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老书记调去政协那天,我去送他。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门口。他拍了拍我的肩,说了句“明远,好好干”。三个月后,我被下放到全市最偏远的乡镇。临走那天,没有一个人来送我。七个月后,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上是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明远,回来吧。”发件人号码是省政协总机。我攥着手机站在乡镇府的院子里,银杏叶落了满地,金灿灿的。
第一章 送行
老书记陈国栋是周三上午走的。
通知是前一天下午来的,市委办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寥寥几行——“根据省委决定,陈国栋同志任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不再担任市委书记职务。”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复。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打了一行“祝陈书记工作顺利”,发出去,又撤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到了市委大院。门口那棵老银杏下面空荡荡的,平时停满车的水泥地上只落着几片黄叶。我上了三楼,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书记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搬东西的声响。我推门进去,陈国栋正蹲在地上捆书。他穿了件旧夹克,袖口磨得发白,头发比上个月白了不少,后脑勺那一片几乎全白了。
“陈书记。”我叫了一声。
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跟平时一样,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牙齿露出来,就是那种你在台上讲话时往下看,看到最后一排也会觉得被注意到的笑。
“明远啊。”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就你一个人?”
我往走廊两头看了看。走廊很长,日光灯白晃晃地亮着,一间间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门后面有人,我能听见翻文件的窸窣声,茶杯搁在桌上的轻响,甚至有人压低嗓子在打电话。但没有人开门,没有人出来。
“我帮您搬。”我说。
我帮他把书装进纸箱。书柜里三层,最上面一层落着灰,有几本他早年读的《资本论》和《史记》,书脊都翻裂了。中间一层是工作笔记,牛皮纸封面,一本一本码得整整齐齐,从二十年前到现在。最下面一层是文件盒,按年份标着,最近的到上个月。他把那些文件盒拿下来翻了翻,抽出几张纸撕了,扔进旁边的碎纸机。碎纸机嗡嗡响了几声,吐出一堆细纸条。
“这些东西带不走了。”他说,“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留的。”
我翻了翻。大部分是会议纪要和工作方案,也有几封群众来信,他批了字转给下面办的。有一封信是去年冬天写的,一个老太太反映她家楼下的水管冻裂了没人修,信纸皱巴巴的,字写得歪歪扭扭。陈国栋在信末批了一行:“请住建局三天内解决,报结果。”我翻到最后一页,果然附着住建局的回复,说水管已修好,老太太签了字。
“这封留着吧。”我说。
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我把那封信折好,夹进他一本笔记本里。
收拾了一个多小时。东西装了两个纸箱,一个装书,一个装杂物。台灯、茶杯、笔筒、一副老花镜,还有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他拿起那个搪瓷缸子看了看,缸底磕了个口,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漆掉了一半。他把它搁在纸箱最上面,用报纸垫了垫。
“走吧。”他说。
他抱起那个装书的纸箱,我抱起另一个。出了办公室,走廊里还是静悄悄的。我们经过第一间办公室,门关着。第二间,门关着。第三间,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有人影晃了一下,又缩回去了。陈国栋没往两边看,他抱着箱子走在前面,脚步很稳,皮鞋跟敲在地砖上,嗒,嗒,嗒。
楼梯下到一楼,我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很轻,像有人犹豫着要不要出来。但最终没有脚步声追上来。我们走出大楼,阳光照在台阶上,晃得人眯眼。门口那棵银杏树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司机靠在车边抽烟,看见我们出来,赶紧把烟掐了,拉开车门。
陈国栋把纸箱放进后备箱,转过身看着我。他比我矮半个头,此刻仰着脸,阳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那里有一块指甲盖大的老年斑。
“明远,”他说,“你回去吧。”
“我送您去省里。”
“不用。”他摆了摆手,“又不是出远门。政协那边有人接。”
他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很干,掌心有薄茧,握得不重,但很稳。他握了两秒,松开,拍了拍我的肩。他拍得不重,但每一下都拍得很实。
“好好干。”他说。
他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发动机响起来,车子缓缓驶出大院。我站在银杏树下,看着车尾灯拐过街角,消失了。树上落下一片叶子,正好掉在我肩膀上。我把它拈下来,黄透了的,叶脉清清楚楚。
那天下午,市委办发了一份通知,说市委书记工作暂时由副书记李明辉主持。通知发在群里,不到十分钟,底下跟了一长串“收到”。我翻上去看,整整三页,密密麻麻的。我那份“祝陈书记工作顺利”还留在我的输入框里,没有发出去。
第二章 下放
我在市里又待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里,李明辉搬进了陈国栋的办公室。他把走廊尽头那间朝南的大办公室重新装修了,换了新的办公桌和皮椅,墙上挂了一幅山水画,是省里一个画家送的。他每天来得比谁都早,走得比谁都晚,走廊里总是响着他洪亮的笑声和“好好好”“行行行”的电话声。
