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朝鲜半岛板门店附近,曾经被关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排队等待选择去向。有人低头不语,有人反复询问,也有人把答案写在纸上,却迟迟不肯交出去。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回国还是去台湾两个选项,而是参军经历、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和战俘营遭遇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抉择。
关于这批战俘的数字,史料中存在统计口径差异。较为常见的说法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约有两万余人,其中约六千至七千人返回大陆,超过一万四千人被送往台湾。标题中的数字,正是根据这一组广泛流传的统计概括而来。
但若把结果简单归结为“多数人背叛”,或者认为所有人都是被强行带走,也都不够准确。战俘归属问题背后,既有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失利,也有停战谈判中的制度设计,还有战俘营内部的宣传、恐吓和身份争夺。
一、人数为何突然增加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场形势变化很快。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入朝作战。此后,战线数度南北拉锯,部队补给、兵员训练和通讯指挥都承受巨大压力。
志愿军被俘人员并非在某一场战斗中全部形成。前期战斗中,确有一些部队因伤员无法转移、失去联络或弹药耗尽而被俘。到了1951年春季,战场态势更加复杂,部队穿插深入,退路受阻,人员分散,战俘数量随之增加。
其中,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的遭遇最受关注。1951年4月至5月,第五次战役展开,志愿军部队在推进和撤回过程中承受了较大压力。180师部分部队被分割包围,出现严重损失,许多官兵失散、负伤或被俘。
需要说明的是,把全部两万余名战俘都说成180师官兵,属于过度简化。180师的失利确实是战俘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却不是唯一来源。战场上的被俘人员,还包括其他部队失去建制的官兵、伤员以及在转移途中被截获的人员。
有意思的是,战俘问题最初主要是军事问题。停战谈判展开后,它逐渐变成国际政治问题。每一个战俘,都被赋予了远远超过个人命运的象征意义。
二、“自由遣返”并不等于简单放行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双方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战俘遣返。中国和朝鲜方面主张按照战俘原属一方进行遣返,美方则提出战俘应有选择去向的权利。
经过长期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订。协定确立了战俘遣返安排,并设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拒绝立即回归的战俘。
从条文上看,“自由遣返”似乎给了战俘选择权。可是,战俘身处封闭营地,信息来源有限,周围又有各方宣传人员和组织力量介入,这种选择很难完全脱离外部影响。
战俘能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和谁交谈,是否受到威胁,都会影响判断。尤其是在长期关押、身体虚弱、担心家人情况不明的状态下,所谓个人选择往往带有明显的环境烙印。
当时有人问:“回去以后,会不会被审查?”
旁边的人回答:“谁也说不准。”
也有人劝同伴:“先活下来,再想别的。”
这些简短对话未必出自同一处记录,却反映了战俘普遍面对的现实心态。战俘并不是坐在安静房间里作出决定,他们是在压力、恐惧和各种承诺之间作出决定。
三、战俘营成了争夺人心的场所
停战之后,战俘营的管理仍由联合国军方面负责。台湾方面则试图借助这一特殊环境争取战俘,蒋介石当局派出王东原等人参与相关工作,并通过宣传、谈话、文艺活动和物质许诺影响战俘。
战俘营里,政治标语、口头劝说和身份登记交织在一起。工作人员会询问战俘过去的经历,也会寻找在部队中担任过职务、具有影响力的人。对于一些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人,台湾方面往往重点接触。
这种策反并不只依靠语言。有些战俘得到较好的生活用品和食品,有些人被告知前往台湾能够获得工作、住房和新的身份。与此同时,拒绝配合者可能遭到孤立、殴打甚至强迫表态。
张子龙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许多资料提及的个案。关于事件发生过程和具体细节,不同材料存在差异,部分极端描述也缺少足够一致的原始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战俘营内曾发生过针对拒绝配合者的暴力事件,个别战俘因此遭到严重伤害。
