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基金与市场化母基金正处于深刻变革期。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单纯资金供给转向生态共建,行业共识正在加速形成。招商资本作为国内头部母基金管理机构,背靠招商局集团与普洛斯两大产业股东,以“P+S+D”一体化策略构建起独特的竞争壁垒。截至目前,公司受托管理多支区域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规模位居行业前列,已成为连接政策资本、产业资源与市场化GP的关键枢纽。
近日,母基金研究中心对招商资本执委会委员朱正炜进行专访。深耕母基金与S基金业务多年,他亲历了行业从萌芽到爆发的完整周期,也带领团队探索出一条以政策使命为先,兼具市场回报的发展路径。
图为招商资本执委会委员朱正炜
01 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以机制设计实现平衡发展
受托管理多支区域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平衡政策目标与市场回报,是每一位国资母基金管理人必须回答的核心命题。在朱正炜看来,这种平衡不能依赖个人判断或临时协调,而必须通过制度化的机制设计来实现。
“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构建双目标的平衡体系。”朱正炜表示,一是以机制设计实现双目标的制度性平衡。基金管理分层化,在受托多支基金时,根据各引导基金的设立初衷明确其政策权重与风险收益偏好,构建差异化的考核指标体系,避免“一把尺子量所有基金”。同时,返投口径精细化,返投是政策目标的核心抓手,通过合理拓宽返投认定口径,既保障政策落地,又确保满足项目质量标准。
二是以投资纪律守住市场回报底线。政策目标不能替代商业判断。坚持“符合政策目标是前提,符合商业逻辑是门槛”——项目必须先过政策关,再过投资关,两者缺一不可。
三是以投后管理赋能放大价值。发挥管理人生态体系的资源赋能力量,帮助被投企业对接产业落地场景、持续提供制度和人才供给,将投后赋能转化为企业真实的成长动能。
在GP遴选方面,朱正炜认为政策目标达成能力、合规风控能力以及优质项目的挖掘和管理能力最为关键。政策目标达成能力是选择GP的首要考虑,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策略必须符合国家战略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不忘基金设立的初心使命;其次必须具备严谨规范的风控合规制度流程,诚实守信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这在当前强监管,严风控的环境下尤为重要;优质项目的挖掘和管理能力是管理人投资能力的核心体现,在考察管理人的过往业绩时,成功项目可以体现管理人所选择的投资策略是否清晰聚焦,而对相对不成功的过往项目的考察同样重要,可以借此验证管理人在投后管理过程中的赋能、止损、复盘等迭代能力以及团队能力及文化特质。
02 穿透式管控+尽职免责:筑牢国资基金风控底座
母基金的投后管理与风险控制,直接关系到国有资本的安全与效益。朱正炜介绍,招商资本在这一领域形成了“穿透式监测+全周期管控+风控赋能”的三层防护体系。
具体而言,对子基金实施穿透式监测,建立分层分类的投后管理体系,构建穿透式信息监测机制,确保对底层资产风险的及时感知;对直投项目实施全周期管控,从前置尽调到投后跟踪再到退出规划,形成完整闭环;通过风控赋能创造价值,将风控手段前置,在风险萌芽阶段即介入化解,而非事后被动处置。
谈及国资基金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建设,朱正炜强调:“在守住廉洁底线和程序合规的前提下,要用清晰的规则把'可容之错'和'不容之失'区分开来。”
具体路径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制度先行,细化尽职的认定标准,比如尽调报告要素完整性、风险提示书面化、投后管理动作可追溯性等,让“何为尽职”有章可循;其次是全流程尽职履责,确保投资必要的立项、尽调、投决、投后、退出等每个流程环节的工作都是可追溯、可证明的,切实尽职履责是容错的基础;最后是机制落地,让制度真正执行而非悬在纸上,通过典型案例的认定与公示,形成明确的行为预期,真正打消团队的后顾之忧。
