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发现:能活到98岁的长寿者,大多在59岁,就不碰这9事了
我叫周慎行,是省城第三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今年五十五岁。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带着科室的三个人下乡做随访。车子开到江汉平原边上一个小村子,停在一段晒得发白的土路边。我们要找的人叫郑玉堂,一九二七年生人,虚岁一百,实际九十九岁零四个月。
我去之前在脑子里预演过好几遍:一个百岁老人,八成是瘫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由重孙媳妇端着碗喂饭的那种。这是常态,我见得太多了。
结果院门没关,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一个老头正蹲在院子的枣树底下择豆角。竹筐放在两腿中间,豆角一根一根掐头去尾,掐完丢进旁边的搪瓷盆里,叮当一声。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褂子,脚上是黑布鞋,头上戴着一顶草帽。
听见动静,他抬起头。
"找谁?"
我说找郑玉堂。他把草帽往脑后一推,笑了:"我就是。"
他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扶膝盖,没有扶凳子,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就直起了腰。这一下我在心里记了一笔——我们科有个量表叫SPPB,测下肢功能的,里面第一项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能不能不借助手臂"。绝大多数九十岁以上的人,这一项是零分。
我说明来意,他很配合,进屋换了件干净褂子,跟着我们去了村卫生室。
那天上午的结果,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一张纸上的每一个数字。
血压128/76。心率68,窦性。空腹血糖5.3。糖化血红蛋白5.6%。总胆固醇4.4,低密度脂蛋白2.5。肌酐78,估算肾小球滤过率76。颈动脉超声:内膜中层厚度0.9毫米,右侧分叉处有一个2.1毫米的小斑块,管腔没有明显狭窄。心脏超声:左室舒张功能轻度减低,射血分数62%。骨密度:腰椎T值-1.9,股骨颈-2.1。握力:右手31公斤。
握力31公斤。我们国家六十岁以上男性的平均值是三十出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能到二十就算不错。他九十九岁,三十一。
我把那张单子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这不是"没有病"的老头。他有骨量减少,有舒张功能减低,颈动脉上也有斑块——这叫"衰老",不叫"病"。但他的血管年龄、代谢年龄、肌肉年龄,全都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了至少二十岁。
回程的车上,我们科的住院医小吴翻着那沓档案问我:"周主任,这老爷子是不是基因特别好?"
我说:"他弟弟七十三岁脑梗走的。他大儿子六十八岁心肌梗死,没救过来。"
小吴愣住了。
我从二〇〇六年开始做这件事。那年我三十五岁,跟着我的导师吴孟樵教授申请了一个课题,名字很长,叫《江汉平原长寿人群健康档案与生活方式回顾性队列研究》。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把本地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找出来,一个一个上门,问他们这辈子是怎么活的,然后每年复查一次,看谁先走、谁还在,再看还活着的人身上有什么共同点。
二十年了。我们一共建档四百八十六人。其中活到九十八岁以上的,六十三位。
这六十三个人的生平,我差不多能背下来。谁哪年生的,谁哪年得的病,谁哪年老伴走的,谁哪年摔了一跤再没起来,谁哪年还骑着三轮车去赶集。
我发现的那件事,不是我总结出来的,是吴教授临终前说的。
二〇一九年九月,吴教授九十一岁,肝癌晚期,住在我们自己科的病房里。他已经不大能说话了。有一天下午他精神好一点,让我把那摞档案抱过来。他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翻了将近两个小时。翻完,他把眼镜摘了,看着窗外那棵香樟树,说了一句话。
他说:"慎行,你看出来没有,这些人不是一直都这么活的。他们是从某一个点上,突然改的。"
我说我注意到了,但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他摇头:"差不多。你把他们改的那一年记下来,减一下出生年份,再看。"
我当天晚上回办公室,把六十三份档案摊在地上,一份一份算。
那天晚上办公室的灯亮到凌晨三点。
六十三个人里,有五十一个人发生明显生活方式转变的年份,集中在五十六岁到六十二岁之间。中位数,是五十九岁。
吴教授说完那句话的第七天,走了。
我坐在办公室的地上一整夜,脑子里反复转的是一件事:为什么是五十九岁?
