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县长去省厅要钱，厅长拍桌骂我，我反手一巴掌：哥你摆官威试试陪县长去省厅要钱我叫陈默，今年三十七岁，在青川县干了八年政府办副主任，说白了就是个跑腿打杂的。青川县穷，全省倒数第三，财政收入连发工资都凑不齐，每年年底都得往省城跑，跟各路神仙磕头烧香要点转移支付回来。这事儿本来轮不到我操心，可我有个本事——酒量好，而且能喝出花样来。白酒一斤半起步，啤酒论箱算，喝完还能背文件条款，一个字不带错的。县长李长河每次去省里办事，必带上我，不为别的，就为饭桌上替我挡几杯酒。
可这回不一样。
那天早上六点半，李县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声音哑得像是熬了一整夜：“小陈，收拾一下，跟我去趟省财政厅。”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他又补了一句，“把那份老旧小区改造的方案带着，原件。”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份方案我太熟了，是我们县折腾了大半年才报上去的项目，涉及县城七个老旧片区改造，总投资一点二个亿，省里配套资金八千万。报告递上去三个月，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李县长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全县公务员的工资已经拖了两个月，这笔钱要是再批不下来，年都没法过。
我匆匆扒了两口早饭，把文件装进牛皮纸袋，又揣了两包硬中华在兜里——这是规矩，去省厅办事，烟得备着，哪怕人家不抽，你也得有这个姿态。司机老周已经把车停在政府大院门口，一辆开了八年的帕萨特，右前门关不严实，得用力摔一下才行。李县长坐在后座，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他眼里的红血丝出卖了他。他手里捏着一份红头文件，指关节捏得发白。
“李县长，咱们直接去财政厅？”我问。
“先去建设厅。”他把文件递给我，“昨晚住建局的老赵给我打电话，说建设厅那边卡了一道手续，要先拿到他们的初审意见，财政厅才肯接材料。”
我翻开一看，是一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补助资金申报表》，上面密密麻麻盖了七八个章，唯独最右下角那个位置空着，写着“省级主管部门初审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跑了三个月的流程，连门都没摸着。
车子上了高速，李县长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小陈，你说咱青川是不是风水不好？”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青川确实穷，穷到什么程度呢？全县七十万亩耕地，有一半是山坡地，种啥啥不长。唯一的工业企业是一家罐头厂，去年还因为环保问题被关了仨月。年轻人都往外跑，留守的老人孩子占了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二。财政收入常年徘徊在五千万上下，连隔壁富阳县的一个零头都不到。每次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李县长坐在主席台上念稿子，念到一半总要停下来喝口水，我知道他不是口渴，他是心里苦。
“风水这东西我不懂。”我说，“但我信一条——事在人为。”
李县长笑了一下，没说话。
车子进了省城已经是上午十点。省城的街道宽得能并排跑八辆车，路两边全是二十层以上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我跟李县长下了车，站在建设厅的大门口，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深吸了一口气。
建设厅的办公楼很气派，十二层，大厅里铺着大理石地面，擦得能照见人影。前台坐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头也不抬地问我们找谁。李县长报了城建处的名字，小姑娘打了个电话，过了五分钟才慢悠悠地说：“刘处长在开会，你们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两个半小时。
我和李县长坐在一楼大厅的铁皮椅子上，一人端着一杯纸杯装的凉水。中间我去了两趟厕所，每次路过前台都看见那小姑娘在刷手机。李县长一直很安静，偶尔翻翻公文包里的文件，更多时候就那么干坐着，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的一幅山水画发呆。我认识那幅画，是省内某个知名画家的作品，市场价少说也得十几万。挂在建设厅的大厅里，倒也不算违和，可我就是觉得刺眼——一幅画的钱，够我们青川一个村修一年的路了。
中午十二点半，终于有人下来了。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瘦高个，穿着深蓝色夹克，胸口别着建设厅的工作牌。他走到我们面前，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问：“青川县的？”
李县长赶紧站起来，伸手过去：“您好您好，我是青川县县长李长河，这是我们县政府办的陈主任。”
那人没接李县长的手，只是淡淡地说：“刘处长中午有事，下午两点半上班，你们到时候再来吧。”
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攥着手里的纸杯，差点捏扁。李县长拦住我，摇了摇头：“走吧，先找个地方吃饭。”
我们在建设厅旁边找了家面馆，一人要了一碗牛肉面。李县长吃得很少，筷子在碗里拨拉了几下就放下了。我把自己那碗吃了个精光，又把汤喝干净，抹了抹嘴说：“李县长，下午我去堵那个刘处长，你在楼下等着就行。”
“别乱来。”李县长看了我一眼，“这是人家的地盘，咱们是来求人的，不是来打架的。”
我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我在政府办待了八年，什么样的衙门没见过？有些事儿，你越是低声下气，人家越是不拿你当回事。青川穷，穷的不是钱，是骨头。可这话我不能当着李县长的面说，他是个好人，好到有时候让人觉得软弱。
下午两点二十，我们又准时出现在建设厅的大厅里。这回前台小姑娘没让我们坐冷板凳，直接把我们领到了三楼城建处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摆了四张办公桌，靠窗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子，秃顶，圆脸，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看上去不像个处长，倒像个开矿的老板。这就是刘处长。
李县长满脸堆笑地走上去，双手递上材料：“刘处长您好，打扰您了，我们是青川县的，关于老旧小区改造那个项目……”
刘处长没接材料，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话：“你们那个项目我知道，材料我看过，不行。”
两个字，干脆利落，像一把刀砍下来。
李县长的笑容僵在脸上，但还是保持着礼貌：“刘处长，能不能麻烦您具体说一下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我们回去一定整改。”
“整改？”刘处长把茶杯往桌上一顿，“你们那个方案我看了，预算虚高，技术标准不达标，申报程序也有问题。这种材料也敢往上递，你们县里有没有懂业务的人？”
这话说得很难听。李县长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忍着：“刘处长，我们的方案是按照省里下发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编制的，预算也是按照市场价格核算的，每一项都有依据。要不您给个具体意见，我们当面改。”
“当面改？”刘处长冷笑了一声，“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菜呢？讨价还价的？我告诉你，你们那个项目今年没戏了，指标已经分完了。明年再说吧。”
明年再说。这四个字我听得太多了。在基层工作这些年，最怕的就是这四个字。明年再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年的所有努力全部归零，意味着那些等着改造的老旧小区又要多漏一年的雨，意味着全县公务员的年终奖彻底泡汤，意味着李县长头上的白发又要多几根。
我往前迈了一步，正要说话，李县长伸手拦住了我。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另外一份文件，放在刘处长的桌子上，语气依然平和：“刘处长，这份是省发改委关于‘十四五’期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里面明确说了，各县市区的项目申报截止时间是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现在才九月份，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另外，我们县的改造方案是委托省规划设计院做的，技术标准方面应该没有问题。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们把把关？”
刘处长瞥了一眼那份文件，没拿起来看，反而把身子往后一仰，用手指敲着桌面说：“李县长是吧？我看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我说不行就不行，你拿发改委的文件来压我也没用。你们青川什么情况你自己不清楚？年年垫底，年年要钱，省里哪有那么多钱填你们的窟窿？我劝你啊，有这个功夫不如回去想想怎么搞活经济，别整天盯着这点补助资金。”
这话已经不是在说项目的事了，这是在侮辱人。
我看见李县长的手在发抖。他当了五年县长，从来都是客客气气待人，哪怕对下面乡镇的普通干部也是和颜悦色的。可现在，一个省厅的处长，当着他的面，把整个青川县踩在了脚底下。
我忍不了了。
我把手里的牛皮纸袋往桌上一摔，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听见。刘处长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意外和不屑：“你是谁？”
“我是青川县政府办副主任陈默。”我一字一顿地说，“刘处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建设厅去年公车改革，拍卖了二十三辆超标车，成交总价四百六十万。这笔钱去哪了？”
刘处长的脸色变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笑了笑，“我就是好奇。你们建设厅去年的公务接待费预算是三百八十万，实际支出五百二十万，超支一百四十万。这个数据是你们自己报给财政厅的，网上都能查到。我们青川县全县一年的公务接待费加起来不到三十万，还不够你们一个零头。就这样，你们还有脸说我们不会搞经济？”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另外几个工作人员全都抬起头看着我们，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
刘处长的脸涨成了猪肝色，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县政府办的小主任，跑到省厅来撒野！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如实向你们市里反映！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副主任还能当几天！”