03 生态赋能:从资金分配者到产业资源连接器
在朱正炜看来,母基金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资金供给。招商资本的一大核心竞争力,在于背靠招商局集团和普洛斯两大股东背景所构建的独特生态优势。
招商局集团是一家业务多元的综合央企,主要业务集中于交通物流、综合金融、地产园区、科创产业四大板块,涉及港口、航运、物流、船舶修造、公路、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房地产、产业园区、物业管理、检验检测、生物制造、生物医药等20多个行业;普洛斯集团则是全球领先、专注于供应链、大数据及新能源领域内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服务与投资公司。
"借此资源优势,招商资本可为子基金及被投企业充当桥梁,对接股东各方资源,提供广阔的业务场景。”朱正炜表示,这种赋能不是简单的资源堆砌,而是基于对GP和被投企业真实需求的深度理解,精准匹配产业场景、供应链资源、金融服务与政府对接渠道,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成长动力。
04 从Primary到S:母基金策略的认知跃迁
朱正炜在招商资本负责母基金与S基金业务多年,亲历了国内S基金市场从萌芽到爆发的全过程。谈及从传统母基金投资转向系统性布局S策略的历程,他将时间线拉回到2016年。
"2016年底招商资本组建了首只市场化的百亿级人民币母基金,彼时国内私募股权母基金行业仍以Primary(一级出资)为核心配置方向,S交易多为偶发、机会型交易。”朱正炜回忆道,团队在母基金投资前期,便基本确定了P+S+D的投资策略。其中S业务源于母基金组合管理的内生需求:一方面,S基金作为“明池”资产,能为整个母基金带来稳定的现金回流及底层资产收益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市场中存在因自身期限或监管原因的LP急于转让优质的存量基金份额,包括认缴未实缴的Early-S及已完成实缴的Late-S。
母基金策略中的S业务布局,大致在2018至2019年实质落地。这一决策基于三重行业判断:其一,2014—2017年设立的人民币基金陆续进入存续期末端,而IPO退出渠道承载能力有限,存量资产流动性压力呈现系统性累积态势;其二,北京、上海先后启动私募股权份额转让试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其三,母基金“P+S+D”一体化策略框架逐步成熟,团队意识到S策略并非孤立的二手份额交易,而是可与Primary出资、直投跟投形成战略协同——通过S交易深化对管理人的认知,在合规前提下反哺Primary合作;通过穿透底层资产研判,延伸直投跟投机会,在严格控制嵌套层级和关联交易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组合价值的全域提升。
谈及这一转变过程中最大的认知迭代,朱正炜认为核心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被动接盘思维”转向“主动组合管理”。行业早期对S策略的普遍认知集中于“赚取折价收益”,将其视为流动性困境下的被动选择。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S基金本质是私募股权组合管理的主动工具,可用于调整赛道敞口、优化基金存续期结构、钝化J曲线效应,亦可通过份额出让实现主动退出。近年来我们同时作为买方与卖方参与市场,覆盖LP份额转让、GP主导型接续基金等多元形态,所有操作均围绕组合价值最大化目标展开,而非单纯追求折价套利。
第二,从“单一财务交易”转向“生态协同赋能”。早期S交易多为点对点的财务性转让。而依托整个招商体系内部存量的有限合伙份额资产及母基金长期积累的GP生态圈资源,我们逐步实现了对内做到融通协同、高效赋能,对外将S业务打造为深化机构合作的纽带。我们同步推进直投跟投、产业资源对接合作,S业务已成为母基金生态体系的润滑剂与连接器,而非独立的业务线条。
第三,从“看GP”跃迁到“看资产”,再回归到“以GP的视角审视资产”。管理纯母基金时,关注的核心是基金管理人的长期超额收益能力;而S交易则要求对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底层项目逐一进行成长性、退出概率的判断,同时还要理解GP最初的投资逻辑是否依然成立。这就需要将母基金的宏观筛选能力与直投的微观研判能力高度融合。这种复合能力没有捷径,只能通过大量案例的深度复盘与持续沉淀,最终形成可复用的定价能力。而该能力一旦建立,便会形成极深的竞争护城河。