后来我想明白了。五十九岁这个年纪,往前看,退休在眼前,或者刚退;往后看,身体开始给信号了——血压开始往上走,夜里开始起夜,爬楼开始喘,体检报告上开始出现向下或者向上的箭头。人在五十九岁这一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收到身体递过来的账单。
大部分人收到账单的反应是:找一种药,把箭头压回去,然后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那五十一个人做了一件相反的事:他们把菜单改了。
下面这九件事,是我从那六十三份档案里一条一条抠出来的。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活到了九十八岁以上的人,和一个活到六七十岁就没了的人。
第一件,不碰气。
陈鹤龄,一九一二年生,二〇一一年去世,九十九岁零两个月。他是我们这个队列里血压最漂亮的一个,八十五岁那年测的血压是122/74,一辈子没吃过降压药。
他年轻的时候是脾气最爆的一个。档案里有一段他自己讲的:一九五八年他在县里一个砖瓦厂当会计,因为一笔账跟厂长吵起来,当场把算盘摔在地上,珠子滚了一地。那年他四十六岁。
一九七一年他五十九岁。那年冬天,厂里分房,按工龄算他该分到一套两居,结果被一个关系户顶了。他去找厂长,厂长躲着不见。他在厂长家门口站了两个小时,回来之后躺了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床,跟他老伴说了一句话:"我不吵了。"
他老伴问他怎么想通的。他说:"我这三天躺着想明白一件事——我气的是他,坏的是我自己。他该吃吃该睡睡,我血压一百八,这买卖我亏。"
从那天起,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遇到让你一口气上不来的事,先数三十个数,数完再说;三十个数没用完的,都不是大事。
他活到九十九岁,后半辈子没跟任何人红过脸。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儿子跟我说,家里人说他什么他都不恼,顶多笑一笑走开。
我在门诊见过太多反面。我父亲周立本,一九五〇年生,粮管所的会计,后来当了副所长。他这辈子最爱生闷气。单位里的排名、邻居的闲话、我妈的一句抱怨,他都能在心里憋三天。他五十九岁那年体检,血压158/96,医生让他吃药,他把药扔抽屉里,说"我一辈子没吃过药"。二〇一八年冬天,他六十八岁,早上起来在卫生间摔了一跤,脑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瞳孔已经散了。
他昏迷了十一天。第十一天下午,我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他没醒过来。
人这一辈子,生气是免不了的。但把气憋在心里不走,和把气发出去就完了,这是两回事。我们科统计过,长期处于高情绪应激状态的老年人,体内那个叫IL-6的炎症因子水平,是同龄人的一点七倍。这个东西高,血管内皮就老化得快。
第二件,不碰烟酒。
鲁长水,一九一五年生,二〇一三年去世,九十八岁。他年轻时的烟量,是一天两包。
他五十九岁那年,一九七四年,冬天咳血。县医院拍了胸片,说是"慢性支气管炎伴感染",医生跟他讲:再抽下去,肺就成丝瓜瓤了。
他回家把抽屉里的两条烟拿出来,当着他儿子的面,一根一根掰断,丢进灶膛里烧了。他说:"我今天五十九,抽了四十三年。再抽十年我就六十九,那十年是躺在床上抽还是下地干活,我自己选。"
戒完烟的第二年,他咳嗽就好了。他活到九十八岁,最后走的原因是心衰,肺功能到死都还不错。
酒这件事,我们队列里的六十三个人,没有一个在五十九岁之后还保持每天喝酒的习惯的。有七八个偶尔喝一点,逢年过节半杯黄酒或者一小盅白酒,一年加起来不超过十次。
我在门诊跟病人讲酒,从来不讲"少量饮酒有益健康"这句话。二〇一八年《柳叶刀》上有一篇很出名的研究,结论是: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酒精是一类致癌物,它进到体内变成乙醛,乙醛直接损伤DNA。中国人里头有一部分人天生缺乏乙醛脱氢酶,喝酒脸红就是信号,这类人喝酒,食管癌风险是不脸红的人的十几倍。
我父亲就是脸红的那种。他一辈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一喝就上脸,说明血液循环好"。
他把那句话说了四十年。六十二岁那年他查出食管黏膜有重度不典型增生,做胃镜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那段黏膜粗糙得像砂纸。
第三件,不碰撑。
韩守田,一九一三年生,二〇一二年去世,九十九岁。他在我们队列里是体重最稳的一个——从六十岁到九十五岁,体重一直在六十二公斤上下浮动,波动不超过三公斤。
他给我的答案是六个字:"晚饭不吃饱。"
他的规矩是:早饭吃饱,午饭吃好,晚饭吃少,晚上七点以后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水。他说这个规矩是五十九岁那年定的。那年他得了一次急性胰腺炎,在县医院住了十一天,禁食七天,饿得看见护士端着盘子路过都咽口水。出院的时候医生说了一句话:"你这一顿吃进去的东西,比你这辈子吃的药都管用。"
从那以后,他家晚饭的锅底永远是干净的。他老伴说他吃饭有个习惯:吃到还剩两口的时候,放下筷子,说一句"够了"。
这不是玄学。二〇二二年《科学》杂志上有研究,热量限制能显著延缓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我们做老年营养这么多年,最朴素的结论是:人到老年,基础代谢率下降,肌肉量下降,所需要的能量本来就少,多出来的那一点,全都变成内脏脂肪和血糖。
