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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黄帝纪年空白附录之三:周文王受命称王或是首例“内帝外王”


八百年宗周的奠基人是周文王。对其王号,受《封神榜》的影响,笔者一直以为是周武王伐商后的追尊。汉魏王曹操或是认同此说,《三国志》记载,面对臣僚的劝进,曾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暗指愿仿效周文王,交由子辈完成改朝换代。其子曹丕后受禅于汉,追尊曹操为魏太祖武皇帝,一圆其父的“周文王”之梦。
而在考据《商朝纪年推论》《西周纪年推论》过程中,搜罗了《帝王世纪》《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诸多史籍资料,了解到周文王“受命”之说,开始转而认同周文王生前称王的说法。《帝王世纪》记载,“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尚书大传》又录,“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七年而崩”;《史记》也写道“受命之年称王”,只是司马迁加上“盖”字,即“据说如此”,是存疑笔法。“文王受命,布王号于天下”之说,一度也是主流言论。
后因儒家学说的影响,若周文王生前称王,则是“二天子”,即是后世批判的僭越,这与《论语》中提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周德”相悖。《尚书正义》说得更直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然而,否认派并无实质的史料证据,仅是道德层面的猜测,总体是为维护周文王的至德形象。欧阳修明言,“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仅是由推测变笃定。

通过梳理商周历史脉络,笔者相信周文王“受命之年称王”:
商太丁四年(前1113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国四处征伐、扩张地盘,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商王自是不会坐视不理。
商太丁五年(前1112年):商王太丁假借册封季历为牧师之名召其前来,将其囚禁并诛杀。“季卒,子昌立”,姬昌继周国伯位。此处说明,《古本竹书纪年》只记“文丁杀季历”,并未注明年份;而《今本竹书纪年》依据“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的条目,而将季历亡年定于该年。
商太丁七年(前1110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商太丁十一年(前1106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继位的周伯姬昌持续征伐以扩张势力,周国逐渐具备与商朝分庭抗礼的实力。
商帝乙二年(前1103年):“周人伐商”。鉴于实力不济,相信此处的“伐”,更多是对商王朝一定强度的反抗,而非欲取而代之的征讨。
商帝辛元年(前1076年):“以西伯、九侯、鄂侯为三公”。“纣乃囚之”。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周伯姬昌实力大增,已经严重威胁到商天子地位。初登帝位的帝辛效仿其祖太丁的做法(册封季历为牧师),假借册封“三公”而召周伯入朝,并囚禁在羑里。
商帝辛七年(前1070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周伯姬昌既是商朝正式册封“三公”之首,帝辛必然权衡再三并未贸然诛杀,在囚禁七年后还是释放,却是真正的放虎归山。
在囚于羑里的七年间,“文王拘而演周易”;即周伯姬昌在羑里城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著成《周易》一书。此间桥段,类似后世各教创始人的一朝悟道。《周易》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也是儒家尊奉周文王的原由。
同年,死里逃生回到周国的周伯姬昌,自知与商朝已无转圜余地。故而将“演周易”视为“受天命”,将该年更为受命元年,始称王。


关于后世儒家所纠结的姬昌“受命称王”与“仍服事殷”的矛盾,或可从两方面解读:
一是另立君主名号。上古时代,国君名号不一。夏朝为后,如后启、后皋,以及太康失国的后羿;商朝为帝,如前所说的帝乙、帝辛。彼时天子为帝,臣属的周国此前为伯或公,改为王并不算是僭越。
二是首开内王外侯。类似于后世的“内帝外王”,即古代实力强大的诸侯,在境内称帝并自建年号,但向中原王朝称藩。周文王如出一辙,称王并在周国不奉商王正朔,而以受命纪年。名义上本质仍是藩国,不属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