05 S市场爆发:四重动力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国内S基金市场近五年交易量从萌芽到突破千亿,2025年更达1320亿元,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在朱正炜看来,本轮市场扩容是供给、需求、政策与估值重塑四重力量共振的结果。
其一,供给端系统性释放是底层逻辑。过去十余年,我国私募股权市场累计认缴规模突破15万亿元,2015—2018年设立的基金于2022—2025年集中到期,而IPO市场年度退出承载规模相对有限,供需错配形成的“退出缺口”构成S市场扩容的核心基础。卖方主体从零散财务型退出转向机构化、批量化资产出清,为市场规模提升提供了充足供给。叠加政府引导基金与国资LP对资金回流、投资循环的需求,大量存量份额被推向市场。
其二,买方结构走向多元与成熟,需求端结构性扩容提供资金支撑。早期S基金买方以市场化母基金及专业S机构为主,近年来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地方国资平台、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家族办公室乃至产业资本已陆续进场,买方群体深度与广度显著提升。尤其在利率下行、优质资产供给收缩的背景下,S基金底层资产清晰、现金回流周期短、J曲线钝化的收益特征,与保险资金的久期匹配需求高度契合,成为市场增量资金的核心来源。
其三,政策层面持续加持扫清制度障碍。2025年国办相关文件首次在国家级层面明确鼓励S基金发展,后续多部委及地方监管相继出台配套细则,政策导向从“审慎默许”转向“明确支持”,有效打消了国资LP及保险机构的制度顾虑,行政审批效率显著提升。
其四,估值预期从分歧走向弥合。伴随一级市场估值体系持续调整,卖方对账面回报倍数的执念逐步松动,买方也得以在更为合理的价格区间内获取资产,真实成交意愿的基础由此形成。此外,S基金交易所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息透明度边际提升,也为交易撮合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于增长可持续性,朱正炜的判断是:市场规模长期增长的确定性较强,但增速将逐步回落,行业将从“规模扩张期”步入“质量提升期”。交易量的“陡峭增长阶段”或会趋于平稳,但S基金市场的扩容将是长期化和常态化的。一方面,存量资产基数庞大,未来3—5年仍将有大量基金进入退出期,供给端具备持续性;同时S基金作为畅通私募股权资本循环的关键工具,其战略定位已形成政策共识,支持方向不会发生逆转。另一方面,千亿规模之后的进一步扩容,无法仅依赖简单LP份额转让支撑,需更多GP主导型交易、接续基金、结构化资产重组等复杂交易形态承接,这对管理人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意味着粗放式增长阶段接近尾声。
招商资本将S基金管理人能力归纳为“资产获取、判断定价、交易执行”三方面。在朱正炜看来,中国S基金市场目前最突出的能力缺口是深度定价能力与复杂交易执行能力的复合型缺失。
资产获取环节,当前市场挂牌转让的资产供给持续增加,中介渠道日趋活跃,纯信息层面的获取壁垒逐步降低。但真正质地优良、定价合理的核心资产基本都不在市场上流通,仍具备稀缺性,其获取依赖管理人广泛的GP生态与LP圈层,需在资产公开挂牌前实现一手触达。
定价研判能力,则是当前行业的核心短板。“S交易的定价并非基于基金NAV的简单折价,而是需对底层数十至上百个项目进行穿透估值,同时综合考量基金存续期限、管理人投后能力、退出路径预期、流动性折价等多重变量。”朱正炜分析道,这要求管理人同时具备母基金的组合视角与直投的项目研判能力,同时结合基金合同条款、收益分配机制等要素,为整个组合给出合理估值并构筑安全边际。尤其在中国市场,当前底层信息披露标准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不同GP的信息透明度客观上存在差异,极易出现“方向判断正确但价格把握失当”的风险。