我在门诊量过很多老人的腰围。男性腰围超过九十厘米、女性超过八十五厘米,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就上去了。而代谢综合征往下的每一步,都是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动脉硬化。
第四件,不碰夜。
常秀芝,一九一六年生,二〇一五年去世,九十九岁。她是六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的母亲,一辈子在农村。
她的作息,我随访了十几年,从来没变过:晚上八点半上床,早上五点半起。中午躺一个小时。一天睡八个小时左右。
她跟我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日头落了就该睡,羊都归圈了,人还满地跑什么。"
五十九岁那年之前,她不是这样的。她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接生员,谁家生孩子都是半夜叫,她一个晚上能起来三四次,常年睡不囫囵。五十九岁那年她接了最后一个孩子,把接生包交给了卫生院新来的姑娘。她说:"我不干了,我得睡觉。"
睡眠这件事,近十几年的研究非常明确。深睡眠期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时间段,其中就包括和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的β-淀粉样蛋白。长期睡眠不足或者睡眠碎片化的人,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明显更快。我们科有一项数据:长期睡眠少于六小时的老年人,五年内发生轻度认知障碍的比例,是睡七到八小时的人的两点三倍。
我自己的睡眠就很糟糕。我在医院值夜班值了二十五年,四十五岁之前几乎每年有一百个晚上在医院过。二〇二四年我做了一次睡眠监测,结果:睡眠效率71%,深睡眠占比9%,正常应该是15%到25%。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每小时14次,中度。
那个报告我看了三遍。我现在睡觉戴呼吸机。
第五件,不碰猛。
马长庚,一九一五年生,二〇一四年去世,九十九岁。他是我在队列里见过的最"懒"的一个老头。
他不做重活。五十九岁那年他在生产队看庄稼,那年秋天,队里分粮,一百八十斤的麻袋,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能扛起来走二里地。那天他看了看麻袋,让人帮他抬。旁边人笑他"老马不行了"。他说:"我是不行了,我得留着这口气。"
他一辈子没搬过重东西,没爬过高凳子,没在结冰的路上走过快步。但他每天都动——早上绕着村子走一圈,四里地;上午在院子里蹲着侍弄菜;下午坐在门口搓玉米。
他的膝盖,九十五岁拍片子,关节间隙还在,软骨没有明显磨损。
这一条是我在门诊讲得最多、也最容易被怼的一条。老年人最容易在两个极端上栽跟头:一个是彻底不动,一个是猛动。
猛动的那批人,很多是被"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害了。我见过太多六七十岁的人,为了降血糖,每天暴走一万五千步、两万步,爬山下山,走鹅卵石路,坚持一两年,膝盖废了。我们骨科的数据:六十岁以上因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就诊的患者里,有将近三成有明确的长期过度行走或爬山史。
老年人的软骨,含水量下降,弹性下降,抗冲击能力只有年轻时候的三分之一。你每天把它敲两万下,它不坏才怪。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六十五岁以上每周一百五十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每周两次力量训练。中等强度是什么概念:走路的时候能说话、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刚好。力量训练指的是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弹力带这类,不是举杠铃。
第六件,不碰药。
沈素文,一九一六年生,二〇一五年去世,九十九岁。她是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一辈子没上过什么医学课,但她的用药清单是我们队列里最干净的:常年只有一种药,七十岁之后加了一种钙片。就这两样。
她跟我说过她的原则:"能吃食物解决的,不吃药;能不吃药的,不吃;医生开的药,吃一种就不吃两种。"
五十九岁那年,她的同事给她推荐了一种"祖传补丸",说吃了睡眠好、气色好。她买了两盒,吃了半个月,发现确实精神了,但心慌、手抖。她停了。停了三天,心慌没了。她把剩下的一盒半扔进了垃圾堆。
二十年后我才明白她当年吃的是什么。那类"补丸"里,很多非法添加了激素或者西药成分。
我在门诊见过最极端的一个病人,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每天吃二十七种"药"——降压药两种,降糖药一种,他汀一种,剩下的二十二种全是保健品、三七粉、蜂胶、纳豆激酶、某种"量子水"。她的肌酐是正常值的两倍。她来找我,第一句话是:"周医生,我这肾脏是不是吃坏了?"
