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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要下台了?两派大吵75分钟,新的强敌出现,内塔再遭重击

以色列议会11月17日深夜完成了一次议长换人,正直党议员马坦·卡哈纳以66票对52票的结果,接替利库德集团的阿米尔·奥哈纳出任议长。投票中,卡哈纳拿到了埃森科特阵营四个政党之外,两个阿拉伯裔政党的支持。这个票数结构,说明埃森科特在不依赖利库德集团的情况下,已经能在议会投票中凑出多数。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对议会程序的控制权。

两天前,利库德集团与正直党的代表在赫兹利亚谈了一次。75分钟,没有实质进展,只同意“继续沟通”。内塔尼亚胡没有到场,埃森科特也没有。双方派出的都是次级人物。这场会谈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内塔尼亚胡试图用“民族团结政府”的框架把自己留在总理位置上,但埃森科特连这个框架的门都没有给他留。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正在被三股力量同时挤压,第一股是埃森科特用议会程序完成的制度性架空,第二股是利库德集团内部可能出现的替代者,第三股来自华盛顿,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计算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布局中的性价比。三股力量的方向不同,但作用点重合:它们都在把内塔尼亚胡从“不可替代”变成“可替代”。

先看议长换人这件事的制度含义,以色列议会议长不是礼仪性职位,议长控制议程排期、委员会组建、法案进入表决的程序通道。卡哈纳上任前,埃森科特阵营已经放出风声:新议会的首要动作是通过立法限制总理权力,包括对总理任期设限、废除现政府的司法改革立法、成立调查委员会追究2023年哈马斯突袭中的失职责任。这些法案在奥哈纳手里不可能进入表决,在卡哈纳手里可以。

内塔尼亚胡的司法困境是这一切的起点,2020年他被检方以受贿、欺诈、违背公众信任三项罪名起诉,此后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为由拖延审理。他维持“战时总理”身份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一旦失去权力,司法程序将不再有缓冲空间。埃森科特阵营推动的立法,指向的正是这个缓冲空间:如果总理任期被限制,如果司法改革被废除,如果调查委员会成立,内塔尼亚胡面对的就不只是下台,而是下台之后的法律后果。

埃森科特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不跟内塔尼亚胡谈联合政府,而是用议会多数先把他的权力基础拆掉,再逼利库德集团在“内塔尼亚胡”和“参与执政”之间做选择,议长换人是这个策略的第一步。

利库德集团内部会不会有人接盘?埃森科特给出的条件是:利库德可以入阁,但内塔尼亚胡不能当总理。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在前半句,在后半句。利库德是议会第一大党,27席。任何一个中右翼联合政府,如果不拉利库德,席位拼图都很难拼完整。埃森科特需要利库德,但他只需要利库德作为一个组织,不需要利库德现在的领导人。

这就把问题推给了利库德内部的其他人。党团主席奥菲尔·卡茨、前幕僚长迈克尔·拉贝洛,这些人代表利库德参加了十五日的谈判。他们坐在谈判桌前的姿态本身就说明,利库德内部存在一个选项:换掉内塔尼亚胡,保住党的执政地位。这个选项在正常时期不会被公开讨论,但在内塔尼亚胡连续输掉议长选举、组阁主动权被夺走、司法风险持续累积的条件下,它从不可想象变成了可以计算。

内塔尼亚胡在14日的视频讲话中做了一次让步,他没有再坚持“由我领导联合政府”,只呼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这个措辞变化被一些分析解读为立场软化,但更准确的解读是:他退了一步,但没有退到埃森科特可以接受的位置。埃森科特要的不是一个“没有说必须由我领导”的内塔尼亚胡,而是一个“不在政府里”的内塔尼亚胡。

华盛顿的态度变化是第三个变量,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特朗普在以色列大选前曾为内塔尼亚胡背书,但11月3日,他表示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约四十亿美元援助将在年底结束。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后,特朗普承认失败原因之一是与伊朗的战争引发选民不满,并称受美国保护的国家需要支付军费,包括以色列。这些事情表明:内塔尼亚胡作为“美国在中东的安全资产”的估值正在下降。他把美国拖入对伊冲突的倾向,与特朗普第二任期收缩海外投入的取向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以色列媒体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不久前进行了一次尖锐的电话会谈,美方倾向于推动美伊外交谈判,内塔尼亚胡则要求重新打击伊朗。

内塔尼亚胡的应对方式是继续打伊朗牌,14日他呼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时,核心论据就是“伊朗核威胁”,声称依赖阿拉伯裔政党支持的政府无法应对这一挑战。但这个论据的说服力在下降,卡哈纳的议长投票恰恰证明,阿拉伯裔政党的支持在议会算术上是可用的,在内塔尼亚胡口中却是“不可接受的”。他把阿拉伯裔政党定性为恐怖主义支持者,要求各方拒绝与其组阁。这道禁令在道德层面绑不住埃森科特,66票已经投出来了。

真正的问题不在内塔尼亚胡能不能翻盘,而在他翻盘所需要的时间正在被压缩。埃森科特有28天组阁期,可延长14天。如果卡哈纳主导的议会在这段时间内推进限制总理权力的立法,内塔尼亚胡的看守总理身份就从“等待重新组阁”变成“等待被程序剥夺”。他保住权力的最后手段,是让组阁失败、触发重新大选,在选举中翻盘。但重新大选需要议会解散,而议长已经不在他手里。

埃森科特自己的组阁道路同样不轻松,有三条路可走:依靠阿拉伯裔政党,但阵营内的利伯曼和贝内特公开反对;拉极端正统派政党入阁,需要在兵役豁免上让步,而这是埃森科特的组阁原则;拉利库德集团但不让内塔尼亚胡当总理,这需要利库德内部先完成领导人更替,可以看出,这三条路都不好走。

但议长选举给出了第四条路的雏形,卡哈纳拿到六十六票,其中包含了两个阿拉伯裔政党的支持。这意味着埃森科特可以在特定议题上绕过阵营内右翼政党的反对,直接与阿拉伯裔政党形成多数。这种“议题联盟”不能自动转化为联合政府,但它可以支撑议会立法,可以架空内塔尼亚胡的看守权力,可以把组阁拨向对埃森科特有利的方向。

利伯曼的态度也在松动,一贯强硬反对宗教人士免服兵役的他,近期表示将研究折中方案。如果极端正统派政党中的联合妥拉犹太教党(7席)被拉入,加上埃森科特阵营的48席,就是55席。距离61席还差6席,刚好是沙斯党的席位规模。沙斯党目前公开表态支持内塔尼亚胡,但如果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继续恶化,沙斯党的立场不是固定的。

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生存了近二十年,经历过2021年被赶下台又在2022年重新上台的循环。他的核心能力是在分裂的阵营之间找到缝隙,用安全议题覆盖政治危机。但这一次的缝隙在收窄。议长丢了,组阁权丢了,华盛顿的援助承诺在动摇,利库德内部出现了谈判桌上替代者的身影。

以色列政治正在经历右翼阵营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排列,内塔尼亚胡把“安全先生”的形象经营了十几年,但当议长选举的票数证明阿拉伯裔政党的支持可以被用作议会多数的组成部分时,他那套“没有我以色列就安全不保”的叙事就在失去最后的支点。

卡哈纳宣誓就任议长的那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是看守总理。他还可以用这个身份签署行政令、主持安全内阁会议、在国际场合代表以色列。但这些权力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依赖于“新政府尚未成立”这个临时状态。埃森科特每拖延一天组阁,内塔尼亚胡就多当一天看守总理。可一旦议会通过限制总理权力的立法,看守总理的权限就会被压缩到仪式性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