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几乎是在吼：“你们青川就是一群废物！年年要钱年年穷，给你们再多钱也是打水漂！就你们那破地方，活该穷一辈子！”
最后一句话彻底把我点燃了。
我承认我冲动了。但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欠揍。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清脆的一声响，整个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
刘处长被打懵了，整个人愣在原地，半边脸上浮起一个鲜红的掌印。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甩了甩手腕，冷冷地看着他：“哥，你再摆一回官威试试？”
李县长在旁边惊呆了，嘴巴张着，手里的文件掉在地上都没察觉。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我带在身边八年的这个老实巴交的副主任，居然敢在省建设厅的办公室里扇处长的耳光。
刘处长终于回过神来，捂着脸，声音尖得变了调：“你、你敢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说，“建设厅城建处处长刘建国，正处级，省管干部。但你也是个人，是人就得说人话。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人话吗？”
“保安！保安！”刘处长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个保安冲了进来。刘处长指着我对保安喊：“把这个疯子抓起来！送派出所！”
两个保安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不该动手。我站在原地没动，转头对李县长说：“李县长，今天的事儿是我个人的行为，跟县里没关系。您先回去，我自己处理。”
李县长没理我。他弯腰捡起地上的文件，拍了拍灰，然后直起身子，看着刘处长，用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语气说：“刘处长，今天的事情我会如实向省政府办公厅汇报。我们青川是穷，但我们不贱。你可以不批我们的项目，但你没资格侮辱我们全县四十万老百姓。”
说完，他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
刘处长在后面咆哮：“你们给我站住！打了人就想跑？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我没有回头。走出建设厅大门的那一刻，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李县长松开我的胳膊，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他平时不怎么抽烟的，可这会儿一根接一根地抽，连着抽了三根，才开口说话。
“小陈，你闯大祸了。”
“我知道。”我说，“但我认了。”
李县长叹了口气，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的沙盘里：“走吧，先回县里。省厅这条路算是断了，得想别的办法。”
“那项目怎么办？”
“项目的事以后再说。”他看了我一眼，“先把你这摊子事平了。”
我心头一热，鼻子有点酸。按常理来说，出了这种事，领导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撇清关系，把责任全推到底下的人身上。可李县长没有，他甚至没有骂我一句。
回去的路上，车里一片沉默。李县长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这巴掌扇下去容易，可接下来怎么办？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自称是省公安厅的，问我今天下午是不是在建设厅跟人发生了冲突。我说是。对方说请你明天上午到省公安厅来一趟，配合调查。我说好。
挂了电话，李县长睁开眼：“公安厅的？”
“嗯。”
“明天我陪你去。”
“不用，李县长，这事儿您别掺和了。您是县长，您要是卷进来，整个青川的面子都挂不住。”
“面子？”李县长苦笑了一声，“青川还有什么面子可言？今天在建设厅，人家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你觉得我还有面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李县长又说：“小陈，你知道吗，我上任第一天，前任县长跟我交接的时候说了四个字——‘忍辱负重’。我当时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个位置上，你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看不起。省里开会，青川永远坐在最后一排；汇报工作，永远是最后一个发言；争取项目，永远是第一批被刷下来的。五年了，我习惯了。但我没想到，连一个处长都可以随便踩我们。”
他说到最后，声音有点哽咽。
我的心揪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我今天那一巴掌，打的不仅仅是刘建国的脸，更是替李县长、替青川县四十万人出了一口气。可这口气出得太贵了，贵到可能搭上我的前途，甚至搭上李县长的仕途。
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天黑了，县城的主干道上路灯稀稀拉拉的，有些路段干脆就是黑的。李县长让司机先送我回家，临下车前他对我说：“明天早上八点，我在办公室等你。不管省里来什么通知，你先别慌，有我顶着。”
我点点头，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那辆破帕萨特消失在夜色里，我突然觉得李县长的背影特别孤独。
回到家，老婆王芳正在厨房做饭。她在县医院当护士，今天值了白班，累得够呛，但还是炒了两个菜等我回来。女儿小雨趴在餐桌上写作业，看到我进门，喊了一声爸就继续埋头做题。
我洗了手坐下，王芳端着汤从厨房出来，随口问了一句：“今天去省里怎么样？项目批了吗？”
我夹了一口菜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还没，还在谈。”
她没再多问。结婚十年，她知道我的脾气，不想说的事问了也白问。
吃完饭，我躲进书房，关上门，坐在电脑前发呆。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市政府的熟人打来的，说消息已经传开了，省建设厅那边很恼火，扬言要追究到底。市政府的意思是想让我先写个检讨，态度诚恳一点，把事情压下去。
我说好，挂了电话就开始写检讨。写了删，删了写，折腾了一个小时，屏幕上还是只有一行标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说我错了？我确实错了，打人不对，这个道理我懂。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扇那一巴掌。有些话能忍，有些话不能忍。
凌晨两点，我终于把检讨写完了。两千多字，措辞诚恳，承认错误，愿意接受一切处分。发给了市政府的联系人，然后关灯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王芳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怎么了？”
“没事，失眠。”
她又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出现在李县长的办公室。他已经在里面了，桌上放着一碗没吃完的粥，旁边搁着一份红头文件。我瞄了一眼，是省建设厅发来的函，措辞严厉，要求青川县严肃处理相关人员，并将处理结果上报。
李县长把函递给我看，我接过来扫了一遍，心里反而平静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撤职，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
“省公安厅那边怎么说？”李县长问。
“让我今天下午去做笔录。”
“我跟你一起去。”
“李县长——”
“别说了。”他打断我，“我已经跟市委张书记通了电话。张书记的意思是，这件事可大可小，关键看你怎么认错。只要态度到位，对方也不好太过分。”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知道，所谓的态度到位，就是让我去给刘处长低头认错，最好再跪下来磕几个头。可我不想去。我不是不肯认错，我只是不愿意向那种人认错。
李县长看出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小陈，我知道你委屈。但有时候，低头不是认输，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我明白。”我说，“可我不想让青川丢这个人。”
“你已经丢了。”李县长直言不讳，“但丢人的不是你，是他刘建国。你那一巴掌，打出了青川的骨气。可骨气不能当饭吃，项目还得要，钱还得争。你要是因为这个被处分了，以后谁还敢替青川出头？”
我沉默了。
下午三点，我和李县长到了省公安厅。做笔录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官，姓马，态度倒是客气。他详细问了事情的经过，包括刘处长说的那些话，我都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马警官一边记录一边皱眉，末了合上本子说：“行了，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这件事我们会跟建设厅那边沟通，你先回去等通知。”
“马警官，”李县长开口了，“我想问一下，这件事如果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理，大概是什么结果？”
马警官想了想：“殴打他人，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罚款。但如果对方坚持追究，而且伤情鉴定达到轻微伤以上，那就另说了。”
“刘处长那边做伤情鉴定了吗？”
“还没有。不过听说他昨天去医院拍了片子，说是面部软组织挫伤。”
我心里一沉。软组织挫伤，够不上轻微伤，但也够恶心人的。真要较起真来，拘留五天也不是不可能。
从公安厅出来，李县长接了个电话，脸色变得很难看。挂了电话，他对我说：“省纪委接到举报，说我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要对我进行调查。”
“什么？！”我惊得差点跳起来，“这怎么可能！咱们的项目材料都是合规合法的，每一步都有据可查！”
“我知道。”李县长苦笑了一声，“可人家要查你，总能找出理由来。这不奇怪，你打了人家的脸，人家就要打回来的。”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我这才意识到，我那一巴掌惹出来的麻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李县长。
“李县长，对不起。”
“别说这种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没错，错的是这个风气。走吧，先回县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子过得格外煎熬。省纪委的调查组果然来了，在县里待了三天，翻遍了所有跟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李县长全程配合，该提供的材料一样不少，态度坦荡得像没事人一样。调查组临走的时候，带队的副组长私下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们李县长是个干净人。”