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汇报过工作。他也没有找过我。我们偶尔在走廊里碰见,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他身上的古龙水味很重,每次经过我身边都留下一股浓烈的香气,能在空气里飘好几分钟。
我原来的工作被一点点调整。先是分管科室从四个减到两个,然后是两个合并成一个,最后我分管的那个科室被整个划给了别人。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文件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天只有一两份简报。小赵进来送文件的时候欲言又止,我摆摆手说“放下吧”。他把文件搁在桌角,退出去时轻轻带上门,门锁咔嗒一声。
调到乡镇的通知是第四个月头上来的。
那天上午,组织部找我谈话。谈话的是个副部长,姓孙,四十来岁,以前见了我老远就伸手,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没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他翻着我的档案,翻了好一会儿,清了清嗓子,说:“明远同志,组织上考虑让你去基层锻炼锻炼。青山镇,党委书记。下周报到。”
青山镇。全市最偏远的乡镇,离市区三个半小时车程,山路弯弯绕绕,冬天大雪封路,夏天山洪断路。我在市里这些年,去过青山镇两次,都是陪着陈国栋下去调研。那个镇的办公楼还是八十年代盖的,三楼顶上的瓦片碎了一半,下雨天要用塑料布遮着。
“好。”我说。
孙副部长愣了一下。他大概准备了一肚子话,什么“基层经验很重要”“组织上充分信任你”“年轻人要多吃苦”,结果我一个“好”字把他的台词全堵回去了。他张了张嘴,把那些话咽下去,点了点头:“那行。下周报到,有什么困难跟组织上说。”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手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低头翻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拉,大概是在回什么消息。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个新茶杯,白瓷的,上面印着“全市优秀组工干部”的红字,杯口冒着热气。
那天晚上回家,红梅正在厨房做饭。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炒菜,锅铲碰铁锅叮当响,油烟机嗡嗡转。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今天回来得早。”
“红梅,”我说,“我要去青山镇了。”
她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继续翻菜。她没回头,问:“什么时候走?”
“下周。”
“去多久?”
“不知道。”
她把火关了。锅里还在滋滋响,油花在菜叶上跳。她转过身来,围裙上沾着酱油渍,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她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但她没哭。她吸了口气,说:“去就去。我跟你一起。”
“乡镇条件差。”
“差就差。”她解开围裙,挂在墙上的钩子上,“你当科长那会儿住筒子楼,厕所都是公用的,我也没嫌过。”
我伸手想帮她擦眼角,她别过头去,说“有油烟”。我收回手,看着锅里的菜。是青椒炒肉,青椒切得大块,肉片切得厚,油放多了,泡着菜叶。我说“我来端”,她把锅铲一放,走出厨房,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一瞬。她的肩膀擦过我的胳膊,热乎乎的。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我们那辆旧车装了两个箱子、一床被子、一摞锅碗瓢盆。红梅坐在副驾驶上,膝盖上抱着那盆绿萝。车出了市区,上了盘山路,弯一个接一个,她晕车了,开了窗吐了两回。我把车停在路边,给她拍背。她摆摆手说“没事”,喝了口水,又坐回车里。
到了青山镇,天快黑了。镇政府在一条窄街的尽头,铁栅栏门锈迹斑斑,院子里堆着几摞砖头和一根断了的水泥电线杆。办公楼是三层灰砖楼,墙面上爬满了枯黄的爬山虎,窗框的油漆剥落,露出底下的木头。几个干部在门口等着,为首的是个黑瘦的中年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着,裤腿上沾着泥点。
“周书记,”他迎上来,伸手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我是镇长老郑。”
他的手很粗,指节大,掌心全是茧。他帮我搬东西上楼,三楼最里面那间,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木椅子,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往里灌。他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条件差,您将就。”
“挺好。”我说。
他帮我把箱子搁在墙角,又下去搬了几趟。红梅在楼上收拾屋子,把那盆绿萝搁在窗台上。爬山虎的枯藤爬到了窗框边上,她伸手拽了拽,藤蔓发出干裂的脆响。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的旧木椅上,窗户没关严,风呜呜地响。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小赵发的:“周书记,您到了吗?”我回了一个字:“到了。”他秒回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然后我翻到通讯录,找到陈国栋的号码。他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大概是某个湖边拍的,水面平静,远处有山。我编辑了一条消息:“陈书记,我到青山镇了。都挺好。”发送。消息发出去之后,前面出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他把我删了。
第三章 青山
青山镇的日子跟市里不一样。
早上六点不到,街上的鸡就叫了。镇政府门口那条窄街,天不亮就摆满了菜摊,卖豆腐的、卖山货的、卖自家腌菜的,扁担和竹筐挤在一起,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头几天睡不着,五点多就醒了,下楼去街上转。卖豆腐的老头认识我之后,每回都切一块热豆腐让我尝,白嫩嫩的,蘸点酱油,鲜得很。
