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连发生。时隔25年，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5%的比例精简；哈尔滨、山西、湖北等地大规模清理编外人员，清掉了一大批拿钱最少、干活最多的人。

全国虽然没有一例城投标准债违约，却出现了7次技术性违约；河南商丘、河北保定、黑龙江鹤岗等地出现公交车停运、停止供暖等情况；还有地方被曝出老人卖菜被罚10万元，一名大车司机两年收到58张罚单，累计被罚27.5万元。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几乎列举不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荒唐事件的背后往往藏着不愿示人的原因，而这一切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没钱。

各种奇葩现象愈演愈烈，一再说明地方财政吃紧，地方城市都在想方设法筹钱。几年前的情况却是钱筹到了花不出去，两相对比，反差强烈。

地方真的没钱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地方财政的压力已经越来越掩盖不住，不少地方的紧张程度更是远超想象。地方财政为什么会没钱？不妨先从一个小案例说起。

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把观光游览车和摊点的30年经营权打包，以17亿元转让，引发舆论广泛热议，“大佛被卖了”“乐山穷疯了”等说法一时四起。

后来，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和主流媒体出面澄清，称网上的消息属于误读、误导和曲解：转让的只是经营权，过程也符合规定。本文不讨论这次转让是否合规，而是借这个案例看一看，乐山的财政是否真的捉襟见肘，背后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根据公开数据，2022年乐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8亿元，支出却高达315.12亿元，是典型的入不敷出。同年，乐山地方债务余额为643亿元。

也就是说，即便债务不再增加，乐山也要把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拿来还债，“不吃不喝”约4.3年才能还清。这还只是显性债务，乐山的隐性债务有多少，外界无从知晓。

乐山的问题并非今天才出现。之所以以前没有暴露，是因为有房地产撑着，靠卖地就能维持。但2021年之后，这个游戏彻底玩不下去了。

先看两组数据。第一组是土地出让：2021年，乐山共成交206宗地，土地出让总收入95.34亿元；2022年情况急转直下，全年只成交10宗地，揽金15.86亿元，一年之间卖地收入减少79.48亿元，降幅高达83.3%。

土地卖不动，等于乐山失去了最大的“财神爷”。第二组是楼市：2021年，乐山商品房销售额为301亿元。

2022年的销售额数据查不到，但据克而瑞发布的数据，2022年乐山商品房销售面积比2021年下降36%，成交量下降41%。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房地产对乐山GDP的贡献在20%以上，地方财政对卖地收入的依赖度更是超过百分之百。

如此依赖房地产的城市，一旦房地产真的趴下，就只能另想办法弥补财政。所以，公众把大佛经营权转让与“敛财”联系起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乐山的案例可以清楚看到，有的地方财政压力异常之大，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放大到全国，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全国财政收入由四块构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通常讨论的主要是前两块。先看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22年，这项收入为7.78万亿元，只完成了预算的79%，其中大头是卖地收入。2022年全国卖地收入6.6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3.3%。

这一局面在2023年进一步恶化：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前5个月，全国卖地收入只有14893亿元。照此趋势，当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低至4万亿元左右。

而在2021年的高光时刻，全年卖地收入曾高达8.7万亿元。一级市场不乐观，二级市场更是惨不忍睹。

2022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至13.33万亿元，上一年为18.19万亿元，一年暴减4.86万亿元。如此幅度的下滑，显然给地方税收造成了巨大冲击。

再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万亿元，其中各项税收合计16.7万亿元，其余3.7万亿元左右基本是收费和罚没等非税收入。

这一年收入只增长了0.6%，创下新低。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税收下降了3.2%，0.6%的增幅是靠非税收入增长24%才撑起来的。

可以理解为，2022年很多地方已经在靠罚没收入填补财政缺口。这并非什么秘密，网上有公开数据可查，不少地方罚没收入的增幅高得吓人。

当然，也不能天真地认为，地方通过各种收费乱象收上来的钱，就一定会用来还债。普通人对花钱的态度其实很简单：有钱多花，没钱少花，负债能力和赚钱能力也是正相关的。

这两年老百姓收入波动较大，消费贷款的热情一降再降；银行为了刺激消费不断降低贷款门槛，国有大行也集体下调存款利率，结果不但没能刺激消费，居民存钱的热情反而更高了。2023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了11.9万亿元。