这句话让我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悬着的心始终没放下。
与此同时，省建设厅那边也在施压。市里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催我，让我尽快去给刘处长道歉。我咬死了不去。不是我犟，是我觉得，如果我去了，就等于默认了刘处长说的那些话是对的——青川穷是因为青川人不争气，活该被人瞧不起。
王芳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有一天晚上她问我：“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
我没瞒她，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打得好。”
我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但是，”她又说，“你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真的被开除了，家里还有几亩地，饿不死。”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桌上的座机响了。接起来，对方自称是省委办公厅的，说省委副书记赵明远同志要见我。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省委副书记，那是省里的三号人物，我一个县政府办副主任，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他为什么要见我？
“请问……赵书记找我有什么事？”
“你来了就知道了。明天上午九点，省委办公楼，不要迟到。”
挂了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第一时间跑去告诉李县长，李县长也是一脸震惊。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不管怎样，明天我陪你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李县长赶到了省委大院。省委大院比建设厅气派多了，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这里有一种庄重的压迫感，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上了五楼，走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赵书记比我预想的要年轻，看起来五十出头，头发乌黑，目光锐利，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看到我们进来，站起身来跟我们握了握手，示意我们在沙发上坐下。
“李县长，陈主任，请坐。”
我和李县长对视了一眼，都有些忐忑。赵书记给自己倒了杯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叫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件事。上周在建设厅发生的事情，我听说了。”
我心里一紧，心想完了，这是要亲自过问处分的事了。
可赵书记接下来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先声明，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说道，“相反，我是来表扬你们的。”
我和李县长都愣住了。
赵书记继续说：“刘建国的事情，省纪委已经介入调查了。不单单是因为你们这件事，而是之前就有群众举报他在项目审批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的问题。你们这一闹，正好把盖子揭开了。”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然，”赵书记话锋一转，“陈主任打人肯定是不对的，这一点必须批评。在任何情况下，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他加重了语气，“我更看重的是你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基层干部在面对上级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时，敢于站出来说‘不’，这是一种难得的担当。”
他顿了顿，看着我说：“陈主任，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句话吗？”
我摇了摇头。
“‘哥，你再摆一回官威试试？’”赵书记重复了一遍，嘴角竟然微微上扬，“这句话虽然粗了点，但说出了很多基层干部想说却不敢说的话。省里的机关，是为基层服务的，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有些人坐久了办公室，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忘了自己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你这一巴掌，打得他们清醒了一点。”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李县长在旁边轻轻舒了口气，我能感觉到他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一些。
赵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们：“你们那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我已经让财政厅重新审核了。初步意见是原则上同意，配套资金会在年底前拨付到位。”
李县长接过文件，手都在抖。他翻开来看了几页，眼眶泛红，声音哽咽：“赵书记……谢谢您。”
“不用谢我。”赵书记摆了摆手，“这是你们应得的。青川的条件在全省是最差的之一，但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一直看在眼里。李县长，你在青川五年，全县GDP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这些成绩不是吹出来的。省里不会让真正干事的人吃亏。”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原来，上面的人什么都看得见。只是有些时候，他们被一层又一层的官僚主义挡住了视线，看不到下面的真实情况。
赵书记又转向我：“至于陈主任你，市里对你的处理意见是行政记大过一次，降职使用。但我觉得这个处分太重了。我跟你们市委书记沟通过了，改为党内警告，保留现有职务。你看行不行？”
我连忙点头：“行，行，谢谢赵书记！”
“不用谢我。”赵书记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但是你要记住，这次是特殊情况。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要学会用制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拳头。你的拳头再硬，也硬不过纪律和法律。”
“我记住了。”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和李县长站在门口，看着头顶湛蓝的天空，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三天前我们还以为要大祸临头，没想到峰回路转，不但项目批了，处分也减轻了，还阴差阳错地扳倒了一个腐败分子。
“李县长，”我忍不住问，“你说赵书记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
李县长笑了笑：“你以为赵书记是神仙啊？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帮我们说话了。”
“谁？”
“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是谁，这份人情我们得记着。”
后来我才知道，帮我们说话的人是省规划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周志明。他是我们县那个改造方案的评审专家之一，对我们的项目非常认可。听说我们在建设厅吃了亏，他直接写了一封信寄给省委办公厅，详细说明了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还附上了他对刘建国在项目审批过程中设置不合理门槛的质疑。正是这封信，引起了赵书记的注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到县里，消息很快传开了。整个县政府大院都沸腾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以前他们叫我“陈主任”，现在有人偷偷叫我“陈一巴掌”。这个外号不太好听，但我并不反感。至少它证明了一件事：在青川这片土地上，还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
项目资金到账的那天，李县长破例喝了半斤酒。他端着杯子对我说：“小陈，这一杯我敬你。不是因为项目批下来了，而是因为你让我看到了希望。”
“什么希望？”
“改变的希望。”他一饮而尽，“青川穷了几十年，穷的不光是经济，更是人心。大家都觉得穷是命，认了。可你不认。你那一巴掌，打醒了很多人的梦。”
我也喝了一杯，烈酒入喉，辣得我眼泪直流。我说：“李县长，其实我没那么高尚。我就是看不惯有人欺负咱们青川人。”
“这就够了。”李县长说，“只要有这股劲，青川迟早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王芳已经知道了消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盛了一碗汤。小雨写完作业，跑过来趴在我腿上，仰着头问我：“爸爸，你今天开心吗？”
我把她抱起来，亲了一口：“开心。”
“为什么开心呀？”
“因为爸爸今天发现，这个世界还是讲道理的。”
小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老师说，讲道理的小朋友才是好小朋友。”
我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我依然是那个跑腿打杂的政府办副主任，每天处理各种琐碎的事务，偶尔陪李县长去省里开会。不同的是，现在再去省里，那些曾经对我们爱答不理的部门，态度明显客气了许多。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建设厅的人，对方居然主动跟我打招呼，还问我们县的项目进展顺不顺利。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而是因为省委赵书记的那番话起了作用。风向变了，整个系统的氛围都在慢慢好转。当然，也有些人对我不冷不热的，私下里说我“太狂”“不懂规矩”。这些话传到耳朵里，我一笑置之。我又不是为了让他们喜欢才活着的。
