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奎一
2026年7月27日,长鑫科技在科创板上市,首日市值冲到3.28万亿元。合肥国资体系穿透持股约33%到37%,对应持仓市值超过1.1万亿元,账面浮盈突破万亿。合肥2025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977.3亿元,这一笔浮盈相当于十一个合肥财政收入的体量。
同一年,合肥三大国资平台合并口径的负债大约5800亿元。这个数字是合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1倍,已经越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警戒参考线。
一边是万亿浮盈,一边是千亿负债。
它们确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硬币的两面从来不能同时朝上。浮盈记在报表的资产端,负债压在平台的现金流上,中间隔着一道大多数人没有耐心去看的缝:这笔浮盈什么时候能变成现金,以及在那之前,5800亿的利息和本金靠什么转下去。
万亿浮盈是怎么来的
长鑫不是合肥从零开始孵化的第一家重仓企业。2008年,合肥拿出当年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投京东方第6代线,项目成熟后从2017年开始陆续减持退出,净收益约140亿元。
这笔钱没有回财政吃利息,直接变成了长鑫的启动资金之一。2020年蔚来资金链最紧的时候,合肥又投了70亿元进去。
三次重仓连起来看,合肥确实做成了一件大多数城市没有做成的事:把上一笔退出的钱,接着押进下一轮产业周期。
长鑫的万亿浮盈,是这条链条上目前最大的一笔账面记录。
但“账面”两个字的分量,比很多人想象的重得多。
长鑫2026年7月上市,合肥国资通过清辉集电、长鑫集成等主体持有的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是36个月。这意味着至少在2029年7月之前,这笔万亿市值的股权无法通过二级市场套现。
2027年1月和7月各有一次解禁节点,但首批1月解禁的15.21亿股对应的是网下配售机构的部分,合肥国资大头的解禁要等到2027年7月之后,而且解禁之后能不能卖、能卖什么价格,取决于那时的二级市场状况。长鑫上市首日收盘价对应的3.28万亿市值,是一个时点的标记,不是一笔已经落袋的现金。
京东方走过完整循环,从投进去到减持退出用了将近十年。长鑫的循环还没有走完,浮盈停留在报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或“长期股权投资”科目里,和财政账上可支配的现金之间,隔着限售期、二级市场流动性和减持节奏三道闸门。
负债端的情况,不能只看5800亿这个总数
合肥三大平台的融资成本不算高。市级核心城投是AAA评级,存续债务加权成本在3%出头,再融资渠道也比较畅通。
长鑫上市后,合肥建投和产投的净资产被大幅拉高,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理论上还能把融资成本再往下压一点。
合肥国资做产业投资,很大一部分资金以“明股实债”的方式进入项目:名义上是股权投资,但通过回购协议、差额补足或者固定收益承诺,把一笔股权投资变成了事实上的债权。
项目如果顺利上市退出,回购条款不会触发;项目如果上不了市、或者上市后估值不达预期,回购义务就落回到平台身上。
54号文在2026年6月明确禁止名股实债,同时封死了兜底式对赌的路径,等于把过去这套“股权名义、债权兜底”的操作从合规层面关上了门。
已经发生的项目里,追觅在合肥的落地没有走完闭环,哪吒汽车在多地的国资投入回收前景模糊。
这些项目单个的金额未必能撼动5800亿的盘子,但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回购条款被触发、而项目本身又拿不出钱的时候,兜底的责任会沿着平台一层一层往上归集。平台手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接续的办法就只剩借新还旧。
借新还旧的链条,靠什么在转
借新还旧本身不是问题。
地方国资平台用低成本新债置换到期旧债,是再正常不过的流动性管理。然而这条链的运转依赖两个前提同时成立:融资成本足够低,以及资产端的估值足够稳。
