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具有独立制度价值的核心概念。这一术语节选自“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高检发〔2026〕5号）第7、8条。该文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26年4月30日印发。下面，围绕“认罪认罚”这一核心术语展开。
第一，术语提取与阐释资料原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高检发〔2026〕5号，2026年4月30日）
术语类别：制度建构型
认罪认罚，由“认罪”与“认罚”两个要件构成。根据2026年修订后的指导意见，“认罪”的核心是自愿如实供述、对指控事实无异议；“认罚”的核心是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且“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
樊崇义教授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置于刑事诉讼历史转型的框架中理解，指出该制度“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类型的历史性转型，即由权利型诉讼转入协商型诉讼”（樊崇义：《理性认识“认罪认罚从宽”》，载《检察日报》2019年2月16日）。陈卫东教授则从制度定位角度指出，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是“控辩合意程序”，其“协商”意义比较有限（据相关论述）。

第二，笔者的学习体会认罪认罚的制度价值，在于它将犯罪人的“悔罪态度”从单纯的量刑酌定情节提升为程序性的从宽依据。
这一提升的正当性根基，恰恰在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认罪认罚意味着犯罪人对自身罪责的承认与接受，从而降低了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从宽处理因此具有法理依据。
2026年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从宽幅度的阶梯化设计正是对罪责轻重与悔罪程度的精细化衡量。
当轻微犯罪人认罪认罚后，其应当获得的是与其罪责和悔罪相匹配的从宽处理——这既包括刑罚的从轻，也应当延伸到附随后果的合理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