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在林场干了一辈子,治沙就是他的本职。他给我讲过很多治沙的故事,那些话我从小听到大。
他说早年间有一回刮大风,队里一个年轻后生去林带边上巡护,风说来就来,黄沙漫天地滚,人站不住脚,让风推着跑出去好几里地,最后趴在一道沙梁背后才没让埋住。回来的时候耳朵里、嘴里全是沙子,吐了半天才吐干净。
还有一回,风把房顶掀了。他们住的那排土坯房,房顶压着砖头也没扛住,风一撕就开,瓦片飞得跟纸片一样,屋里锅碗瓢盆全让沙子灌了,早上起来先刨沙子再做饭。
最让二叔心疼的是菜地。辛辛苦苦种了一畦白菜、几沟萝卜,一场风沙过来,菜地没了,地平了,连菜叶子都找不见,一家人那一年冬天就靠土豆和咸菜熬过来。
风沙天气
可这回我回古浪,看见的不是风停了,是风还在磨,人还在跟它耗。
我是带着小时候的记忆去的。三十年前我走的时候,这儿基本没楼房。土坯房一排挨一排,墙根让雨水冲出沟,房顶压着砖头怕风掀瓦。巷子窄得两个人错身都得侧一下,下雨天一脚踩下去,泥没过鞋帮,拔脚的时候鞋还留在泥里头。
春天一翻浆,自行车骑不成,只能扛着走。那时候最怕赶集走那条穿城的土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回到家裤腿上的泥点子能甩到后背上。
这回回去,新城区一片片住宅楼立得齐齐整整,瓷砖亮得晃眼。可我从新城区往老城区走,过了那条分界线,脚下的路就开始说老实话了。
补丁摞着补丁,有些地方还露着黄土,风一吹沙子往缝里灌,雨一泡又裂开。我蹲下摸了摸裂口,沙土干很细,手指头一捻就散。
路边修鞋的老汉见我蹲着看路,抬了抬眼皮:“看啥?年年这样。”我问修了多久,他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下:“五年了。修完刮风灌沙,下雨裂缝,补的速度撵不上坏的速度。”
张二叔的酿皮摊还在巷子口,一碗六块,辣子油还是那个味。我吃了两碗,跟他唠了一阵。他在这巷子口摆了十年摊,换过三个地方,每回都是门口的路挖开了,生意做不成。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怨气,就跟说一个年年准时来串门的老亲戚一样。他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趁热吃。”
修路的人其实一直没闲着。我在县城的几天,每天早上都能听见冲击钻响,工人围着黄围挡在里面刨旧路面。
可古浪这地方,风沙和冻融是来回磨的。修好一个坑,旁边又裂一条缝。工人刨开一锹土,风就在旁边等着,回填的时候先把沙子灌进去。楼是起来了,楼底下的路还得跟风沙一锹一锹地磨。
可楼起来了,人却往外走。
我在县城转的时候,看见不少铺面拉着卷帘门,门上贴着“出租”“出售”,纸让风吹得卷了边。有些小区楼是新盖的,窗户却一直黑着,晚上从楼下过,一整栋楼亮灯的没几户。
出租车司机跟我说,这几年去新疆的人多,伊利、阿克苏、昌吉那边,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去了就不回来了。有的人把县城的房子挂出去卖,卖不掉就先空着,钥匙交给老人,老人也跟着走了,房子就那么锁着。
他说:“你晚上看那些黑窗户,大半是去了新疆的。”
第二天我去了黄花滩。路通了,两边是大片待推广的种植田,向日葵收完了,秆子还立在地里,焦黄一片,风吹过去哗哗响。院子修得整齐,白墙灰瓦,门上贴着“福”字,可街上人不多,偶尔过去一辆电动车,骑车的戴着头巾。
空房子比县城还扎眼。好些院子大门紧锁,门环上落了灰,门口的春联褪成白纸,风一吹哗啦啦响。有的院墙上还贴着搬走时写的“此院出售”,电话号码让雨水冲得看不清了。
我在一个巷口站了一会儿,整条巷子十几户人家,能听见人声的就三四户。
一个晒太阳的老汉跟我说,刚搬来黄花滩那头两年热闹得很,后来年轻人一批一批往新疆走,有的在那边落了户,把老人也接走了。“房子盖得好好的,人没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叹气,就是平平地说,像在报一个数。