老郑带我把全镇跑了一遍。十四个村,最远的那个在山顶上,开车上去要四十分钟,然后步行半小时。村里只剩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家里三间瓦房,一间住人,一间养鸡,一间堆柴火。她儿子在广东进厂,三年没回来了。她拉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像竹枝,说“书记你坐,我给你烧水”。我坐下来,她颤巍巍地去灶台生火,烟从灶膛里冒出来,呛得她直咳嗽。
那天回来,我把全镇的困难户名单拉了一份。三十七户,大多是因病致贫或年老无依。我把名单贴在办公桌前面的墙上,每天看一遍。老郑说“周书记,这个急不得”,我说“知道,但得先把最急的几户解决”。
第一件事是修路。从镇口到山腰那个村,三公里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老百姓种的板栗运不出去,烂在山里。我找了县交通局,跑了三趟,人家说“指标有限,青山镇排不上”。第四趟我带了老郑一起去,在交通局门口等了两个小时。局长出来看见我们,愣了一下,让我们进去坐。我把板栗的事说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文件,指着一行字说“今年的指标省里砍了三分之一,确实排不上”。
老郑在旁边搓着手,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站起来,说了声“打扰了”,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回头说了一句:“局长,那个村有个老太太,儿子三年没回来,她家收了八百斤板栗,全烂了。她跟我说,板栗烂了不要紧,就是可惜了。”
交通局局长没说话。过了三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挤了个指标出来,下周动工”。老郑在电话旁边听见了,嘴咧得合不拢,连说了三声“好”。
第二件事是修学校。镇中心小学的屋顶漏雨,下雨天学生要打伞上课。我找了县教育局,又找了市里一个做建材的老板。那个老板姓孙,以前在市里开会时见过两面。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周书记,你那个位置,说话还算数吗”?我说“你来看”。他真来了,开着辆皮卡,在镇上转了一圈,看了看学校,又看了看镇口那条正在修的路。走的时候他说“屋顶我出料,人工你出”。我说“行”。
第三件事是水。青山镇缺水,镇上唯一的水源是一口老井,井水浑浊,烧开了上面漂一层白沫。我让老郑找了县水利局,勘测下来要在后山建个蓄水池,把山泉水引过来。预算三十万,镇财政拿不出,我跑了一趟市财政局。管事的副局长姓刘,以前是李明辉手下的人。他翻了翻我的报告,说“周书记,青山镇不在今年计划里”。我说“计划可以调”。他笑了一下,把报告搁在桌角,说“我再问问”。
那段时间红梅在镇上小学找了个代课的工作,教语文。她每天跟我一起出门,她去学校,我去镇政府。下午她比我回来得早,做好饭等我。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她就站在镇政府门口等我,手里端着个搪瓷碗,饭用布盖着保温。镇上的人渐渐认识了她,卖菜的大婶多给她塞把葱,卖豆腐的老头不收她钱,她不肯,推来推去,最后老头收了一半。
转眼过了四个月。路修好了,学校屋顶补好了,蓄水池动了工。我的手机里存了三十多户困难户的电话,有老人的,也有他们在外打工的儿女的。有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加了微信,给我发消息说“周书记,我妈说水不浑了,谢谢您”。我回了个“应该的”,他发来一个呲牙笑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窗外下着雨,雨点打在瓦片上,沙沙的。爬山虎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绿油油地贴在窗框上。红梅在隔壁屋里睡着了,呼吸声轻轻的。我写完一份报告,搁下笔,揉了揉眼睛。手机搁在桌角,屏幕忽然亮了。
一条短信。号码是省政协总机。内容只有六个字:
“明远,回来吧。”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瓦片上哗哗响,像有人在屋顶倒豆子。我把手机翻过来,又翻回去。发件人号码下面是空的,没有署名,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谁。
第四章 短信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翻来覆去。红梅被我吵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睡吧”。她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胳膊上,又睡过去了。我盯着天花板,那块被雨水洇湿的痕迹,在黑暗中像一片模糊的地图。
那条短信我看了很多遍。六个字,没有标点,没有署名,没有多余的话。但就是这六个字,让我想起陈国栋走那天拍我肩膀的样子,想起他说“好好干”时的眼神,想起那条空荡荡的走廊,那些关着的门。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天瓦蓝瓦蓝的,山里的空气清得发甜。我照常六点起来,去街上转了转。卖豆腐的老头看见我,照例切了块热豆腐递过来。我接过来蘸了酱油吃,问他:“老李,你儿子在省城干什么?”
“搞装修。”他擦了擦手,“在省城买房子了,让我去,我不去。山里自在。”
“省城不好?”
“好是好,就是没人跟我说话。”他咧嘴笑了,缺了颗门牙,“在这儿,我认识每一块豆腐。哪锅点老了,哪锅点嫩了,我心里有数。”
我吃完豆腐,往镇政府走。街上的人跟我打招呼,卖菜的、扫地的、骑摩托送孩子上学的,都冲我点头。老郑在院子里等我,手里拿着个文件夹,说“周书记,蓄水池那边今天浇顶,你去看看不”。我说“去”。
蓄水池建在后山腰上,一个圆形的水泥池子,已经砌了半人高。工人们正在搭模板,准备浇顶。山泉水从上面引下来,通过一根碗口粗的管子流进池子,清亮亮的,捧一捧喝进嘴里,甜丝丝的。我站在池子边上,看着工人们干活。山风从谷底吹上来,凉凉的,带着松脂和青草的味道。
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我没看。我知道是谁。
下山的时候,老郑走在我旁边,忽然说:“周书记,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看了他一眼。
“昨天那条短信我看见了。”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你手机搁桌上,屏幕亮了,我瞄了一眼。省政协的号码。”
我没说话。脚下的土路被雨水泡软了,踩上去有点陷脚。路边的板栗树刚抽出新叶,嫩绿的叶片在风里翻着身。
“走就走吧。”老郑踢开脚前一块小石头,“你本来就是市里的人。能来我们这山旮旯待七个月,不容易了。”
“老郑,”我说,“那个蓄水池,浇完顶还要养护七天。七天之内不能断水。”
“知道。”
“板栗合作社那个事,执照办下来了没有?”
