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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原副校贪污1.3亿、入狱3年,出狱后获国家支持2758万,为何?

2018年,一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拟立项名单,让一个已经离开公众视野一段时间的人重新受到关注。他就是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曾经身处高校管理岗位,后来因经济犯罪被判刑,刑满后又以科研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名单上,项目拟获得中央财政2758万元支持。这段经历确实特殊,也难怪当时引起不少议论。

但这件事如果只看一个人从副校长到服刑人员,再到科研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变化,就很容易忽略背后的产业背景。中国当时需要解决的是工业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发和安全保障问题,而褚健长期从事的恰恰是这个领域。国家项目支持的是企业牵头的技术研发,不是给某个人发放一笔特殊奖励。

褚健的经历要从浙江大学说起。1978年,他进入浙江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相关专业,后来赴日本京都大学进行联合培养。1989年回国后,他继续从事自动控制理论和工业自动化研究。1993年,他成为浙江大学教授,随后参与创建工业自动化相关企业,逐渐走上科研与产业结合的发展道路。

这条道路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背景。中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工业自动化领域长期存在国外产品占据重要市场的情况。大型工厂需要的不只是进口几台设备,而是一套能够管理生产流程、协调设备运行、监测工艺参数的完整控制系统。进口系统价格高,后续维护、技术升级和供应链保障也存在一定依赖。

褚健参与创办的中控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中国工业自动化产业尚处于积累阶段,国内企业需要从基础控制设备、工业软件到系统集成逐步建立能力。中控从集散控制系统等产品入手,进入石化、化工、电力等流程工业领域,后来发展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自动化企业。

2005年2月,褚健出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此时,他同时具有高校管理者、科研人员和企业参与者等多重身份。这样的经历让他能够接触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应用,但也使得高校科研机构、校办企业与商业经营之间的权责边界变得格外重要。

褚健后来受到调查,正是因为相关经济活动和单位财务管理问题进入司法程序。2013年10月19日,他被羁押。案件调查和审理持续了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出现过涉及巨额资金的各种说法,部分报道还把最初指控与其他经济争议混在一起,导致外界对案件金额产生了不同理解。

2017年1月16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查明,褚健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利用相关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款238.1803万元;2012年下半年,他还指使他人销毁相关单位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情节严重。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贪污所得赃款依法追缴。

这份判决是讨论整件事情的法律依据。不能把媒体此前披露的指控金额直接当作法院认定的贪污金额,也不能因为他曾经取得科研成绩,就淡化法院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科研人员也好,大学副校长也好,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依法承担责任。

2017年1月18日,按照判决确定的刑期,褚健刑满。此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相关企业和科研团队面前:工业自动化领域已经积累多年的技术研究、产业团队和市场项目,是否要因为一个人的违法犯罪经历而全部停下来?

答案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法律追究个人责任,企业经营和科研项目则需要按照各自的制度运行。关键在于不能把个人责任转嫁给整个科研团队,也不能让团队的技术价值成为个人逃避监督的理由。

2018年5月,这件事出现了新的转折。工信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公示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空间安全重点专项拟立项名单中,出现了一个名为“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保护技术应用示范”的项目。项目由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褚健担任项目负责人,拟获得中央财政经费2758万元,实施周期为三年。

这里有两个细节不能忽略。第一,项目牵头单位是企业,不是褚健个人;第二,公示的是拟立项经费,并不等于2758万元一次性进入企业账户,更不等于负责人可以自行支配这笔钱。国家科研项目有具体的任务书、经费管理和验收要求,财政投入必须服务于约定的研究任务。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项目获得这样的资金支持?

原因要从工业生产的特殊性说起。普通互联网系统出现故障,可能造成网站无法访问、数据丢失或者办公业务中断。工业控制系统则直接管理生产设备,控制温度、压力、流量、转速和生产流程。一家化工厂如果控制系统遭到恶意攻击,影响的可能是整个生产装置,而不只是电脑里的数据。

尤其是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和冶金行业,许多设备需要全年连续运行。生产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可能造成设备损坏、生产停顿,严重时还会引发安全事故。因此,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不能只依靠普通网络防火墙,还需要从控制软件、设备通信、身份认证、异常检测和系统恢复等多个层面建立防护能力。

这也是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选择这一方向的重要产业背景。当时,中国制造业正在加快数字化改造,越来越多的生产设备接入网络,传统自动化系统逐渐与信息网络结合。生产效率提高了,新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出现。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工业控制系统还是制造业自主发展的基础设施。假如一家大型工厂的核心控制系统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商,一旦遇到供应链中断、技术支持受限或者软件升级受阻,企业就可能面临被动局面。关键生产环节需要拥有自主研发和维护能力,这不是单纯的商业选择,而是关系工业体系稳定运行的现实需求。

褚健能够重新出现在这个领域,与他此前积累的专业经验有直接关系。他长期研究自动控制理论、工业软件和控制系统,既接触过实验室研究,也参与过产业化应用。这种科研与工程结合的经历,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确实具有一定价值。

但国家科研资金支持一项技术,不等于对项目负责人的全部经历作出肯定。这里必须划清边界:国家可以根据项目需要评价专业能力,却不能因此免除个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科研成果有价值,不代表过去的违法行为可以一笔勾销。