村口碰见张大妈,正往三轮车上搬枸杞箱子。我问今年收成咋样,她笑了笑,说不咋样。枸杞结得不少,红彤彤挂满枝,可客商来了一压价,精品挑不出来,统货一公斤差几块钱,一亩地少卖好几百。
“一家四五亩地,挣的钱连娃娃学费都要紧着算。”她搬来黄花滩四年,院子是新盖的,屋里干净,厨房里就一口锅、几个碗,灶台上搁着一袋土豆、半壶醋。
搬来之前在山里靠天吃饭,种土豆,一年忙到头攒不下钱;现在有地种了,浇水电费、肥料钱都指着这地出,枸杞卖不上价,日子就跟以前差不多。她往箱子上又压了一袋,直起腰捶了捶后背:“你帮忙拍好看点,明年客商要是看上了,兴许多给俩钱。”
我没敢点头。
她又说,她儿子去年也去了新疆,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挣得比家里几亩枸杞多,儿媳妇带着孙子跟过去了,她留下来看着地和院子。“等娃在那边站稳了,我也去。”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上没停,一袋枸杞码得整整齐齐。
黄花滩镇中心小学在镇子边上。我到的时候下午第二节课,操场一半是沙子,跑道上塑胶磨没了,露出底下压实的土,踩上去硬邦邦。
值日生拿大扫帚扫沙子,风一吹,扫出一片又落一片。扫地的姑娘大概十岁,脸让风吹得红扑扑的,见我站在旁边看,扶着扫帚看我,眼睛亮亮的。
我问是不是每天都要扫,她说谁值日谁扫,刮大风得提前半小时来,不然上不了体育课。
“那体育课都干啥?”
她想了想:“跑步。跑一圈,鞋里全是沙子。”说完自己笑了,把扫帚往地上顿了顿,接着扫。那笑里头没一点委屈,倒像在说一件挺好玩的平常事。
我问她班里同学多不多,她说这学期走了好几个,有的去新疆了,有的去县城了。“我同桌上个月走的,走之前送了我一块橡皮。”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说完又补了一句,“她说那边学校操场没沙子。”
办公室就一台打印机,摆在堆满作业本的桌角,外壳发黄,出纸口还夹着半张打歪了的卷子。
一个年轻女老师正在改默写本,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姓李,从兰州来支教两年,快到期了。
“学校没有好打印机,打卷子得借邻校的机器,走过去二十来分钟。”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平常事。
我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她沉默了几秒,把改了一半的默写本合上:“这边冬天太冷,零下二十度,宿舍暖气不够用,晚上要穿棉袄睡。来了半年,学校走了三个年轻老师。”
她顿了顿,又说:“其实孩子挺好的。有个娃娃作文里写,长大想当老师,回黄花滩教书。”
说这话的时候她没抬头,手指在默写本封面上来回摩挲。我没再问。
不是没人愿意来,是来了留不住。学生也在走,老师也在走,留下的孩子越来越少。可那个想回黄花滩教书的娃娃,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能不能发芽,得看这片土留不留得住人。
有一天早上车窗结了冰碴,我裹着冲锋衣去了治沙站。到了林带深处,老周正蹲在院子里修压沙的铁锹,把松了的木柄重新楔紧,旁边摆着几把备用的。
听说我从外地回来看看,抬头笑了笑,露出一口让烟熏黄的牙:“你去林带那边看看,草方格都扎上了,土保住了就行。”
他在这干了二十多年,脸黑得像梭梭根,手上全是裂口。带我往里走,脚踩在草方格上沙沙响,他指着一片梭梭说:“以前拉水要走二十里地,一车水只够浇一小片,栽了也活不了几棵。栽一茬死一茬,第二年再栽,跟赌一样,赌今年风小一点。”
他蹲下来抓了一把格子里的土,捏了捏,松开手,土在掌心团成一团没散。
“你看,里头有潮气。”
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没变,可我看见他蹲在那里多捏了两下。
我想起二叔讲的“风刮跑人”,再看看眼前这片草方格,觉得老周他们做的事,就是把二叔那辈人吃过的亏,一格一格地往回堵。
可草方格会自然降解,梭梭长起来之后,管护比种下去更难。你看到的每一片绿,背后都有一条不能断的输水管线、一笔持续的管护经费、一个不能出故障的泵站。