年底的时候，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开工了。七个片区，一万两千户居民，总投资一点二个亿。开工那天，李县长亲自去现场剪彩，围观的群众黑压压一大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有个老大爷拉着李县长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县长啊，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了！我们这个小区八几年建的，水管锈得跟筛子似的，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下好了，终于要改了！”
李县长握着老人的手，眼圈也红了。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我突然想起那天在建设厅，刘建国说的那句话——“你们青川就是一群废物”。我真想让他来看看眼前的场面，看看这些为了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就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废物，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坚韧、最善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只是缺一个机会，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创造这个机会。
春节前夕，省里下发了通报，刘建国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消息传来，县里的人都拍手称快。李县长在班子会上说了一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这句诗我记住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县里搞了一场小型晚会，庆祝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完工。李县长上台讲话，讲着讲着就提到了我。他说：“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我们政府办的陈默同志。如果没有他当初那一巴掌，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个项目。”
台下哄堂大笑，掌声雷动。
我坐在角落里，脸烫得跟火烧似的。王芳捅了捅我的腰，小声说：“你出名了。”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余光瞥见前排坐着的几个老人，他们正朝我这边看，眼神里满是感激和善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就算真的被撤了职，也值了。
晚会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县城的老街已经变了模样，原来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两边破旧的楼房外墙粉刷一新，新装的路灯把整条街照得亮堂堂的。有几个小孩在路灯下放烟花，五彩斑斓的火花在空中炸开，照亮了他们灿烂的笑脸。
我停下脚步，看着那些孩子，忽然想起了女儿小雨。她现在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中等偏上，不算拔尖，但她有一个优点——胆子大。老师说她上课敢举手回答问题，错了也不怕。我希望她能一直保持这个优点，长大了不管做什么，都敢说真话，敢做对的事。
手机震了一下，是李县长发来的微信：“小陈，明天省里有领导下来调研，你准备一下材料。”
我回了一个字：“好。”
收起手机，我继续往前走。夜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但心里是暖的。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青川要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大家心里那团火不灭，总有一天，青川也能变成别人羡慕的地方。
而我，愿意继续做那个点火的人。
哪怕再挨处分，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是青川人，我爱这片土地。
陪县长去省厅要钱（续）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把李县长交代的材料整理得妥妥当当。省里来的领导是省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姓孙，分管县域经济发展这块。李县长提前跟我透了底，说这位孙主任是赵书记的人，这次下来调研，名义上是看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效，实际上是来给青川“输血”的。
我心里有数了。
上午九点半，孙主任的车队到了。三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清一色的“省A”开头，停在县政府大院门口，引来不少路人侧目。李县长带着县里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我站在队伍末尾，负责拍照记录。
孙主任五十多岁，瘦高个，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给人一种很儒雅的感觉。他跟李县长握了手，寒暄了几句，就直接提出要去改造现场看看。李县长自然满口答应，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老城区出发。
第一站是东街社区，那里是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区域，涉及两千多户居民。车子停在路口，我们步行进去。刚拐进巷子，就看到一群大爷大妈聚在一棵大槐树底下聊天，看到我们来了，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李县长！李县长！”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妈挤到前面，一把抓住李县长的手，“你可算来了！我们那个下水道又堵了！改造的时候不是说换新管子了吗？怎么才用了两个月又堵了？”
李县长的脸色微微一变，但还是保持着微笑：“王大妈，您别急，我马上让人去看看。”
孙主任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我赶紧上前打圆场：“王大妈，省里的领导来看咱们了，您有什么意见可以跟领导反映。”
王大妈这才注意到孙主任，愣了一下，随即打开了话匣子：“领导啊，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是改得不错，路也平了，墙也白了，可就是这个下水道，三天两头堵。施工队说是我们住户乱扔东西造成的，可我们冤枉啊！我们家连卫生纸都不敢往马桶里扔，就怕堵了。你说这到底是管子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孙主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蹲下身，掀开路边的一个井盖看了看。里面确实积了不少污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皱了皱眉，站起身问李县长：“这个片区的改造是哪家施工单位负责的？”
“是省建工集团下属的一家分公司。”李县长回答。
“合同里对管网改造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按照省里的统一标准，采用的是PE双壁波纹管，管径是DN300。”
孙主任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他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又走了三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说楼道灯不亮，有的说屋顶漏水，有的说绿化带被改成停车位了。问题都不大，但零零星星的，听着让人心烦。李县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悄悄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说：“李县长，要不先安排孙主任去会议室休息一下？”
李县长点了点头，转身对孙主任说：“孙主任，您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县里，我给您做个全面汇报。”
孙主任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行，先回去吧。”
回到县政府，会议室里已经摆好了水果和茶水。李县长亲自给孙主任倒了一杯茶，然后开始汇报工作。他讲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整体进展，讲了资金的使用情况，讲了下一步的计划，条理清晰，数据翔实。我在旁边听着，不得不佩服李县长的功底——这些东西他早就烂熟于心，根本不用看稿子。
孙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李县长汇报完，他放下笔，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说话。
“李县长，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个我必须肯定。”他先说了一句好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我刚才在现场看到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下水道堵了，楼道灯不亮了，屋顶漏水了。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你们花了这么多钱搞改造，如果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不好，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
李县长连连点头：“孙主任批评得对，我们确实在后续管理上存在短板。改造完了之后，维护跟不上，导致出现了一些反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研究了，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改造后的日常维护。”
“物业公司？”孙主任摇了摇头，“你们县的财政状况我清楚，养得起一个物业公司吗？”
李县长被问住了，一时语塞。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也很清楚。青川的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每个月发工资都靠省里转移支付，哪有钱再养一个物业公司？可如果不成立物业公司，这些改造完的小区很快就会恢复原样，那一个多亿的资金就等于打了水漂。
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孙主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你们可以考虑采取‘社区自治+政府补贴’的模式，由社区居民自己成立业主委员会，聘请保洁和维修人员，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这样既减轻了财政压力，又能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李县长眼睛一亮：“孙主任这个主意好！我们马上就研究落实。”