“办下来了。下周挂牌。”
“挂牌那天,把老李家的豆腐也带上。他儿子在省城搞装修,认识人,让他帮忙销一销。”
老郑停下来看我。他的脸黑瘦黑瘦的,颧骨上有一道晒出来的红印。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笑了,露出两颗黄牙:“周书记,你这个人,跟别的下放干部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别人来了是熬日子,你来了是过日子。”
我没接话。山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但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我心里,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回到镇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张困难户名单。三十七户,我用红笔在每一户名字旁边写了备注——“已脱贫”“已解决住房”“已办低保”“已联系子女”。最后一户是个叫陈秀兰的老太太,儿子在广东打工,她一个人带着孙子。我上次去的时候,她家的鸡瘟了,死了十几只。我帮她联系了县里的兽医站,又给她孙子找了个助学名额。我在她名字旁边写了四个字——“待回访”。
我拿起手机,翻到那条短信。光标在回复框里闪了很久。我打了一行字:“陈书记,我这边还有几件事没办完。办完了就回。”删掉。又打了一行:“收到。我安排一下手头工作。”又删掉。
最后我打了六个字:“好。我把事办完。”
发送。
短信发出去,不到一分钟,手机震了一下。回复只有三个字:“不急。等你。”
第五章 回访
那条短信之后,我又在青山镇待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我把全镇十四村又跑了一遍。这次不是普查,是回访。每一户困难户我都去了,坐下来跟人家聊,问他们还有什么难处。大部分人说“没了没了,周书记你帮了大忙了”。也有几户提了新问题:张老汉家的猪圈塌了,李婶家的孙女上初中想住校,赵家那个残疾儿子想学门手艺。我把这些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能当场办的当场办,办不了的带回镇上分派给各科室。
陈秀兰老太太那户,我最后一个去的。那天下午,太阳快落山了,我沿着山路往上走,走到她家门口。她正坐在门槛上择菜,孙子趴在旁边的小桌上写作业。她看见我,赶紧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周书记,你咋又来了?”
“来看看您。鸡补上了没有?”
“补上了!镇里给我送了二十只小鸡仔,养了一个多月了,长得好。”她领我去后院看,一群半大的鸡在院子里刨食,咯咯叫着。她指着其中一只花毛的说:“这只最能吃,我给它起名叫‘书记’,它听见我叫就过来。”
我笑了。她孙子从屋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作业本:“周书记,你看我写的字!”本子上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家乡”,第一句是“我的家乡在青山镇,那里有山有水,还有周书记”。
我蹲下来看了看,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头发黄黄的,软软的,像刚孵出来的小鸡绒毛。我说“写得好”,他咧嘴笑了,露出两颗豁牙。
临走时,陈秀兰从屋里端出个布袋子,硬往我手里塞。袋子里是板栗,她一颗一颗挑的,又大又圆,壳上划了口子,炒熟了。她说:“周书记,你带着路上吃。省城那边板栗贵,这个不要钱。”
我收下了。袋子温热着,贴着掌心,板栗的焦香从布袋缝里往外冒。我提着袋子往山下走,走到半路回头看,陈秀兰还站在门口,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铺在门前的土路上。
第二天上午,我把镇里的班子叫到一起开了个短会。我把手头的事一件一件交代下去:蓄水池养护、板栗合作社挂牌、陈秀兰家孙子的助学款、张老汉的猪圈维修、赵家残疾儿子的手艺培训。老郑拿笔记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就这些。”我说,“我走之后,有事随时打电话。”
老郑合上本子,看了我一眼。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周书记,你那个办公室,我给你留着。”
“留着干什么?”
