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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生财有道”的水平,最近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日前,越南副总理阮文胜对外透露,该国财政部与建设部正在制定一项试点方案,拟通过拍卖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出让包括南北高速公路路段在内的部分高速公路收费权,降低国家财政负担,同时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管理。
【越南副总理阮文胜证实了新试点方案确实存在】
越南政府提出这一试点方案,核心还是要解决越南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越南政府目前正在全国大搞基建建设,在公路领域,建设部提出了29个优先发展的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额约922.8万亿越南盾,约合2398亿元人民币。预算窟窿这么大,政府兜里又没钱,就想靠着公私合作的模式,吸引外面的资本进来。
过去,越南吸引私企参与基建的主流模式是企业投资、建设、运营一条龙,给私企20年左右的公路收费期来收回成本。
但越南银行项目贷款期限通常只有10至12年,企业必须用大量自有资金去填补缺口,导致许多项目在算总账时难以保证效率,再加上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征地等难题,导致有能力参与这类项目的私企有限。
越南政府现在提出的试点项目,核心是改为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来进行道路建设,私企不用承担土地征用等风险,政府再通过拍卖收费与运营权的方式来重新回笼资金。
采用这种模式可以让那些本身有意愿却无力承担建设期重资产风险的私人资本获得一个入场的机会,以便增加政府的融资渠道。
【越南有着相对完善且密集的公路网】
阮文胜等人没向国会挑明的是,越南很多公路的运营权已经收回到了政府手中。如果这种模式被证明可行,那么越南政府可以通过将全国公路的收费权都卖出去,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笔资金,同时裁掉一批政府体制内的公路收费管理部门,大幅缓解财政压力。
不过,越南政府选择先搞试点、进行谨慎探索,说明他们对于这件事之中存在的难度是有预期的。
第一,公路收费权能够卖出多高的价格,要看外界对于相关期限之内有多少车会走这条路的预期。
对拍下收费权的企业而言,如果车流量和收入达不到预测水平,而合同又没有提供足够的兜底机制,它将独自承担全部损失。
第二,当收费权被拍卖后,企业获得了收费的专营权,随之而来的担忧是企业可能会滥用权力、随意调整收费标准,尤其是在缺乏有效价格监管的情况下。
企业为了收回拍卖成本而试图提高收费或严格执法,很容易引发用户抵触,甚至出现绕行、冲卡等行为,反过来侵蚀收入基础。
【越南拍卖高速收费权面临多项风险】
第三,新的模式免除了建设风险,但运营风险并未消失,越方必须提前摸清楚企业对公路进行日常维护和周期性大修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如果合同对维护标准、大修义务以及成本超支后的责任归属规定不清,企业有动机压低维护投入以保住利润,最终损害的是公路的长期资产状态和行车安全。
一条路面出现大面积破损的高速公路,收费收入会随车流量下降而减少,而修复成本又可能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这种双输局面在合同设计不完善时并非罕见。
最后,收费权拍卖本质上是一份长期的不完全合同,它不可能预见未来的所有情况。
这就导致相关合同只能尽量去提前写明一切情况,比如当国家新建一条平行免费公路分流车流时,企业能否获得补偿,当发生不可抗力或政策变化导致收入骤降时,重新谈判的触发条件和程序是什么。
如果这些条款缺失或模糊,未来很有可能导致事情出现反复,面临新的争议,而处理这类争议需要专业的合同管理能力和独立的监管机构,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短板,越南也不例外。
【企业对车流量的预期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符】
况且,越南政府在2013年就曾将胡志明市至中良高速公路5年的收费权以约2.004万亿越南盾的价格卖给了一家私营企业。
但中标的私企没有按照最初的约定在2014年10月交付所有款项,而是拖到了2017年3月才最终交完,等于是用上来的过路费,交上了早就该付清的拍卖费用,这家企业还拒绝向越南政府支付2647亿越南盾的滞纳金罚款。
除了付款违约,中标私企还隐瞒了超过7250亿越南盾的收费收入,导致越南政府没能及时收税,进一步损害了政府利益。
这个案例说明,收费权拍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拍卖环节的定价,更取决于合同签署之后的履约监管能力。
当年那家私企之所以敢于拖延付款、隐瞒收入,恰恰是因为政府在合同执行阶段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手段。
所以,越南政府现在也属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在此事上步子迈得太大,只能一点点进行探索,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案。
【在胡志明市至中良高速公路上,越南政府就曾马失前蹄】
平心而论,收费权拍卖在理论上是一种将存量资产变现、缓解财政压力的可行工具,但它对合同设计、监管能力和公众沟通的要求远高于传统的建设移交模式。
越南此前在胡志明市至中良高速上的经历已经证明,一份看似合理的拍卖合同,如果缺乏执行环节的制度支撑,最终可能变成一笔需要多年追讨的坏账。
29个高速公路项目的资金缺口摆在那里,拍卖收费权是越南政府在财政约束下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可选项的存在不等于选项的可行。从试点到全国推广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份合同模板,而是一整套需要从零开始建设的监管体系。
文|申东昀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