孙主任摆了摆手：“先别急着表态。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他放下茶杯，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省委赵书记对青川的发展非常关注。他让我这次下来，除了看老旧小区改造，还要考察一下你们县的产业发展情况。赵书记的意思是，光靠转移支付不是长久之计，青川要想真正脱贫，必须有造血功能。”
李县长坐直了身体：“孙主任，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青川的农业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山上有茶叶、核桃、中药材，河里也有水产养殖的条件。问题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卖不上价钱。”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说，“省里最近出台了一个政策，专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你们可以申报一批项目，省里会优先考虑。但是——”他加重了语气，“申报材料一定要扎实，不能像以前那样弄虚作假。赵书记最反感的就是形式主义。”
“孙主任放心，我们一定实事求是。”
会议结束后，孙主任婉拒了李县长的午餐邀请，说要赶回省里开会。李县长带着我们送到大门口，目送车队远去，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县长，孙主任好像对咱们的工作还算满意？”我试探着问。
“表面上看是这样。”李县长点了根烟，“但他最后说的那番话，才是重点。青川要有造血功能，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那咱们申报什么项目合适？”
李县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下午跟我去趟农业局，找老郑聊聊。”
老郑是县农业局局长，全名郑国栋，在农业系统干了二十多年，对青川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下午两点半，我和李县长到了农业局，老郑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他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看起来不像个局长，倒像个老农民。
“李县长，您来得正好。”老郑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我正想去找您汇报呢。咱们县那个高山茶叶项目，有眉目了。”
“什么眉目？”李县长接过材料，快速翻看起来。
“省农科院的一位教授前段时间来咱们县考察，对咱们青川的高山茶评价很高。他说咱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土壤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绿茶。如果能形成规模，完全可以打造出一个区域性品牌。”
李县长眼睛亮了：“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姓吴，叫吴建国，是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说如果咱们有意向，他可以帮咱们联系几家大型茶企来投资。”
“好！太好了！”李县长一拍大腿，“老郑，你马上跟吴教授联系，请他尽快再来一趟青川，我们要跟他好好谈谈。”
“没问题。”老郑答应得很痛快，但脸上的表情却有些犹豫，“李县长，还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
“什么事？”
“咱们县那几个茶叶种植大户，最近闹得挺凶的。”
“闹什么？”
“还不是土地流转的事。”老郑叹了口气，“前些年县里鼓励规模化种植，几个大户承包了不少山地。但这两年茶叶行情不好，他们亏了不少钱，就想退租。可农民的租金已经签了合同，退不了。两边就这么僵着，前几天还差点打起来。”
李县长的脸色沉了下来：“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我本来想压一压，等解决了再跟您汇报。”老郑低着头，“没想到越闹越大。”
“糊涂！”李县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这种事情怎么能压？万一出了人命，谁来负责？”
老郑吓得不敢吭声。我在旁边打圆场：“李县长，您消消气。郑局长也是想把事情处理好再跟您说。既然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咱们就赶紧想办法解决。”
李县长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那几个大户现在在哪？带我去见他们。”
“李县长，您亲自去？”老郑有些为难，“那些人现在情绪很激动，我怕……”
“怕什么？我是县长，我还怕老百姓不成？走！”
老郑无奈，只好带着我们往乡下赶。车子沿着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黄泥坡的地方。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茶园，但因为疏于管理，很多茶树已经荒了，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我们见到了那几个茶叶种植大户。一共五个人，都是四十岁上下的汉子，一个个愁眉苦脸的。领头的那个人叫刘大柱，是这几个里面最大的户，承包了八百多亩山地。
看到县长来了，刘大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李县长，您可得救救我们啊！”
李县长赶紧把他扶起来：“大柱，有话好好说，别这样。”
刘大柱站起来，眼圈通红：“李县长，我们是真的撑不下去了。前年行情好的时候，茶叶能卖到两百块钱一斤。去年跌到八十，今年连五十都卖不到。我们雇的人工钱都不够，化肥农药的钱还欠着。银行的贷款也到期了，催得紧。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李县长皱着眉头问：“怎么会跌得这么厉害？”
“外地茶冲击太大。”刘大柱说，“福建、浙江那边的茶商大批量往咱们这边倾销，他们的成本低，品质也不差，我们根本竞争不过。再加上咱们的品牌没打响，市场上没人认。”
李县长沉默了。他知道刘大柱说的是实话。青川的茶叶品质确实不错，但没有品牌，没有渠道，只能被外地茶商压价收购。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全给别人做了嫁衣。
“你们一共欠了多少贷款？”李县长问。
“我们五个人加在一起，大概有两百多万。”刘大柱说，“银行说要起诉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和地都查封了。”
李县长想了想，说：“这样，你们先别急。我回去跟农商行打个招呼，让他们宽限一段时间。同时，县里正在跟省农科院对接，准备引进大企业来合作。只要这个项目谈成了，你们的茶叶就不愁卖了。”
刘大柱半信半疑：“李县长，您说的是真的？”
“我李长河什么时候骗过人？”李县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们放心，县里不会不管你们的。但你们也要配合，把茶园管好，不能让它荒了。等大企业来了，人家要看的是品质，不是荒地。”
刘大柱和其他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终于点了点头。
从黄泥坡回来，天色已经暗了。李县长坐在车上，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我知道他心里难受。青川的问题太多，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筛子，堵住了一个洞，又会冒出另一个洞。
“小陈，”他突然开口，“你说咱们青川，到底有没有出路？”
“有。”我说，“肯定有。”
“你这么有信心？”
“不是我有信心，是咱们没有退路。”我看着前方蜿蜒的山路，“四十万人等着吃饭，咱们要是没信心，他们就真的没希望了。”
李县长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县长带着我跑了好几趟省城。先是去省农科院拜访吴教授，敲定了合作框架；然后又去省扶贫办争取产业扶持资金；最后又跑了几家大型茶企，谈合作意向。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有的茶企一听是青川，直接就拒绝了，说那个地方太偏远，物流成本太高。有的倒是感兴趣，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县里提供土地、税收、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是把风险全甩给了地方政府。
李县长每次都耐心地跟对方谈，一遍遍地介绍青川的优势，一次次地做出承诺。有时候谈崩了，他就一个人在宾馆房间里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继续去谈下一家。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李县长今年五十二岁了，血压血脂都不正常，医生早就叮嘱他要少熬夜少抽烟。可在这种节骨眼上，他哪里顾得上自己的身体。
终于，在跑了第七家茶企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靠谱的合作对象——省供销社下属的一家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叫林晓东，四十出头，做事雷厉风行。他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投资三千万，在青川建设一个高标准茶叶种植基地，同时注册一个区域性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签约那天，李县长高兴得像个孩子，非要拉着我去喝酒。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四个菜，要了一瓶二锅头。李县长倒了两杯，举起杯说：“小陈，这一杯我敬你。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李县长，您别这么说。您比我辛苦多了。”
“咱们都辛苦。”他一口干了杯中酒，“但值得。只要这个项目搞成了，青川的茶叶产业就能上一个台阶。到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陪着他喝了一杯。二锅头辣得嗓子眼发烫，但心里却是暖的。
然而，好事多磨。
就在茶叶项目即将启动的前夕，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那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县委办的通知：李县长被省纪委约谈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省纪委约谈，这可不是小事。上次刘建国的事情不是已经翻篇了吗？怎么又来？