交易执行环节,核心瓶颈在于复杂交易的结构化设计与落地能力。早期S交易以LP份额的标准化转让为主,执行难度相对较低。但当前市场中接续基金、资产包重组、GP主导型交易等形态占比持续提升,涉及多方利益协调、多层法律架构搭建、国资合规审批等环节,交易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
“整体而言,中国S市场并不缺乏资金与待转让资产,缺乏的是能够完成‘资产识别—精准定价—落地执行’全链条闭环的专业管理人。”朱正炜总结道,这也是招商资本始终坚持“P+S+D”协同发展的核心原因:Primary投资构建行业广度,直投业务夯实产业深度,S业务则是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上的高阶能力。
06 长期资金入场:险资重塑S交易审美标准
近年政策明确鼓励保险资金参与创投、支持国资份额进场转让。在朱正炜看来,这些政策带来的变化是直接且显著的。
第一,国资份额转让的制度障碍显著降低。此前国资LP转让份额常面临“转让边界、定价依据、审批主体”不清晰的问题,大量交易因制度边界模糊而停滞。随着国家级政策及地方实施细则相继落地,国资进场转让的路径更为明晰,资产评估、挂牌交易、审批备案的流程逐步规范。但客观而言,目前仍处于“挂牌量高、实际成交率偏低”的阶段,能够顺利达成的交易,往往需要卖方在定价上做出充分的调整,同时也亟需更加清晰的合规免责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保险资金参与度与积极性显著提高。早期保险资金参与S基金多以间接方式为主,单笔出资规模有限。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放宽险资股权投资比例限制,明确鼓励险资参与创业投资与S基金,保险机构的出资意愿与决策效率均有明显提升。无论是S基金产品出资,还是联合设立专项S产品,保险资金的活跃度较三年前显著提升。保险机构正从S市场的“旁观者”转变为“重要参与方”。
第三,场内交易平台的实操价值持续显现。早期份额转让试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操价值,近年来两大场内交易平台持续优化规则,在简化信息披露要求、引入报价机制、完善估值指引等方面推出多项务实举措。
朱正炜特别指出,保险资金的入场正在深刻重塑S交易的审美标准。其诉求呈现四个鲜明特征:
一是现金流确定性诉求显著提升。保险资金本质为负债经营,对回款节奏与现金流稳定性存在刚性约束。其更偏好存续期偏后、底层资产清晰、退出路径明确的S份额,尤其青睐3年内具备明确现金回流预期的资产,对盲池型基金及早期基金份额的配置意愿较低。接续基金因存续期安排与退出计划清晰,成为险资重点关注的品类。
二是底层资产穿透式披露要求趋严。保险机构风控体系完善,不仅要求基金层面的定期报告,更要求穿透至核心项目层面,获取经营数据、估值逻辑、退出时间表等细粒度信息。这对S管理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标准化披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交易结构偏好标准化与合规化。保险资金对合规性要求极高,其更倾向于通过场内交易平台完成交割,对估值定价、决策流程、法律文件的规范性要求较高。这类机构通常会要求第三方审计、法律等标准化尽职调查材料,对交易架构的合规性与透明度有严格要求。
四是合作模式从财务出资走向战略协同。当前头部保险机构已不满足于单纯的LP出资,而是希望与优质S管理人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例如联合发起设立专属S基金、共同开发特定赛道S资产、共享项目端资源等。
07 退出新格局与未来展望:三大突破与差异化优势
目前S基金更多被看作一级市场退出的缓冲方式而非最终手段。对于未来三到五年S基金能否发展成为常态化退出主渠道,朱正炜的判断是:S基金将成为一级市场重要的常态化退出渠道,但难以完全取代IPO成为核心退出路径。其更准确的定位是,与IPO、并购、回购共同构成多元化退出体系中的关键一极,将成为承接存量资产规模最大的退出路径之一,也是存量时代股权投资退出的基础性设施。
"S交易的核心是份额转让,即资产所有权在不同LP之间转移,底层资产并未实现终极退出。”朱正炜解释道,从该维度看,S基金更类似于退出环节的“缓冲器”与“中继站”,而非最终出口——底层资产最终仍需通过IPO、并购、产业收购等方式实现价值变现。但这并不削弱S基金的战略价值。海外成熟市场的发展路径同样印证了这一点:美国S市场年度交易规模约占私募股权管理规模的1%—2%,其价值并非替代IPO,而是激活全市场流动性,匹配不同风险偏好与期限偏好的资金需求。