地方政府却不能这么洒脱：收入锐减，支出却一样不少。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万亿元。

收支一对比就能发现，当年存在近10万亿元的巨大缺口。说句实话，由于疫情反复，2022年除了极少数“家里有矿”的省区市，其余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在减少。

收入减少，开销却降不下来。钱为什么省不下来？因为地方的支出结构本身就很“硬”。修路架桥、城市开发这类基建项目，掏钱痛快，回本却遥遥无期，项目建到一半又不能撂下不管。

工资、津贴、五险一金这些人头费，更是每个月都得按时发出去的刚性开支；养老、医疗等民生底线，再紧也得先保住。

事实上，2023年的预算支出仍在增加：财政部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增长5.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增长6.7%。支出扩大，收入却没有保障，收支失衡只会愈演愈烈。

房地产撑不起来，卖地收入和相关税收难以为继，剩下的路就只有大规模举债。那么，全国现在有多少债？

截至2022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1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比2021年底又增加了4.57万亿元。再加上25.6万亿元的中央政府国债，政府债务余额合计超过60万亿元。

从2022年末数据看，内地31个省区市中，广东债务余额最高，达2.5万亿元，山东、江苏、浙江也都在2万亿元以上。好消息是，从全国看，政府负债率合计只有50.1%，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坏消息是，除了显性债务，各地还有底数不清的隐性债务。这部分债务不在“一行两会”的监管范围内，规模甚至可能不比显性债务小，有专家估计达60万亿元，但具体规模无从得知。

真正引发市场担忧的恰恰是隐性债务，它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灰犀牛”，是一颗深埋已久、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事实上，2023年贵州、云南等地已经出现了城投债爆雷的苗头。

债务堆到这个规模，借来的钱还要源源不断地变成利息流出去，这又是一笔实实在在“花掉”的钱。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债？又为什么还不上？

第一个问题不难回答，就像刚需购房者贷款买房：有住房需求，钱又不够，只能借债。城市搞开发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负债本身没有问题，适度举债有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但凡事都有个度，就像贷款买房，一旦超出偿债能力，就有断供风险。

第二个问题则有些玄妙。按理说，借债主体掌握着全国最好的资源和最优质的资产，偿债能力应当很强。

现实却是，很多地方城投的资产收益很差，或者像网友说的那样，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一直在悄悄吞噬财富。长期以来，地方债“刚性兑付”的属性也助长了一些地方大肆借债的风气。

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有些人压根就没打算还，正如那句调侃所说，“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想让他还也可以，除非再借给他一笔更大的。

未来，巨额债务何去何从？这里只列举三种已经出现的处置思路。第一，拉长债务期限，借助放水稀释，用通胀让债务在无形中化解。

从2018年末到2022年末，存量地方债的平均剩余期限从4.4年持续上升到8.5年。其中，专项债的剩余期限从2020年开始大幅拉长，2022年末首次突破10年。

此前的典型样本遵义道桥，更是把156亿元银行贷款直接展期20年：前十年只付利息，后十年分期还本。这样一来，债主恐怕只能苦笑，对方明明可以不还，却“良心发现”地选择拖20年再还。

但必须提醒的是，债务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第二，过紧日子、过苦日子。

没钱的时候，开源节流是第一要义；如今开源难以实现，节流就成了最后的选择。这两年的机构改革、清理编外人员、取消教师编制并推行市场化考核等举措，都是例证。

只是精简来精简去，最后受伤的永远是那些没实力、没背景的人。第三，“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也就是打破刚性兑付预期。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点还没有真正发生；即便真的出现，中央也不太可能坐视不管。

把这几本账摊开来看，钱是怎么花掉的，脉络已经很清楚：卖地收入断崖式下滑，税收跟着走弱，支出却刚性增长，基建停不下，人头费降不动，民生必须保；缺口只能靠举债来填，借来的钱又要不断变成利息流出去，进一步挤压本就紧张的财力。

所谓“财政吃紧”，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过去三年，房地产低迷、地方财政没钱、工资发不出、企业效益不好、居民消费不振，都可以归咎于疫情。如今疫情防控已经全面放开，这块挡箭牌不复存在，今后这些问题又该归咎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