我赶紧给李县长打电话，关机。又打给县委办主任老赵，老赵的声音很低沉：“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省纪委的人直接来的，把李县长带走了。”
“带到哪去了？”
“省城。”
我挂了电话，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一团麻。李县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他在青川五年，没收过一分钱贿赂，没给自己谋过一分钱私利。住的还是县政府的老家属楼，面积不到八十平米。开的车是那辆破帕萨特，修了又修，舍不得换。这样的人，能有什么问题？
可省纪委不会无缘无故约谈一个县长。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事情。想来想去，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茶叶项目。
难道有人举报李县长在项目招标中有猫腻？
不可能。茶叶项目的合作方是省供销社的下属企业，是通过正规渠道招投标的，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李县长连一次招呼都没打过。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坐不住了，起身去找县委书记张德明。张书记是李县长的老搭档，两人共事多年，关系一直很好。
张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前抽烟。看到我进来，他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
“张书记，李县长他……”
“我知道了。”张书记打断了我的话，“省纪委那边刚给我打过电话。”
“到底是什么事？”
张书记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人举报李县长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
“胡说八道！”我差点跳起来，“这完全是诬陷！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经手的，李县长连施工单位的人都没单独见过，怎么可能受贿？”
“你别激动。”张书记示意我坐下，“省纪委也只是接到举报，按规定进行核实。如果李县长是清白的，自然不会有事。”
“可是……”
“没有可是。”张书记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陈默，我知道你跟李县长感情深，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省纪委办案有省纪委的程序，我们能做的就是配合调查。你回去正常工作，不要到处打听，也不要乱说话。”
我从张书记办公室出来，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火。我知道张书记说得对，省纪委办案不是儿戏，不能干扰。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李县长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要被一封匿名举报信搞得身败名裂？这公平吗？
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手机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我想给李县长发条信息，但又怕打扰他。最后，我只发了一句话：“李县长，我们都相信您。”
他没有回复。
那一天，整个县政府大院的气氛都很诡异。每个人走路都轻手轻脚的，说话也压低了声音。大家都知道李县长被约谈了，但没人敢公开讨论。偶尔有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我走近，立刻散开。
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在中国官场上，被纪委约谈往往意味着仕途的终结。即使最后查清了是清白的，也会留下一个污点，影响日后的晋升。李县长今年五十二岁，本来还有机会再进一步，调到市里甚至省里任职。这一闹，恐怕什么都泡汤了。
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
下班回到家，王芳看出我情绪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瞒她，把事情说了。王芳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们那个圈子，真复杂。”
“不是圈子复杂，是人复杂。”我说，“总有人见不得别人好。”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去省城。”
“去省城干什么？”
“去找赵书记。”我说，“李县长是被冤枉的，我要替他作证。”
王芳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担忧：“你去找省委副书记？人家会见你吗？”
“见不见是他的事，去不去是我的事。”我说，“就算见不到，我也要把材料递上去。”
王芳没有再劝我。她了解我的性格，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默默地帮我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又把家里的存折塞到我手里：“万一需要花钱，别省着。”
我把存折推了回去：“用不着。我又不是去送礼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大巴。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一路都在想见到赵书记该怎么说。我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把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全过程都写清楚了，包括招标、施工、验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我相信，只要赵书记看了这份材料，就会明白李县长是清白的。
到了省城，我直奔省委大院。门口的武警拦住了我，问我找谁。我说找赵书记。武警让我登记，然后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走了出来，问我有什么事。
我把材料递给他：“我是青川县政府办的陈默，有重要情况要向赵书记反映。”
秘书接过材料翻了翻，说：“赵书记今天日程很满，不一定有时间见你。材料我先收下，你回去等消息吧。”
“同志，”我急了，“这个事情很紧急，关系到一个人的清白。你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秘书犹豫了一下，说：“你等一下，我进去问问。”
他在门口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腿都站麻了。终于，秘书出来了，对我说：“赵书记让你进去，但只有十分钟时间。”
我大喜过望，跟着秘书走进了赵书记的办公室。赵书记还是老样子，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我的那份材料。他示意我坐下，开门见山地说：“陈主任，你的材料我粗略看了一下。你想说什么？”
“赵书记，李县长是被冤枉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从立项到实施，每一步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走的。施工单位是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李县长从来没有单独接触过任何一家投标单位。我可以拿我的人格担保。”
赵书记没有立即回应，而是拿起材料又翻了几页，然后说：“你说的这些，材料里都有体现。但是，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也很具体，说李县长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酒店接受了施工方的宴请，并且收了一张价值五万元的购物卡。”
“这不可能！”我脱口而出，“李县长从来不参加施工方的宴请。每次有饭局，他都让我去挡驾。这一点，县政府很多人都可以作证。”
“那这张购物卡呢？”
“更是无稽之谈。”我说，“李县长家里的情况我很清楚。他爱人下岗多年，女儿在读大学，一家三口全靠他那点工资。如果他有五万块钱的购物卡，为什么不拿去换成现金补贴家用？他家连一台像样的空调都舍不得买，夏天热得受不了，就去办公室蹭空调。”
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赵书记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然后说：“陈主任，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省纪委办案是要讲证据的。目前掌握的证据，对李县长确实不利。”
“赵书记，那些证据一定是伪造的！”我急了，“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李县长！”
“谁会陷害他？”
“我……”我噎住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谁。李县长在青川这些年，得罪过不少人。有因为项目审批被卡而怀恨在心的，有因为人事调整而不满的，还有纯粹是嫉妒他政绩的。范围太大了，我根本猜不出来。
赵书记看着我，缓缓地说：“陈主任，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可能跟你有关？”
我愣住了：“跟我有关？”
“你上次在建设厅打的那个耳光，虽然最后处理了刘建国，但也让一些人记恨上了你们青川。李县长是你的领导，你闯了祸，他替你扛着。现在有人要报复，自然会先拿他开刀。”
我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刘建国虽然被处理了，但他在建设厅经营了那么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他的同伙、他的下属、他的朋友，有多少人因此受到了牵连？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报复我，就拿李县长开刀。毕竟，在李县长和我之间，李县长才是那个更有价值的目标。
是我害了李县长。
我低下头，双手死死地攥着膝盖，指甲掐进肉里，疼得钻心。
“赵书记，那我该怎么办？”
“什么都不用做。”赵书记说，“回去正常工作，等调查结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李县长真的是清白的，谁也冤枉不了他。”
“可是……”
“没有可是。”赵书记的语气不容置疑，“陈主任，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四处奔走喊冤，而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青川的茶叶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这个时候不能乱。你要是乱了，李县长在里面就更不放心了。”
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省城的夜晚灯火辉煌，霓虹闪烁，可我一点都感受不到这座城市的繁华。我心里只有愧疚和愤怒。愧疚的是连累了李县长，愤怒的是那些躲在暗处的小人。