第一个前提目前成立。合肥产投2026年7月发行3年期人民币债,最终指导价1.88%,用途明确写着为2026年9月到期的中长期离岸债券再融资。AAA评级和长鑫上市带来的净资产增厚,让平台在债券市场上拿钱的成本压在很低的水平上。只要利息付得起,本金就可以不断滚下去。
第二个前提的脆弱性,藏在长鑫的股价里。万亿浮盈是净资产的一部分,而净资产是评级和授信的基础。如果长鑫解禁后股价维持在上市初期的水平,平台的资产负债表会很好看,融资成本继续往下走,借新还旧的循环顺畅。
如果解禁时市场环境变了,长鑫市值从3万亿回落到1万亿出头,合肥国资对应的持仓市值就从万亿级别收缩到三千多亿。净资产缩水,资产负债率回升,评级展望可能调整,融资成本跟着往上走。到那时,借新还旧的利息负担会比现在重,而资产端能提供的安全垫比现在薄。
合肥2025年的财政自给率是62.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7亿,支出1558亿,缺口靠上级转移支付和债务性收入来补。土地出让收入全国范围都在收缩,202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超过三成。财政本身没有余力在平台现金流紧张的时候大规模注资。平台的偿债能力,最终落在它自己持有的资产变现能力上。
京东方退出那一次,和这一次的区别
有人会说,京东方不是走过来了吗,减持退出净赚140亿,证明这条路能走通。
京东方和长鑫之间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别:退出的时间窗口所处的产业周期位置不同。
京东方2008年投进去,2017年开始减持。那十年恰好是面板国产化从零到规模化的爬坡期,京东方从亏损走到全球出货量前列,合肥减持的时候企业基本面在往上走,二级市场愿意给一个不错的估值。退出收益140亿,是在产业上行周期里完成的。
长鑫的解禁窗口在2027年下半年到2029年之间。存储芯片是一个强周期行业,2026年长鑫上市时处在超级存储周期的上行阶段,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508亿,归母净利润247亿,日均净赚近3亿。
存储周期的下行拐点什么时候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时间。如果解禁窗口和存储周期的下行段重叠,合肥面对的局面就不是“少赚一点”,而是“卖不卖得出去、卖了够不够覆盖回购义务和债务本息”。
京东方退出时,合肥手里只有一个重仓项目在退出,资金的用途很明确:投长鑫。长鑫退出时,合肥的盘子里不只有长鑫,还有蔚来、晶合、以及几十个分布在“芯屏汽合”各条线上的项目。
有的项目在排队IPO,有的项目还在烧钱阶段,有的项目已经出现了回收困难的信号。万亿浮盈如果兑现,要覆盖的不只是5800亿负债的利息,还有下一轮“十年陪跑”的资本金。上一轮循环里,京东方退出的140亿足够启动长鑫;这一轮循环里,长鑫退出后的钱要同时做两件事:还旧账的利息,和开新局的本金。
兑现进入倒计时
第一个硬性的时间锚点是2027年7月。
长鑫首发前股份大规模解禁从那时开始,合肥国资的万亿浮盈第一次面对“能不能变成现金”的真实检验。在那之前,平台靠低成本新债滚动旧债,现金流不会出大问题。
但2027年下半年之后,如果长鑫的股价因为行业周期或者市场流动性原因出现显著回落,平台资产负债表上的缓冲垫会变薄,而2027到2029年恰好也是合肥城投体系有息债务到期相对集中的时段。两头的时间如果叠在一起,借新还旧的成本就不再是现在这个水平。
第二个时间锚点是54号文的执行节奏。新规禁止名股实债和兜底对赌,存量项目的回购条款面临穿透审查。
那些原本指望“到期回购”来保本的项目,如果回购义务方拿不出钱,风险会更快地暴露到平台报表上。存量整改的窗口期不会无限长,越往后拖,合规压力和现金流压力越容易同时到来。
万亿浮盈和5800亿负债确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浮盈是资产端的记录,负债是现金流上的约束。
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同时存在,但要让资产端的浮盈去消解现金流上的约束,需要一个条件:在负债的滚动成本还没有涨上去之前,在产业周期还没有掉头之前,把足够多的浮盈变成现金。
京东方那一次,这个条件成立了。长鑫这一次,条件的成立取决于存储周期、二级市场和解禁节奏在2027到2029年那个窗口里能不能对齐。
对齐了,万亿浮盈就不只是一张报表上的数字;对不齐,5800亿的利息不会因为报表上多了几个零而少收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