这类事件的作用,并不只是伤害某一个人。它还会制造恐惧,让其他人明白,拒绝表态可能付出代价。战俘营由此不再只是关押人员的地方,也成为一场强烈的心理较量。
台湾方面在战俘营中的活动,不能被看成单纯的民间劝说。它与国共两党长期对立、冷战格局以及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安排都有关系。战俘越多,政治价值越高;选择去台湾的人越多,宣传效果也越明显。
四、身份经历影响了许多人的决定
志愿军战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前,曾经属于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中有人员投诚、起义或被改编,后来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到了朝鲜战场,他们已经成为志愿军的一员,但过去的经历并没有从记忆中消失。
这些人的处境比较特殊。
他们担心自己的历史经历受到追查,也担心回国后重新接受审查。有人对新身份已经建立认同,有人则仍然保留旧有的家庭联系和政治记忆。战俘营里的宣传,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缝隙。
不过,不能把所有去台湾的人都归入这一类。许多普通士兵没有复杂的政治经历,他们作出决定时,更多考虑的是安全、家庭、生活条件和对未来的判断。有人担心回大陆后受到处分,也有人认为自己多年没有消息,家人或许已经把自己当作阵亡人员。
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他们在营地中被登记、编组,随后被带往指定地点。对这些人来说,去向决定可能受到周围人员、管理机构和宣传组织共同推动。
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的经历,常被用来说明高级干部战俘所承受的压力。作为政治干部,他的身份十分醒目,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关注和限制也更多。有关其生活细节的记载,来自不同回忆材料,具体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长期坚持返回祖国这一点,在相关资料中反复出现。
从身份角度看,战俘归属不是一张纸上的勾选题。过去是什么人,为什么参军,家人在哪里,是否害怕审查,这些因素彼此叠加,才形成了最终结果。
五、待遇差异改变了判断
战俘待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战争法要求交战方善待战俘,但在实际执行中,不同战俘的待遇往往因军衔、国籍和政治价值而产生差别。
美军高级军官威廉·迪安少将曾被朝鲜人民军俘获,后来由中朝方面看管。作为美军步兵第24师师长,他的身份受到重视,生活待遇与普通战俘并不相同。公开回忆中,他曾提到被俘后的经历,也在获释后表达过对结束战争的愿望。
与高级军官相比,普通志愿军战俘的处境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坚持回国的干部和骨干,可能受到更严密的监视。营养不足、疾病、劳役和精神压力,使不少人身体状况恶化。
战俘营内部的差别,也会直接影响判断。一个人看到同伴因为拒绝表态而受罚,又听到另一边承诺能够提供生活保障,内心出现动摇并不难理解。这里面有政治立场,也有生存本能。
但待遇较好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改变认同。吴成德等人坚持回国,说明物质条件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信念。反过来,选择台湾的人也未必都出于单一动机,有人是担忧,有人是恐惧,有人是被宣传影响,也有人只是想摆脱原有生活。
六、数字背后的不同命运
1953年8月至9月,战俘遣返陆续进行。愿意回到中国大陆的人员被送回,选择前往台湾的人员则经由相关安排离开朝鲜半岛。常见统计显示,返回大陆者约六千至七千人,前往台湾者超过一万四千人。
这个结果与几方面因素有关。
战场失利制造了庞大的战俘群体;停战协定提供了选择去向的制度框架;战俘营内持续不断的宣传和压力,改变了不少人的判断;部分战俘复杂的个人经历,又使他们更容易产生犹豫。
因此,“为什么只有六千人回国”不能只用一句“被策反”解释。台湾方面的争取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离不开战俘群体内部原本就存在的身份差异和心理裂缝。
回国者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干部;去台湾者中,同样有人曾经是国民党军人,也有人只是因为害怕受到惩处而作出选择。个体动机并不整齐,不能用一个标签全部概括。
朝鲜战场上的这批战俘,后来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回到大陆后重新进入部队或参加生产建设,有人在台湾生活多年,也有人始终保留着对故乡和亲人的牵挂。战俘遣返结束了,许多人的身份困境却没有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