此后的企业发展,也让这件事有了更长的观察窗口。

2020年,中控技术启动科创板上市进程,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企业从工业控制系统起步,业务逐渐扩展到工业软件、自动化仪表、智能制造和工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它的发展说明,中国工业自动化产业已经从过去单纯追求设备国产化,逐步走向软硬件协同和系统能力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褚健的个人经历也进入了上市审核和公司治理的讨论范围。上市过程中,交易所对实际控制人历史刑事处罚、企业历史沿革以及公司治理等问题进行问询,企业需要作出说明。这恰好说明,科研和产业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资本市场的合规审查。

2024年,中控技术又披露了聘任褚健担任战略与技术顾问的相关安排,聘期为2024年至2026年,约定年度顾问津贴为220万元(含税)。这属于企业与关联自然人之间的交易安排,依法需要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并不属于国家财政科研拨款。

这件事还带来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到了2026年,中国工业自动化究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过去,工业自动化主要解决的是机器如何按照预设程序运行。工程师提前设定参数,控制系统根据指令调节设备,保证生产流程稳定。这样的方式已经帮助中国制造业建立起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生产环境,传统自动化也有自身局限。

例如,一座大型化工厂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生产数据。原料成分发生变化,设备温度出现波动,能源价格有所变化,都可能影响生产效率。传统系统能够按照既定规则执行控制指令,但要让系统根据历史数据、实时状态和工艺规律主动判断生产变化,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

人工智能进入工业领域,正是为了推动这种转变。

2024年6月,中控技术发布自主研发的流程工业时间序列大模型TPT。2025年8月,公司又将其升级为TPT 2,并推出工业智能体相关平台。与普通聊天机器人不同,工业模型需要理解生产设备的运行规律,分析温度、压力、流量和物料成分等数据,还要结合具体工艺要求作出判断。

到了2026年11月13日,褚健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再次谈到这一发展方向。他提出,未来5至10年,流程工业有望逐步从自动控制迈向自主运行。

这次发言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具体内容。据财联社11月13日报道,褚健介绍,国内工业总产值约140万亿元,其中流程工业产值约60万亿元,占比超过四成。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都属于这一重要产业范围。

他还谈到,中控技术提出自主运行工厂(AOP)的目标,希望把生产数据分析、趋势预测、优化决策和控制执行连接起来,使工厂具备更强的自主运行能力。公司已经将时间序列大模型TPT与通用控制系统UCS作为重要技术基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中控技术在2026年前三季度的工业AI收入达到6.19亿元。公司披露,其控制系统已经部署十余万套,服务数万家流程工业企业用户。这些数据说明,工业人工智能正在从实验室研究逐渐走向实际生产应用,但收入增长并不等于所有工厂已经实现完全自主运行。

为什么这个方向如此重要?因为工业AI与普通人工智能存在本质区别。

聊天机器人回答错误,可能只是给用户带来不便;工业控制模型如果判断失误,却可能影响设备运行和生产安全。特别是在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中,系统不仅要追求效率,还必须具备可靠性、可验证性和故障保护能力。

因此,工业AI不能只看模型参数有多大,也不能只看演示效果有多好。真正决定技术价值的,是它能否理解具体生产工艺,能否准确识别异常,能否在复杂环境下保持稳定,以及发生故障时能否及时切换到安全控制模式。

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工业自动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从单一设备和软件竞争,逐渐扩展到工业数据、行业模型、控制系统和工程服务的综合竞争。

从军事工业的角度看,这种能力同样值得重视。先进装备的生产离不开精密制造、材料加工、能源供应和复杂生产管理。工业控制系统越可靠,制造体系应对外部技术限制和供应链波动的能力就越强。工业软件、控制设备和智能生产系统的自主发展,是国家工业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工业AI也不能被过度神化。一个大模型并不能代替所有工程师,更不能简单接管所有关键设备。对于涉及重大安全风险的生产装置,人工审核、权限管理、冗余控制和应急机制仍然不可缺少。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必须同时具备算法能力和扎实的工程能力。

回到褚健获得2758万元项目支持这件事,真正应该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人出狱后能不能重新获得机会,而是国家如何在法律、人才和产业发展之间建立清晰的制度边界。

他的刑事判决不会因为后来参与科研而消失,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也不能被科研成绩抵消。与此同时,工业控制领域需要长期积累,企业和科研团队也不能因为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就放弃整个领域的技术发展。

国家财政支持的核心,应当是明确的科研目标、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可以验收的成果。谁承担项目,就必须接受资金监管;谁负责研发,就必须对技术质量负责;谁违反法律法规,就必须承担相应后果。

2026年的中国制造业,已经不再只是解决有没有国产设备的问题,而是在向智能化、自主化和高可靠性方向迈进。工业控制系统能否自主运行,人工智能能否真正进入生产核心环节,将影响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因此,2758万元这笔旧项目经费值得讨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八年之后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支撑产业长期发展的科研体系,是经得起市场和安全检验的自主技术,也是对任何人都不能放松的法律约束。

人才可以重新参与科研,技术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但法律底线不能因为任何人的专业身份而改变。这才是这段经历留给中国科技产业最值得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