治沙不是“赢了”,是从跟沙较劲变成了跟水、跟沙、跟人三头较劲。水跟得上,绿就往前推一步;水一紧,沙随时可能回来。老周他们做的事,是在一根随时会松的绳子上打结,打一个结管一片绿,可绳子还在风里绷着。
从林带往回走的时候,老周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古浪人倔,风沙撵不走,那就跟它耗。耗一辈子耗不过,还有儿子孙子接着耗。”
这话说得轻,可我听着沉。
我二叔那辈人,大风刮跑了人、掀了房顶、埋了菜地,可他们没走,把锹插进沙里接着干。到了老周这辈,拉水、扎草方格、守林带,干的还是同一件事。
古浪人倔强,表现就是与风沙抗争的结晶,这已经成了古浪人不变的基因。有人调侃说一听说话就是古浪人,指的就是古浪人的自信、抗争、永不服输的信念。
这种信念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二叔嘴里那些“风刮跑人”的故事,是老周手里那把修了又修的铁锹,是张大妈码得整整齐齐的枸杞箱子,是操场上扫沙子的姑娘把扫帚往地上顿的那一下。
风沙磨了几代人,磨出来的不是认命,是那股“你吹你的,我干我的”劲。
可我也得说句实话:这股劲能守住沙,不一定能守住人。
二叔那辈人跟风沙耗,是因为没处可去;如今路通了,信息通了,新疆那边有活干、有钱挣、孩子上学操场没沙子,年轻人用脚投票,房子就空了下来。
县城和黄花滩那些黑着灯的窗户、锁着的大门、褪了色的“出售”纸条,跟老周的草方格一样,都是古浪底片上的显影——一边在拼命把人留住,一边在眼睁睁看人走。
这不矛盾,这就是拉锯战的另一头。
傍晚回到老城区,街上亮起灯来。新城区高楼的霓虹灯映过来,老巷子半明半暗。小时候这条巷子黑灯瞎火,出门打手电,如今路灯装上了,路面还是那个坑洼脾气。
沿街一个门面房里,几个年轻人架着手机、打着光,门口贴着A4纸,手写“助农电商直播间”。一个小伙子正介绍古浪红提葡萄,身后几筐刚摘的,紫得发黑,他对着镜头喊:“咱们古浪的红提,昼夜温差大,糖分足,咬一口甜到嗓子眼……”
旁边姑娘小声提醒:“没活儿,继续说。”在线人数不多,我看屏幕,几十个人,弹幕稀稀拉拉。可他试吃挺认真,对着镜头嚼,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擦了擦,接着讲品种和口感。
葡萄确实甜,我买了一箱寄回家,隔两天运费比葡萄还贵,但我还是买了,就为让他多出一单。
这小伙子也是倔,几十个人看,他照样喊得带劲,好像屏幕那头坐着几千人。我问他咋不出去,他说试过,在新疆干了半年,挣钱是挣钱,可还是想回来,“家里有地,有老人,再说总得有人试试别的路子”。
他后来跟我说,一天能卖几十单,比父辈光等经销商强,至少自己知道果子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可运费贵、包装损耗大、直播没流量,每一个环节都在吃利润。
本地岗位在增加,可一个家庭要撑起来,往往还是得有人走出去。黄花滩小学留不住老师,和年轻人留不住,是同一个问题的两头:这里能提供“活下去”的岗位,但还提供不了“留下来”的整套生活。
李老师说的那篇作文,那个想回黄花滩教书的孩子,得先走出去,读完大学,再决定回不回来。回来的时候,她面对的可能还是那间暖气不够的宿舍和那台借来的打印机。
可她要是真回来了,那股倔劲就又多传了一代。
离开前一晚,我坐在旅馆里,窗外风呼呼响,窗缝漏进来的沙土在灯光下细细地飞,落在桌面上像一层薄霜。
我脑子里翻着这几天看到的东西:老城区的补丁路、黄花滩锁着的大门和空院子、学校操场的沙子、李老师桌上那摞没批完的默写本、老周手里的铁锹、直播间里那盏孤零零的补光灯。
每一幕我都过了两遍,第二遍心里发沉,可沉完了又觉得踏实——这些东西都在,都是真的,不是我编出来的。
我又想起二叔讲的那些故事,风刮跑人、掀房顶、埋菜地,那时候的人连一畦白菜都守不住,可还是没走。如今土坯房没了,高楼立起来了,路也通了,人反倒往新疆走了。
变了的和没变的,都在我心里记着。没变的那一样,是古浪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倔;变了的那一样,是如今这股倔不光是跟风沙耗,还得跟“走还是留”耗。
