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投诉举报渠道不断优化,极大方便群众反映真实问题,但也出现恶意投诉、滥用举报机制的现象。有分析提出,在非合作博弈逻辑之下,过度便利的举报机制可能被不当利用,消耗公共资源、侵害他人权益,应当对恶意举报设置相应成本与代价,治理不能走向极端。
据人民日报评论相关内容,校园场景中就暴露出滥用举报的现实问题。报道提到,部分学校开学短短两周就收到近 40 封家长、学生提交的举报信,举报事由五花八门,包括频繁更换教师、安排学生打扫卫生、教师管教过于严格、作业完成时间太晚等。经核实,具备实质效力的有效投诉仅占 5%。不少家长遇到分歧优先选择直接举报,放弃家校正常沟通,不断消耗公共行政资源,同时持续破坏师生、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
文章回溯历史现象,过去一封贴八分钱邮票的匿名信件,就可以启动调查,被举报人往往要历经长达半年核查,即便最终查无实据,但个人升迁、发展机遇已经错失,损失难以挽回。而互联网时代,举报的门槛进一步降低,类似武则天时期匿名告讦的效应再度显现。实名举报会存在被报复的顾虑,匿名举报又容易被人恶意滥用。现实中还曾出现随意拨打 110,无谓消耗警务力量的情况。
在互联网平台生态中,恶意投诉已经成为一种博弈手段。平台算法会将投诉率作为内容分发、流量调控的重要指标,后台批量的水军式投诉,即便全部属于无事实依据,平台系统也不会逐一深度核验。只要投诉数量抬升,就会触发限流、下架等处置,以此打压异见内容。牟利式打假群体就熟练运用这套规则,通过批量投诉向经营者、内容创作者施压。
这类行为已经具备寻衅滋事、网络黑灰产特征,但后台匿名投诉取证难度很大。网络公开谩骂属于看得见的网络暴力,而发生在系统后台的批量投诉,被投诉方甚至无从得知投诉者身份,伤害却实实在在。文中举例,创作者介绍本人著作,却被批量投诉认定为未标注广告,监管部门面对大量投诉压力,会倾向于调解处理;倘若当事人缺少社会影响力,很容易遭受不合理处罚。
从博弈理论视角分析,便利的举报机制在合作博弈下能够发挥良好社会效果;但进入非合作博弈、囚徒困境模式,部分主体会优先选择利己伤害他人的策略。就如同投票博弈,合作状态大家会推选最优人选,非合作状态下,参与者会为了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最终反而选出最差结果。投诉机制同理,当举报几乎没有成本,就会被用作斗争工具。
分析指出,投诉渠道完全闭塞不可取,但门槛设置也不宜过度宽松。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的环境下,滥用举报的现象更容易滋生。治理应当秉持中庸思维,根据现实情况动态调整,针对恶意举报,应当让实施者承担相应代价,包括经济成本,以此减少恶意投诉对个人、营商环境、公共资源带来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