户更愿意直接用宋钱结算,甚至出现过“高丽商人拒收本地官铸钱,只收宋钱”的记载。成书于南宋的《诸蕃志》里明确写过,当时的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阇婆(今爪哇岛)等南洋国家,本地没有铸币,市场上流通的全部是宋朝的铜钱。
这种宋钱外流的盛况,甚至逼得宋朝官府三令五申下“禁钱令”。从北宋庆历年间开始,朝廷多次出台律法,规定出海船只能带的铜钱不能超过500文,一旦被市舶司查到夹带,超过一贯就可以判死刑。但禁令根本挡不住民间的流通需求,当时海商里甚至形成了专门的“运钱船队”,把铜钱藏在船舱的隔水夹层里偷运出去,每年从明州、泉州流出去的铜钱,保守估计超过10万贯。
这次韩国定林寺出土的这批窖藏宋钱,刚好卡在南宋初年的时间点,也侧面印证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靖康之变后,北方的铜钱流通路线被金国切断,原本走陆路的宋钱贸易全部转到了明州出发的东海航线上,庆州作为高丽当时的重要港口城市,自然成了宋钱的重要集散地。这批钱币之所以被埋在佛塔下,大概率是当时的高丽寺院收到了宋朝海商的大额布施,或者是本地信众凑的供养钱,特意选用了在当地认可度最高的宋钱,作为供奉佛塔的“财富供养”。
更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的制钱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了几百年后。日本在16世纪之前,市场上流通的铜钱70%以上都是中国的铜钱,日本战国时期的大名织田信长,给家臣发的俸禄,用的还是大明的“永乐通宝”(注:当地习惯把外来宋钱统称“永乐钱”)。现在东南亚的不少海域,潜水爱好者还能从古代沉船里捞到宋代的铜钱,在当地古玩市场里,一枚品相完好的“崇宁通宝”,至今还能换到不错的价钱。
很多人读宋史,总觉得宋朝军事积弱,是个“窝囊的大一统王朝”,但这些散落在东亚各地的宋钱,恰恰拼出了另一个被忽略的侧面。当时的大宋,靠着领先世界的制造业和贸易网络,悄无声息完成了一场古代版的“货币国际化”。这些带着“宋元通宝”“熙宁重宝”字样的铜钱,漂洋过海埋在异国的佛塔底下,不是什么零散的游客遗落,是千年前东亚海上贸易繁荣最实打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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