我在街上走了很久，直到双腿酸痛，才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躺在硬邦邦的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从陪李县长去建设厅要钱，到我一巴掌扇在刘建国脸上；从项目奇迹般获批，到茶叶项目顺利签约；再到李县长被带走调查……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场荒诞不经的梦。
第二天一早，我坐大巴回了青川。刚到县政府门口，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吵吵嚷嚷的。走近一看，是刘大柱他们几个茶叶种植大户。
看到我，刘大柱快步迎上来：“陈主任，李县长是不是被抓了？”
“谁跟你说的？”我皱着眉问。
“外面都传遍了。”刘大柱急得满头大汗，“说李县长贪污受贿，被省纪委抓起来了。陈主任，这是真的假的？”
“假的。”我说，“李县长只是去省里配合调查，不是被抓。你们别听谣言。”
“那茶叶项目怎么办？”刘大柱追问，“林总那边还等着签约呢。李县长不在，这项目还能推进吗？”
“能。”我说，“项目是县里的项目，不是李县长一个人的项目。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一切照常。”
刘大柱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陈主任，我们信你。但你要保证，茶叶项目不能黄。我们几个的身家性命可都押在上面了。”
“我保证。”
送走了刘大柱，我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堆了一摞文件。有茶叶项目的合同草案，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进度报告，还有各个乡镇报上来的扶贫材料。我坐下来，一件一件地处理。手在动，脑子也在动。
我知道，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李县长不在，县里的工作不能停。茶叶项目要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要继续收尾，扶贫工作也不能松懈。这些事，总得有人来做。
我拿起电话，给林晓东打了过去：“林总，我是青川县政府办的陈默。茶叶项目的合同草案我们已经看过了，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确认一下……”
林晓东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问：“陈主任，听说李县长出事了？”
“没有出事。”我说，“李县长只是去省里参加一个培训，暂时不在县里。项目的事情，他走之前已经交代清楚了，由我负责跟进。”
林晓东沉默了几秒，说：“好，那咱们约个时间，把合同细节敲定。”
“没问题。”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林晓东没有借机变卦，说明他对这个项目还是有诚意的。只要他不撤资，茶叶项目就能继续推进。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工地、开会、接待来访群众，晚上加班写材料、审合同、回复各种函件。有时候忙到凌晨两三点，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宿。
王芳心疼我，隔三差五给我送饭。有一次她来送夜宵，看我趴在桌上睡着了，没忍心叫醒我，把饭盒放在旁边就走了。我醒来的时候，饭菜已经凉透了。我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吃完，眼泪混着米饭一起咽了下去。
我不知道李县长在省城怎么样了。没有人告诉我调查的进展，我也不方便打听。我只能拼命地工作，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把县里的事情做好了，李县长回来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运转正常的青川。
半个月后，省纪委的调查结论终于出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茶叶基地施工现场查看进度，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陈主任吗？我是省纪委的小王。李长河同志的调查已经结束了，结论是举报不实，李长河同志没有任何违纪违法行为。他现在已经恢复工作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真的？”
“真的。李长河同志现在已经离开省城，应该在回青川的路上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起来。周围的工人吓了一跳，纷纷围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摆摆手，说不出话来。
半个小时后，李县长的电话打过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语气是轻松的：“小陈，我回来了。”
“李县长……”我哽咽着，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只说出了一句，“欢迎回家。”
“听说你把茶叶项目推进得很好？”
“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做的。”
“好，好。”他连说了两个好，“我明天就去基地看看。”
“李县长，您不休息一天吗？”
“休息什么？耽误了半个月，一大堆事等着呢。”
我笑了。这才是李县长，永远闲不住的李县长。
第二天，李县长果然出现在了茶叶基地。他穿着一双解放鞋，戴着草帽，跟工人们一起干活。太阳晒得他脸上直冒油，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可他一点都不在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搪瓷缸子，蹲在田埂上，一边扒拉着米饭一边跟我聊天：“小陈，这次的事情，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做人做事，但求无愧于心。”他说，“别人要泼你脏水，你挡不住。但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坐得端，脏水就泼不到你身上。”
我点了点头，又问：“李县长，您知道是谁举报的吗？”
“知道。”他淡淡地说，“是建设厅的一个副处长，刘建国的老部下。他也被牵连了，受了处分，心里不平衡，就想拉我垫背。”
“这种人太可恶了！”
“算了。”李县长摆了摆手，“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省纪委查实了他诬告的事实，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追究了。”
我知道李县长是宽厚之人，不愿赶尽杀绝。但我心里还是憋着一股气。凭什么好人就要被欺负？凭什么坏人犯了错，道个歉就完了？
李县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陈，你要记住一句话：恶人自有恶人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咱们把精力放在正事上，比什么都强。”
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茶叶项目进展得很顺利。林晓东的公司派来了专业的技术团队，帮助当地茶农改良品种、改进工艺。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把青川茶叶包装成“高山有机茶”的概念，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第一批茶叶上市的时候，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因为品质确实过硬，加上营销做得到位，青川茶叶很快就打开了一定的市场。价格从原来的每斤五十元，涨到了一百二十元。刘大柱他们几个种植大户，不仅还清了贷款，还赚了一笔。
刘大柱特意跑到县政府来感谢李县长，手里拎着两条烟一瓶酒。李县长死活不收，刘大柱急了：“李县长，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农民！”
李县长笑着说：“大柱，你们赚钱了，我比收了礼还高兴。烟酒你拿回去，留着过年孝敬你爹娘。你要是真想感谢我，就把茶园管好，把品质提上去。让青川茶叶成为全国名牌，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刘大柱红着眼眶，重重地点了点头。
转眼到了年底，青川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有了明显提升。GDP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五，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了八千元大关，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五降到了百分之八。虽然跟发达地区比起来还差得远，但对于青川来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省里召开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李县长作为先进典型，被邀请上台发言。他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全省几百名领导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没有念稿子，而是即兴发挥，讲青川这几年的变化，讲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讲那些为了脱贫而奋斗的普通人。
台下响起了好几次掌声。尤其是当他讲到“我们青川虽然穷，但我们不认命”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我在台下听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想起了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想起了在建设厅挨骂的屈辱，想起了我扇出去的那一巴掌，想起了李县长被带走调查时的无助，想起了茶叶基地开工时的喜悦……所有的委屈、愤怒、悲伤、欢喜，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
会议结束后，赵书记专门把李县长叫到办公室，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出来后，李县长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我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他说：“赵书记说，省里准备把我列为后备干部，下一步可能会调到市里任职。”
“真的？”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恭喜您，李县长！”
“别高兴得太早。”他摆了摆手，“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了，就算真调走了，我也舍不得青川。”
“您放心，青川会越来越好的。”