“你万一回来看看呢。”
我拍了拍他的肩。他的肩膀又宽又硬,拍上去砰的一声。
走的那天早上,镇上的人来了不少。卖豆腐的老李、卖菜的王婶、陈秀兰老太太、张老汉、赵家那个残疾儿子,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都站在镇政府门口。老李端着一板热豆腐,王婶提着一篮子鸡蛋,陈秀兰又塞了一袋板栗。我推辞不过,全收下了。红梅在旁边笑,说“咱们这是搬家还是进货”。
车子开出镇口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些人还站在路边。老郑在最前面,举着手挥了挥。他的手黑瘦黑瘦的,在阳光里挥得很用力。我把车开得很慢,直到后视镜里那些身影变成一排小黑点。
盘山路上,红梅坐在副驾驶上,怀里抱着那盆绿萝。绿萝的藤蔓比来的时候长了一倍,垂下来搭在她膝盖上。她看着窗外,忽然说:“老陈,你那间办公室,窗户关不严,冬天冷。”
“嗯。”
“我走之前拿报纸糊上了。”
“嗯。”
“陈秀兰老太太那个孙子,我给他留了本字典。”
“嗯。”
她转过头看我,嘴角翘着:“你就知道嗯。”
我伸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暖暖的,掌心有粉笔灰的涩感。她把我的手翻过来,在我手心里写了个字。她写得慢,一笔一划的,我感觉到那是个“回”字。
“会回来的。”她说。
第六章 省城
省政协在城西,一栋老楼,灰砖墙面,门口两排雪松。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太阳斜斜地照在楼面上,把那些灰砖晒得发暖。门口站岗的武警看了我的身份证,打了个电话,然后让我进去。走廊很宽,铺着旧式的水磨石地面,鞋跟踩上去嗒嗒响。两边墙上的宣传栏里贴着委员活动和调研照片,有些是陈国栋参加过的,照片里他站在田间地头或工厂车间,穿着那件旧夹克。
办公室在三楼,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进来。”
推门进去,陈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穿了件白衬衫,没打领带,领口敞着一颗扣子。桌子不大,上面堆着几摞文件和一个搪瓷缸子——就是那个掉了漆的。他抬头看见我,放下手里的笔,笑了。
“来了。”
“来了。”
他站起来,绕过桌子,拍了拍我的胳膊。他的手劲还是那么大,拍得我肩膀一沉。他看着我,目光从头扫到脚,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我瘦了,也黑了,青山镇的风吹日晒在我脸上留下了痕迹。他点了点头,说了句“结实了”。
他让我坐。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那把椅子也是旧的,坐上去吱呀响。他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里的茶,茶叶梗浮在水面上。他把缸子搁在我面前,自己坐回去,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
“青山镇那边,”他开口,“板栗合作社挂了?”
“挂了。”
“蓄水池通水了?”
“通了。”
“陈秀兰家的鸡呢?”
我愣了一下。他笑了,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一圈:“你那个老郑,上个月来省里开会,跟我聊了一下午。什么都说了。”
我也笑了。老郑上个月是去省里开了一个基层工作会,回来没跟我提过见陈国栋的事。他嘴严,不该说的一个字不说。
“明远,”陈国栋把烟搁在桌上,身体往前倾了倾,“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回来?”
“不知道。”
“省里要成立一个乡村振兴调研组,我牵头。缺个副组长。”他看着我,“我跟组织部推荐了你。”
我没说话。搪瓷缸子里的茶冒着热气,茶叶梗在水面上慢慢转着圈。窗外有棵泡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从叶缝间漏进来,在桌上投下碎金一样的光斑。
“你在青山镇干的事,”陈国栋说,“我让调研组整理了一份材料,报了省委。那三件事——修路、修学校、修水,看着小,但那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比那些大项目实在。”
他停了一下。
“我调政协那会儿,没人送我。就你一个。”他看着我的眼睛,“你被下放的时候,我也没帮你说话。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您觉得该我去。”
他点了点头。他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但眼神很稳,像青山镇后山那口蓄水池的水面,平平静静的。
“你去了,干住了,没叫苦。”他说,“现在回来,不是因为我叫你,是因为你自己干出来的。”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我接过来翻了翻,是调研组的方案,上面已经盖了省委组织部的章。方案第一页写着组长“陈国栋”,副组长那一栏空着,旁边用铅笔写了两个字——“明远”。
“回去准备准备,”他说,“下周一报到。”
我站起来,把文件折好揣进兜里。他送我出门,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这次他拍得很轻,手掌在我肩上停了两秒才拿开。
“明远,”他说,“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不在?”
“哪个缸子?”
“青山镇办公室那个。磕了口那个。”
我想了想。那个缸子我走的时候没带,留在办公室桌上了。我说“在镇上”。
“下次去的时候,带回来。”他说,“东西用久了,有感情。”
第七章 调研
调研组一共七个人,三个退了休的老干部,两个高校的教授,一个省报的记者,加上我。陈国栋牵头,但他不常驻,隔三差五来一趟,来了就带着我们往下跑。
我们跑了全省十几个县,最远的一个在边界上,坐车坐了六个小时。那个县的板栗产业做得很大,漫山遍野的板栗树,叶子绿得发黑。我站在山坡上往下看,想起青山镇那些板栗树,想起陈秀兰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的样子。
调研组白天跑点,晚上开会。陈国栋主持会议,他不讲套话,上来就问“今天看到了什么”“老百姓说了什么”“问题在哪儿”。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他拿本子记,记得很快,字潦草但认得清。有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指着我问:“明远,你在乡镇干过,你说说。”
我就说。说青山镇那条修了七个月的路,说那个蓄水池的进水口容易被落叶堵住,说板栗合作社的账目没人会做。我说的都是小事,具体的事,落了地的事。陈国栋听完点点头,在本子上添两笔。
有一回在车上,他坐在我旁边,忽然说:“你那个老郑,我打算把他调到县里去。”
“调哪儿?”
“农业局。副局长。”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他在乡镇干了十五年,该动了。”
我没说话。窗外的麦田一片接一片地往后跑,金灿灿的,风一吹就荡起波纹。我想起老郑那双黑瘦的手,想起他帮我搬箱子时裤腿上的泥点,想起他说“你那个办公室我给你留着”。
“他走了,青山镇谁管?”我问。
“新书记从县里派。年轻,有学历,但缺基层经验。”陈国栋转过头看我,“你觉得怎么才能让他快速上手?”