谈及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障碍,朱正炜认为并非资金供给或资产供给不足,而是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买方主力的长期资金入场规模仍显不足,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配置S类资产的比例仍受到内部考核导向、风险资本计量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第二,税收政策体系有待明确统一,S交易涉及多层架构下的税务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交易结构的执行口径存在差异;第三,GP的主动参与度与角色定位有待提升,国内部分管理人对S交易的认知仍停留在“LP自主行为”层面;第四,行业统一估值标准尚未建立,当前S交易估值高度依赖买卖双方的市场化谈判,缺乏公认的行业估值指引与成熟的第三方估值服务体系。
展望未来,朱正炜最期待国内S基金市场和母基金市场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制度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完善。期待在国资转让实施细则、税收政策适用规则、行业估值指引、信息披露标准等基础环节出台更为明确的统一规范,稳定市场参与主体的制度预期。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下降,市场整体运行效率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二是买方资金结构的多元化与长期化。当前S基金买方仍以国资平台与专业S机构为主,保险资金、养老金、银行理财、家族办公室等长期资金的配置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只有买方结构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市场才能具备足够的深度与韧性,承接更大规模的存量资产流转。
三是交易模式的创新升级。期待市场涌现更多GP主导型交易、接续基金、资产打包重组、S基金份额再转让等创新交易形态,摆脱对单一LP份额转让模式的依赖。交易形态越丰富,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流动性水平就越高,这也是衡量市场成熟度的核心标志。
关于招商资本如何持续保持差异化优势,朱正炜表示将持续夯实三大核心能力壁垒:
第一,深化“P+S+D”全链条协同的能力优势。这是自2016年首只百亿母基金设立以来始终坚持的核心策略,也是区别于纯S机构与纯母基金机构的核心特质。Primary端覆盖数百家优质管理人,构建了广泛的资产来源与信息网络;直投端拥有专业的产业投资团队,在硬科技、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S端则是建立在Primary与直投能力之上的高阶应用。这种“广度+深度”的复合能力,难以在短期内被复制。
第二,将复杂交易能力打造为核心品牌。避免在拥挤的标准化报价赛道进行同质化竞争,而是聚焦于接续基金、资产包重组、结构化份额设计等复杂方案,以专业能力为GP和卖方创造增量价值,成为市场真正信赖的“交易组织者”。
第三,发挥“市场化运作+国资合规”的复合能力优势。S交易的重要交易对手方为国资LP与政府引导基金,业务开展需同时遵循市场化规律与国资监管要求。招商资本作为国资背景的市场化投资机构,在合规框架内开展业务创新的经验丰富,既熟悉国资的决策逻辑与审批要求,也具备市场化的决策效率与激励机制,这一定位使我们在对接国资类资产时具备天然的适配性优势。
“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深化'P+S+D'一体化策略。”朱正炜最后表示,一方面加大S基金的募集与投资力度,打造专业化的S基金产品线;另一方面主动作为卖方盘活母基金组合中的成熟资产,实现“有买有卖”的双向流动。同时,进一步深化与保险资金、地方国资的战略合作,共同探索更多结构化S交易方案。万变不离其宗,底层逻辑始终清晰——依托母基金生态圈,做具备产业深度的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