我说不是"是不是",是"就是"。
老年人用药有个专门的词叫多重用药,指的是同时吃五种以上。我们国家的调查数据: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平均用药种类是四点八种,其中百分之十六的人超过十种。药物之间会打架,药物和保健品之间也会打架。最伤的是肾和肝。
我的规矩是:每年带着你所有的药和保健品,去一趟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次"处方精简"。
第七件,不碰查。
郁兰君,一九一三年生,二〇一一年去世,九十八岁。她是这六十三个人里,看病最少的一个。
她六十岁到九十岁这三十年,一共去过医院十一次。其中有六次是我随访的时候带她去的。她不是不看,是"不为没症状的事去看"。
她有甲状腺结节,一九八五年查出来的,二点几厘米。医生说要复查,她每年复查一次,查了十年,结节没变化,她就不查了。她说:"它不长大,我就不理它;它长大了,我再理它。"
我给她做过一次全套体检,报告上有一堆"异常":甲状腺结节、肝囊肿、肾囊肿、子宫肌瘤钙化、脊柱退行性变、颈动脉斑块。这些加起来,如果放在一个特别较真的人身上,能把他吓得整夜睡不着,然后一个一个去"治"。
她一个都没治。她活到九十八岁,最后是因为肺部感染走的,跟那些"异常"一点关系都没有。
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是老年医学里最花钱、也最伤人的一件事。最典型的是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的过度诊断。韩国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在二十年间涨了十五倍,死亡率一点没变——多出来的那些,全是不长、不转移、也不死人的微小癌。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现在的建议是:不推荐对七十岁以上人群常规筛查甲状腺癌,不推荐常规筛查前列腺癌,不推荐对无症状人群做颈动脉超声。
我的原则很简单:做不做一项检查,看它会不会改变你的决定。如果结果是"反正也不治",那就别查;如果查出来会让你挨一刀、吃一辈子药,那就更要慎重。
第八件,不碰孤。
高凤岐,一九一四年生,二〇一三年去世,九十九岁。他的老伴一九八九年走的,那年他七十五。
他没再找,也没搬到儿子家去。他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屋,但他是全村最爱串门的人。早上端着茶缸去村口,中午在邻居家下棋,下午去小学门口看孩子放学,跟接送孙子的老太太们聊天。
他说:"一个人吃饭,吃不出味来。"
我随访他的那些年,从来没见过他坐在屋里发呆。他九十六岁那年还会骑自行车,骑的是那种二八大杠,车座上绑着一块棉垫。
社会孤立对老年人的伤害,比大多数人想的严重。《柳叶刀》二〇二〇年那份关于痴呆的报告里,列出了十二种可改变的痴呆危险因素,社会孤立是其中之一,权重还不低。长期独处、缺乏社交的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速度明显更快,抑郁症发病率更高,全因死亡率也更高。
我们科收治过一位老先生,七十八岁,老伴走后搬到城里的儿子家,儿子住二十一楼,白天上班,他一个人在屋里。一年以后,他连电视遥控器都不会用了。检查下来是重度抑郁合并认知障碍。他不是脑子里长了什么,他是没人说话。
社交这件事不用搞得多复杂。每天出门一次,每周跟人吃一顿饭,每月参加一次集体活动——这就够了。
第九件,不碰管。
毕秀莲,一九一五年生,二〇一四年去世,九十九岁。她有三个儿子,一辈子跟儿媳妇没红过脸。
五十九岁那年,她的大儿子和儿媳妇吵架,儿媳妇摔了碗回了娘家。她去把儿媳妇接回来,回来之后跟大儿子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们家的事,我不问,不管,不说。你们真要请教我,我再开口。"
她说到做到。三个儿子家的事,她三十多年没插过一句嘴。孙子怎么教育、家里钱怎么花、两口子怎么吵架,她一概装没看见。
她的小儿子后来跟我说:"我妈这辈子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不管我们。"