我想了想。“让他去陈秀兰家吃顿饭。再让他去老李的豆腐摊上站一早上。别带随行人员,别拍照,就他自己。”
陈国栋笑了。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白发飘起来。他眯着眼看外面,说:“行。你写个东西,把青山镇的经验整理出来,给新来的干部当教材。”
调研跑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我回了青山镇三趟。每趟去老郑都拉着我喝酒,喝的是镇上小作坊酿的苞谷酒,辣得烧嗓子。他喝多了话就多,说新来的书记是个大学生,戴眼镜的,走路不看人只看天。我说“你多带带他”,他说“我带他去看陈秀兰家的鸡了,他站在院子里不敢进,怕鸡啄他”。
第三趟回去的时候,陈秀兰老太太的孙子考上了县里的初中。我给他带了个新书包,蓝色的,上面印着个卡通兔子。他背上书包在院子里跑了一圈,鸡们被他撵得满院飞。陈秀兰站在门口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拿袖子擦。
老郑调到县里的通知是秋天来的。他走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声音吵吵的,大概是在车上。他说“周书记,我那个办公室钥匙搁在老地方了,你回来自己拿”。我说“好”。他又说“陈秀兰家的鸡下了好多蛋,她让我问你啥时候回去”。我说“过年”。
挂了电话,我坐在省政协办公室的椅子上。窗外那棵泡桐叶子黄了大半,一片一片往下掉。陈国栋推门进来,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子,缸子冒着热气。他把缸子搁在我桌上,说“尝尝,新茶”。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清冽冽的,回甘很足。
“青山镇那个新书记,”他坐下来,“给调研组写了封信。”
“说什么?”
“说板栗合作社的账目他找人理清楚了。蓄水池的进水口他加了个滤网。陈秀兰家的鸡他帮着联系了县里的超市。”
我笑了一声。陈国栋也笑了。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跟以前在市委走廊里冲我笑的时候一模一样。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搪瓷缸子上,照在那个磕了口的地方,亮晃晃的。
第八章 陈秀兰
那年春节前,我回了趟青山镇。
红梅提前两天先去了,她说要帮陈秀兰老太太炸年货。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开车上山。盘山路修过了,比以前宽了些,靠悬崖那边加了护栏。路边的板栗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到了镇上,街面比从前热闹,新开了几家铺子,卖山货的、卖手工艺品的,还有一家卖奶茶的,招牌上画着个胖乎乎的卡通兔子。
镇政府的灰砖楼重新刷了白漆,爬山虎的枯藤被清理了,窗框换成了塑钢的。我把车停在门口,上楼。三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门没锁,推门进去,里面坐了个人。年轻,戴眼镜,穿件深色棉服,正对着电脑敲键盘。他看见我,赶紧站起来:“周书记?”
“你是新来的小秦?”
“对对对,秦志远。”他伸手跟我握,手冰凉,指头细长,“陈书记跟我说您要来,我等好几天了。”
他给我倒水,用的是个新杯子。我看了看桌上,那个旧搪瓷缸子不在了。我问他:“以前那个缸子呢?”
“缸子?”他愣了一下,“哦,那个磕了口的?老郑说是个老书记留下的,我给收柜子里了。”他打开柜门,从最里面摸出那个缸子,递给我。缸子上落了一层灰,我拿袖子擦了擦,露出底下“先进工作者”的红字。那个磕口还在,摸上去糙糙的。
“这个我带走了。”我说。
“行行行,您拿。”他搓着手,“周书记,我听说您在青山镇的时候,给老百姓办了不少事。我来了之后也在学,但有些事……不知道怎么弄。”
“哪些事?”
“比如陈秀兰老太太家那个孙子,我想帮他联系县里的中学,人家说学籍不在县里,要转的话得交借读费。老太太拿不出这个钱,我跑了教育局两趟,人家说政策就这么定的。”
我把缸子搁在桌上,坐了下来。他坐在对面,膝盖并着,双手搁在膝盖上。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想起刘洋第一次到我办公室的样子,想起小赵刚跟我时的拘谨。
“小秦,”我说,“你跑了两趟,人家说不行。那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政策这么定?有没有问过,县里有没有针对困难家庭的减免政策?有没有问过,隔壁镇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人家是怎么解决的?”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跑两趟就停了,”我说,“我以前跑那个路,跑了四趟。你老郑叔跑那个水,跑了七趟。”
他的脸红了。他低下头,手指头在膝盖上蹭了两下。我站起来,把那个搪瓷缸子揣进包里,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坐在那里,低着头,眼镜滑到鼻尖上。我说:“那个缸子我带走了。你好好干,下次来我请你吃老李家的豆腐。”
下楼的时候,在院子里碰见老李。他推着三轮车,车上搁着两板豆腐,还冒着热气。他看见我,老远就喊:“周书记!你回来了!”他把车停好,切了块热豆腐递过来,白嫩嫩的,蘸着酱油。我接过来吃了,烫得直吸气。他笑,缺了门牙的嘴咧得大大的。
“老李,你儿子今年回来过年不?”