我又去张叔摊上吃了一碗酿皮子。他问我转够了没有,我说差不多了。
他说:“那你回去要咋写?可别乱写,回头人家说我抹黑。”
我说:“张叔,你放心,我说实话。”
他愣了一下,低头拌辣子油,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两下:“实话难听,可好过扯谎。”顿了顿又说,“你写就写吧,写了让外面的人知道,古浪不是光有电视上那些树。树是有的,可树底下还有人呢。人走了,房子空了,可地还在,根还在。”
他这话说得硬气,手上拌辣子油的动作却没停。这就是古浪人,嘴上不服软,手上的活一刻不耽误。
回来之后,有人问我古浪到底咋样。我说不清。
有人说治沙成果摆在那里,我看到的破路、沙子操场和空房子是故意挑刺;有人长篇大论列数据,说移民村人均收入多少、大棚多少座;也有人不吵,就轻轻说一句“谢谢你还记得古浪”。
我没跟谁争。骂的人未必是坏,是怕——怕一句“揪心”把几代人压进去的草方格说没了,怕外面的人只看见坑洼路和空院子,看不见老周手里那把铁锹,看不见我二叔那辈人连菜地都守不住的苦。
可我也没挑刺,我只是把眼睛从“奇迹”挪到了“奇迹之后的日子”。
宣传片里治沙是完成态,我亲眼看到的是运营态:路在补、沙在扫、客商在压价、年轻人在往新疆谋出路。两种画面都是真的,只是后者不上镜,因为它不结算,只记账。
高楼林立是真的,土坯房变高楼是真的,可高楼底下的路面年年补、年年坏,楼里的窗户一扇扇黑下去,也是真的。两个真相摞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古浪。
后来有个老乡给我留言:“你写的这些我都见过,那里有我的家,可我还是想家。”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回了他一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关了手机。窗外的风又起来了,沙土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像那片操场,像那片林带,像二叔嘴里那场刮跑人的大风,像这个被风攥着命、却始终没有撒手的地方。
我不能说古浪一定会变好,也不能说它没在变好。
我只能说,那天我站在黄花滩的风里,看着压实的草方格、扫沙子的孩子、直播间里那盏孤零零的补光灯,还有巷子深处那些锁着的大门,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在拼着命往上爬。
治沙治了几十年,把沙丘推远了,土坯房也推成了高楼,可推远之后露出来的,是水、是管网、是暖气、是打印机、是“留下来”的一整套日子,是年轻人愿不愿意把根扎在这里。
这些东西比种树慢,比种树贵,比种树不上镜,可它们才是“往上爬”的那只手真正抓的东西。
风还在吹,但没撒手。
张叔的酿皮子还在巷子口卖着,六块钱一碗,辣子油管够;张大妈的枸杞每年还是那样装箱,等着客商来,也等着儿子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李老师走了,新来的老师正在路上;老周的草方格一年年往里扎,梭梭的根一年年往深里走;直播间的补光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在线人数忽多忽少,但那个从新疆回来的小伙子还在试吃。
这些事加在一起,就是古浪的底片——不亮,不美,可它显影出来的,是一个地方最皮实的样子。
古浪人的倔,不是喊出来的,是风沙里磨出来的,是二叔那辈人房顶掀了再盖、菜地埋了再种熬出来的,是路补了又坏、坏了又补里熬出来的,是一袋枸杞一袋枸杞码出来的,是一把铁锹一把铁锹修出来的。
这股倔劲传了几代人,成了基因,成了听口音就能认出来的那个东西——自信,抗争,永不服输。只是如今这股倔,不光要跟风沙耗,还要跟“留不住人”耗。
风沙还在磨,人还在走,可古浪人没撒手,这就值得被记下来。
你老家有没有那种“年年修、年年坏”的路,或者去了新疆再没回来的邻居?评论区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