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反过来的。老年人最消耗情绪的两件事:一是管儿女的婚姻,二是管孙辈的教育。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你付出全部心力,结果好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落一身埋怨。
我看过太多老人,带孙子带到血压飙到一百八,跟儿媳妇因为喂不喂饭吵到心梗。
毕秀莲九十九岁走的时候,三个儿子都在床边。她走得非常平静。
这九件事,我一共讲了二十年。
我讲给病人听,讲给学生听,讲给我自己听。
我今年五十五岁。再过四年,我五十九。
二〇二六年三月,我做了自己的年度体检。结果出来了,我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了半个钟头。
颈动脉超声:右侧颈动脉分叉处斑块,三点四毫米,管腔狭窄约百分之三十。左侧颈总动脉内膜增厚。
空腹血糖六点四。糖化血红蛋白六点一。这是糖尿病前期。
骨密度:腰椎T值-一点四。
体重八十一公斤,身高一米七四,腰围九十四厘米。
轻度脂肪肝。
睡眠监测:中度呼吸暂停。
我把这几张单子摊在桌上,看着看着,忽然想起郑玉堂蹲在枣树底下掐豆角的样子。他掐一根,丢一根,叮当一声。他掐了一辈子豆角,掐到九十九岁。
我今年五十五,比他当年"改"的那个岁数还小四岁。
我那天下午什么都没干,就在办公室坐着。下班的时候,我撕了一张处方纸,在背面写了九行字。
第一,从今天起,遇事数三十个数,数不完的都不是大事。谁惹我,我走开,不憋着,也不吵。
第二,烟不抽,酒不喝。我本来就不抽烟,酒控制在一年之内不超过五次,每次不超过一两。
第三,晚饭七点前吃完,吃到还剩两口的时候放下筷子。目标是明年这时候腰围降五厘米。
第四,晚上十点半上床,手机不进卧室。呼吸机坚持戴。
第五,不搬重东西,不爬高凳子,不暴走。每天走六千步,每周两次弹力带训练,把肌肉留住。握力是我最看重的指标。
第六,所有保健品全部停掉。每年做一次处方精简。
第七,不为没有症状的事做检查,不治不痛不痒的"异常"。
第八,每周至少两次跟人坐下来说话,不是为了看病,就是聊天。
第九,我儿子今年二十八,他结婚、生子、买房、换工作,我一律不问,除非他开口。
我把这张纸贴在诊室的抽屉内侧。每次拉开抽屉拿处方单,我都能看见它。
有人问我,周主任,你们做了二十年队列,最后就得出这么九条?没有一点高深的东西?
我说有高深的。我们测过端粒长度,测过炎症因子谱,测过APOE和FOXO3基因型。那些都很高深,也都很贵。但把数据跑完,最后得出的结论,跟这九条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是五十九岁,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
人这一辈子,前五十九年是在"加"——加知识、加人脉、加收入、加体重、加欲望、加责任。加到最后,身体已经满了,再往里塞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在挤自己。
五十九岁往后,得学会"减"。
减饭量,减情绪,减应酬,减药物,减操心,减那些不值得的执念。
郑玉堂的院子边上有一口井,井台上放着一个旧搪瓷缸。他每天喝自己井里的水,吃自己地里种的菜,睡自己那张铺了三十年的木板床。他没有一样东西是贵的。
他今年九十九岁零四个月。
我写完这些字的那天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接的是他孙子。他孙子说,我爷爷在菜地里拔草呢,让我爸喊他。
等了两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他的声音。
"周医生啊。"
我说:"郑老,您最近怎么样?"
"好着呢。"
"哪儿好?"
他笑了笑。我听见话筒里传过来风声,还有狗叫。
他说:"哪儿都好。就是今年的豆角结得少了点,天太干。"
我说我下个月来看您。
他说:"行,你来,我给你炒鸡蛋。"
挂了电话,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窗外的香樟树还在,吴教授生前最喜欢那棵树。
我把抽屉拉开,看了一眼那张处方纸,然后关上。
还有四年。
我把今天当作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