“回来!带着媳妇和娃,开小车回来。”他搓着手,“他说要给我在县城买房子,我说不去。我在这儿卖豆腐,认识每一块豆腐。”
我拍了拍他的肩。他的肩又窄又瘦,隔着棉袄都能摸到骨头。我往街上走,经过板栗合作社,门关着,门口挂着块牌子,写着“青山镇板栗专业合作社”。牌子是木头的,上面的字用烙铁烫的,一横一竖很规整,大概是老郑找人手刻的。
陈秀兰老太太家在山上。我沿着那条修好的路往上走,走到她家门口。院子里热闹得很,红梅在灶台前烧火,陈秀兰在锅上翻着油锅,她孙子在院子里追鸡。鸡飞狗跳的,院子里飘着炸丸子的香味。
“妈!”红梅看见我,喊了一声。她脸上沾着面粉,头发用围裙带子扎着,笑得眼角全是褶。
陈秀兰转过身来,手里还攥着锅铲。她看见我,愣了一瞬,然后眼圈红了。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又转回去继续翻油锅。锅里的丸子滋滋响,金黄金黄的,一个接一个浮上来。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们忙活。她孙子跑过来,扯着我的衣角,仰着头说:“周爷爷,我考了第一名。”我蹲下来,他趴在我耳朵上悄悄说:“新来的秦书记给我买了新书包,蓝色的,跟您以前买的一样。”
我摸了摸他的头。他的头发黑亮亮的,扎手。远处山上有风,吹过来,带着板栗树的涩香和炸丸子的油香。红梅端着一碗刚出锅的丸子走过来,递到我嘴边,说“尝尝”。我咬了一口,外酥里嫩,烫得直哈气。
第九章 团年
那年年三十,陈国栋来了。
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一辆黑色旧轿车,停在镇政府门口。小秦迎出来的时候差点没认出他,把他让进办公室,手忙脚乱地倒水。陈国栋坐下来,端起新杯子喝了口茶,说“太淡”。小秦又赶紧换茶叶,手在茶叶罐里抓了两次,撒了一桌子。
我在楼上听见动静,下来一看,陈国栋正坐在那把旧木椅上,小秦站在旁边,膝盖并着,手搁在膝盖上。陈国栋看见我,笑了,说:“你那个缸子呢?”
我从包里把搪瓷缸子摸出来,搁在桌上。缸子擦干净了,磕口还在,红字掉了一半,但“先进”两个字还认得出来。陈国栋拿起来看了看,用指腹摸了摸那个磕口,点了点头。
“走,”他说,“上山看看。”
我们开车上山。路修好了,车子开得稳。到了陈秀兰老太太家,院子里已经摆开了两桌。老郑从县里回来了,坐在灶台前帮忙烧火,脸被火烤得通红。老李推着三轮车送来了两板热豆腐,王婶提着一篮子鸡蛋,赵家那个残疾儿子也来了,坐在轮椅上,手里攥着一把自己编的竹篮。小秦站在门口,有点局促,手插在兜里,又抽出来。
陈国栋走过去,拍了拍小秦的肩,说:“进去坐。今天你是客人。”小秦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跟着他进去了。
饭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炸丸子、炖鸡、炒板栗、老李家的热豆腐、陈秀兰自己腌的咸菜。陈国栋坐在主位上,端起搪瓷缸子,里面是苞谷酒,辣得呛嗓子。他抿了一口,皱了皱眉,说“这酒够劲”。满桌子人笑了。
老郑端着酒杯站起来,脸已经红了。他清了清嗓子,说:“今天这顿饭,是给周书记接风的。周书记在青山镇七个月,修了路,修了水,修了学校。我老郑干了十五年,没服过谁。周书记,我服你。”
他仰头把酒喝了,辣得龇牙。他坐下来,旁边陈秀兰又站起来。老太太不怎么会说话,端着碗米酒,手有点抖。她说:“周书记,你帮我家孙子找了学校。我没什么谢你的,这碗酒你喝了。”
我接过来喝了。米酒甜丝丝的,后劲大。陈秀兰坐下来,眼圈又红了,拿袖子擦。
陈国栋一直没说话,坐在那里慢慢喝酒。他喝得不多,每一口都抿一点点。他看着满桌子人,看着老郑红着脸跟老李划拳,看着陈秀兰给孙子夹菜,看着小秦笨手笨脚地帮赵家那个残疾儿子推轮椅。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角的皱纹是松的。
吃到一半,他凑过来跟我说:“明远,你那个调研组报告,省委批了。”
“批了什么?”