“是啊。”他看着远方，目光深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春节前夕，青川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条困扰了沿线十几个村子几十年的土路，终于修成了柏油路。
这条路全长二十八公里，连接着青川最偏远的几个山村。以前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车辆根本进不去。村民们想要卖点山货，只能用肩挑背扛，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镇上。孩子们上学更是艰难，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着火把翻山越岭。
为了修这条路，李县长跑了无数趟省交通厅，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争取到了专项资金。施工队进场的时候，沿线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地欢迎。开工那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李县长面前，拉着他的手说：“县长啊，我活了八十多年，做梦都想看到村里通公路。今天终于看到了，我死也瞑目了。”
李县长握着老人的手，眼圈红了：“大爷，您要好好活着，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路修好那天，正好是大年二十九。李县长带着我们去剪彩。剪完彩，他第一个走上崭新的柏油路，走了几步，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路面，然后站起来，对着围观的老百姓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条路，是大家的功劳。”他说，“没有大家的支持和配合，这条路修不起来。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谢谢大家！”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人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孩子们在路上奔跑嬉戏，老人们坐在路边晒太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比升职加薪、比获得表彰都要强烈。因为我知道，这条路的每一米，都凝结着我们这群人的心血和汗水。它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是可以改变很多人命运的。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李县长常说的那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许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老土，但它是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看到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更让人欣慰的了。
春节过后，李县长的调令下来了。他被任命为邻市的副市长，主管农业农村工作。消息传开，整个青川都轰动了。有人高兴，有人不舍，也有人担忧。
最高兴的是刘大柱他们。李县长高升了，意味着青川在省里有了更强的“靠山”，以后争取项目资金会更容易。最不舍的是县里的干部们。李县长在青川六年，跟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最担忧的是老百姓。他们担心新来的县长会不会像李县长一样，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李县长走的那天，县里组织了简单的欢送仪式。没有鲜花，没有横幅，只有满满一院子自发前来送行的干部群众。李县长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眼眶湿润了。
“各位兄弟姐妹，我李长河在青川工作了六年，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包容。”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虽然我要走了，但我的心永远跟青川在一起。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青川的山，青川的水，青川的人。”
人群中有人哭了出来。刘大柱挤到前面，大声喊道：“李县长，您要常回来看看！”
“一定！”李县长用力地点了点头。
上车前，李县长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小陈，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干。新来的县长姓王，是从省里下来的，年轻有为。我已经跟他介绍过你了，他会重用你的。”
“李县长，我舍不得您。”
“傻小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说了，我又不是去多远的地方，开车也就两个小时。周末没事了，带着老婆孩子来找我玩。”
我含着眼泪笑了。
车子缓缓驶出县政府大院。李县长摇下车窗，朝我们挥手告别。我站在原地，目送着那辆熟悉的帕萨特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道路尽头。
“陈主任，别难过。”旁边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新来的王县长。他三十八岁，比我大一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王县长。”我擦了擦眼泪，“不好意思，失态了。”
“人之常情。”王县长笑了笑，“李县长是个好领导，我早就听说过他的事迹。你放心，我会接好他的班，把青川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心里的石头稍微落了地。
王县长说到做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茶叶基地调研。看完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把茶叶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打造“茶旅融合”的示范点。
“青川的自然风光很好，空气质量也好，离省城也只有三个小时车程。”王县长在常委会上说，“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茶园，搞一些民宿、农家乐，吸引城里人来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这样一来，既能卖茶叶，又能赚旅游收入，一举两得。”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说干就干，王县长亲自带队去浙江安吉考察学习，回来后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县里拿出专项资金，扶持了十家示范户，搞起了第一批民宿。
刘大柱是第一批响应的人。他把自家的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改造成了带有青川特色的民宿。白墙黛瓦，木格窗棂，院子里种满了花草。他还特意留了一块茶园，供游客体验采摘。
开业那天，我专程去捧场。刘大柱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笑得合不拢嘴：“陈主任，没想到我刘大柱这辈子还能当上老板。”
“你本来就是老板。”我说，“以前是种茶叶的老板，现在是开民宿的老板。”
“那可不一样。”他搓着手说，“种茶叶是靠天吃饭，开民宿是靠脑子吃饭。王县长说得对，咱们青川人要转变思路，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我点了点头，心里由衷地佩服王县长的眼光。他来了不到半年，就给青川带来了一股新风。这股风，吹散了笼罩在青川上空多年的沉闷气息，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日子一天天过去，青川的变化越来越大。茶叶产业走上了正轨，乡村旅游也开始起步。老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顺利完工，县城的面貌焕然一新。新修的几条乡村公路，把偏远的山村和外面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李县长偶尔会打电话过来，问问县里的情况。每次听到好消息，他都会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起来：“好，好，我就知道青川会越来越好。”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在电话里跟我说：“小陈，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在青川干了六年。”
“我也是，李县长。”我说，“能跟着您干六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他略带哽咽的声音：“好好干，小陈。你还年轻，前途无量。”
“我会的，李县长。”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灯火阑珊的青川县城。这座曾经破败不堪的小城，如今已经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街道整洁了，路灯亮了，人们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陪李县长去省城要钱的情景。那时候的我们，卑微得像两只蚂蚁，在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而现在，我们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因为我们有了底气，有了实力，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耳光开始的。
有人说，那一巴掌打出了青川的骨气。也有人说，那一巴掌差点毁了青川的前程。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从不后悔。如果时光倒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扇下去。
因为有些东西，比官位重要，比金钱重要，甚至比生命重要。
那就是尊严。
一个人没有了尊严，活得再滋润也是行尸走肉。一个地方没有了尊严，发展得再好也是别人的附庸。青川穷了几十年，穷的不光是口袋，更是脊梁。而那一巴掌，恰恰是把弯下去的脊梁，重新打直了。
如今，青川的脊梁已经挺起来了。我相信，它会一直挺下去。
而我，愿意做那个守护它的人。
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再受委屈，我也心甘情愿。
因为我是青川人。
我爱这片土地。

作品声明：本故事含虚构演绎内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章已完结，请放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