“青山镇经验全省推广。”他抿了口酒,“你那个板栗合作社、那个蓄水池、那个困难户台账,都写进去了。”
我端起搪瓷缸子跟他碰了一下。缸子碰搪瓷缸子,声音闷闷的。他喝了口酒,忽然说:“你那个新书记,小秦,我看了。嫩,但有真心。你多带带。”
“嗯。”
“别让他走你走过的弯路。”他看着我,目光很稳,“你当年在市里,我调走的时候你没送。后来你被下放,我也没保你。你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他。
“因为有些路得自己走。”他说,“别人替你铺的平路,走上去不踏实。”
窗外的天暗下来了。山里的年三十,天说黑就黑。远处有人放炮仗,噼里啪啦响了一阵。陈秀兰把灯拉开了,是一盏白炽灯,光黄黄的,照着一桌子残羹剩菜和满屋子的人。她孙子趴在桌沿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个丸子。
陈国栋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我跟出去。山里的空气冷得刺鼻,但干净,吸进肺里清冽冽的。天上有星星,密密麻麻的,比城里的亮多了。他抬头看了一会儿天,忽然说:“明远,我退休了想回老家住。院子里种点菜,养几只鸡。”
“老家还有房子?”
“有。老院子,三间瓦房。我老伴儿在的时候,年年回去住半个月。”他停了一下,“她走了之后我就没回去过。”
我没说话。风从山谷里灌上来,吹得他额前的白发飘起来。他裹了裹身上的旧夹克,转身往回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搪瓷缸子,”他说,“你好好留着。我那个传给小江了。他要是哪天也当书记了,让他也传下去。”
第十章 平常
开春之后,我正式调回了省里。
调研组的工作结束了,组织上把我安排在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厅级调研员。办公室在四楼,朝北,没有陈国栋那间大,但窗户也够亮。我把那个搪瓷缸子搁在桌角,每天泡茶用。缸子磕口朝外,每次喝水都能碰到嘴唇,糙糙的,习惯了。
红梅也调回了省城,在一所小学教书。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车筐里搁着那盆绿萝。绿萝长得泼辣,藤蔓垂下来,她骑快了就往后飘,像一面绿色的小旗子。
陈国栋退休那天,我去送他。这次送行的人比上次多,省政协的同事站了一走廊,还有几个老部下从市里赶过来。他抱着个纸箱从办公室出来,箱子里装着他的笔记本和那副老花镜。他挨个跟人握手,握到我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纸箱往我手里一搁,说“帮我搬”。
我抱着箱子跟他下楼。到了院子里,那辆黑色旧轿车停在门口。他把箱子放进后备箱,转过身看着我。他比两年前更老了,鬓角全白了,眼袋耷拉着,但眼神还是稳的。
“明远,”他说,“我回老家了。你有空来坐坐。”
“好。”
“院子里种了黄瓜和西红柿。鸡也养了,七八只。”
“好。”
他拍了拍我的肩,拍得不重,但很实。他上了车,摇下车窗,又看了我一眼。他笑了笑,那笑从眼底漫上来,漫过眼角的皱纹,漫过花白的鬓角。他摆了摆手,车窗升上去,车子缓缓驶出大院。
我站在门口。春风从街角吹过来,暖融融的,带着玉兰花的甜香。院子里那棵老银杏抽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晃。阳光照在叶面上,碎金一样的光斑落了一地。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国栋发来的消息。他换了手机号,头像换成了一张老院子里的黄瓜架,绿藤爬满了竹竿,底下吊着几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消息只有四个字:
“黄瓜熟了。”
我回了一个字:“来。”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翻看调研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附了一张照片,是青山镇蓄水池通水那天拍的。照片里,陈秀兰老太太站在池子边上,双手捧着一捧水,清亮亮的水从她指缝里漏下来。她身后是老郑、老李、王婶,还有那个新来的小秦。他们都笑着,笑得牙齿白晃晃的。
我把报告合上,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茶是陈国栋从老家带来的,他院子里自己种的,叶片粗大,泡开了在缸子里舒展开,浮浮沉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缸子上,照在那个磕口上,亮晃晃的。
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扑棱棱的,在蓝天里绕了个圈。远处传来学校的下课铃声,红梅该骑着她那辆旧自行车回家了。我把报告搁回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的院子里,有个老头推着婴儿车慢慢走,婴儿车里的小孩冲他笑,他也笑。
日子就这样了。不惊不乍,平平常常。有搪瓷缸子,有绿萝,有玉兰花,有老院子里的黄瓜架。有青山镇的板栗,有陈秀兰的鸡,有老郑的酒,有小秦的眼镜。有远有近,有凉有热,有送行也有接风,有下放也有召回。
像那缸茶,刚泡时清冽,喝到缸底,才能品出那点回甘。
创作声明:本文为王者出击原创情感故事,人物、情节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故事旨在弘扬正向价值观,不涉及任何真实人物或事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洗稿、搬运。
作者:王者出击
写在最后:周明远和陈国栋的故事讲完了。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一封群众来信,一条六个字的短信,一个磕了口的搪瓷缸子。陈国栋不保周明远,不是狠心,是他知道有些路得自己走;周明远被下放青山镇,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那个山旮旯过成了家。人这一辈子,谁没被冷落过?谁没在某个位置上坐过冷板凳?但冷板凳上也能焐出热乎气,只要你心里装着别人,别人心里就会装着你。愿每个在低谷里待过的人,都能遇到那个说“不急,等你”的人;愿每个被边缘化的人,都能把自己活成中心。你身边有没有这样“被下放”过的人?有没有在你冷的时候,给你送过一缸热茶的人?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