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到处清仓跑路的哭喊声,以我20年经历,三千六百点就是大盘底
我叫寇振海,五十八岁,郑州人。1993年下海做生意,2005年正式开户进了股市。算到今年,整整二十年。
这二十年,我见过指数冲上六千多点,也见过它从高处摔下来;见过满屏涨停,也见过一片跌停。两次满仓被埋,一次割在地板上。账户里的数字起起落落,倒是营业部里那些压低了嗓门的哭声,我一直记得。
所以这几天,听见人说“清仓吧”“不玩了”,我没有觉得陌生。
我只是没想到,这一次,我那二十年的经验,会被一个最熟悉的人当成笑话。
那天上午,老周打来电话,说营业部里有人要退账户,让我过去一趟。
“你不是天天说三千六百点是底吗?”他问,“去跟他们说说。你说得动吗?”
我握着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指数又绿了一片,几个我关注了很久的股票也在往下走。
“我说得动谁?”我说。
“至少你自己信。”
我没回答。
我知道,老周不是来问行情的。他是我的老朋友,和我一起吃过熊市的苦,也一起在牛市里飘过。他昨天刚刚清仓,账户里留了不到两千块。他说自己不想再看了。
我还是去了营业部。
大厅比往常安静。几排椅子空着,靠窗的位置坐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停在卖出按钮上,半天没动。旁边一个年轻人把帽檐压得很低,耳机里漏出断断续续的哭腔。
老周坐在角落,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他看见我,没招手,只抬了抬下巴。
“你还真来了。”
“你打的电话。”
“我以为你会说忙。”
我坐到他对面。营业部的电视开着,主持人讲着政策、流动性和市场情绪,声音不大,没人认真听。
老周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就剩这些了。”
我没拿手机,只看了眼他发白的指节。
“你不是昨天才清的?”
“清了。还剩点没卖出去的。”他笑了下,“放心,我不是来求你劝我买回去。”
“那你叫我来干什么?”
“我想听你把那句话再说一遍。”
我看着他。
“哪句?”
“‘三千六百点就是大盘底。’你不是说得挺肯定吗?现在说给我听。”
他说话不响,却像是把话一字一字钉在桌上。
我没立刻开口。
二十年里,我讲过不少判断。有些说对了,有些说错了。说对的时候,大家夸我沉得住气;说错的时候,没人记得我当时也留了后手。
可老周不一样。他不是听一段分析就走的人。他知道我在每次下跌时怎么做,知道我也曾经把账户亏到不敢告诉家里。
“你是想让我给你个准话?”我问。
“我想知道你自己到底信不信。”
我看着他,发现自己先前准备的那些理由,突然全都变得轻飘飘的。
黄金分割、前期平台、资金成本、政策底和市场底的距离……这些词我都能讲,也讲得熟。可它们没有一个能替我承担判断错了的后果。
我把椅子往前挪了一点。
“我信三千六百点附近是底部区域。”我说,“但我不能保证它就是最低点。”
老周的眼神动了一下。
“你看,还是绕。”
“不是绕,是把话说全。”
“你前几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前几天说的是判断,不是保证。”
“差在哪儿?”
“差在你要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压上去。”
他把手机收回来,低头看着屏幕。
“我没把生活压上去。我就是不想再赔了。”
这句话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他。那时我们都还觉得,亏了就补,补了就能回来。后来每次跌下去,才知道“再等等”不是策略,“迟早会涨”也不是护身符。
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这次在三千七百点上方开始分批买入,跌到三千六百点附近加到了七成仓位。剩下三成现金,原本是留给更低的位置,也是留给自己判断错的时候。
我也没告诉他,我昨晚盯着账户看到半夜,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
我不是不怕。
我只是比以前更知道,怕的时候不该把话说满。
“我现在有七成仓位。”我说。
老周抬起头:“你不是说低估值高分红?”
“是。”
“那你现在还拿得住?”
“拿得住一部分。另一部分如果再跌,我也会重新看。”
“你这是两边都占着。”
“不是。留现金,是承认自己可能错。”
老周扯了扯嘴角。
“你以前没这么谨慎。”
“以前我也没少吃亏。”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大厅另一边传来一声叹气,紧接着是鼠标点击声。那个白头发男人终于卖出了。
他盯着确认页面,像是刚做完一件很重的事。过了几秒,他把手机扣在膝盖上,双手搓了搓脸。
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卖掉的是什么。但那一瞬间,我听见了熟悉的声音:不是某个人在哭,是很多人一齐把憋了很久的气吐出来。
“你听见了吗?”老周说。
“听见了。”
“这就是你说的底部?”
“这是恐慌。”
“有区别吗?”
“有。恐慌能说明很多人难受,不能证明指数一定不跌。”
老周盯着我,像是在等我把前半句吞回去。
我没吞。
“可我还是判断,三千六百点上下是这一轮的大盘底部区域。”我继续说,“这个判断有根据,也有风险。我愿意按这个判断拿一部分仓位,不会拿生活费去赌,也不会把你劝回去。”
他没说话。
我知道他不喜欢这个答案。他想听的也许不是“可能”,而是一个能让他晚上睡得着的确定句子。
可我没有那种东西。
离开营业部时,老周没有跟我一起走。他说想再坐一会儿。我从玻璃门出去,外头风有些冷,手机上又跳出几条行情提醒。
我关掉了提醒。
那天晚上,我没有继续盯盘。我把桌上的旧账本翻出来,在空白页上写下两句话:
三千六百点是我的判断,不是承诺。
账户里的钱,不能拿来证明我二十年的经验。
写完以后,我反而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老周发来一条消息:“你昨天说的,我想了一夜。”
我回他:“想清楚了就好。”
他过了几分钟才回复:“我不买回去。也不劝你卖。”
我把手机放下,没有追问。
这话听起来像是把我们之间那点争论放了下来,其实我知道,并没有。行情还会波动,判断还会被一遍遍检验。三千六百点究竟是不是大盘底,也不会因为我说得坚定,就自动成为事实。
接下来的几天,营业部里仍有人离场。有人是卖掉一半,有人是全部清空,也有人只是把软件卸载了几天。老周没有再提股票,却每天傍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晚饭吃什么。
我们都没有把那场争论当成笑话。
有一天,他忽然问:“你说底部总是听出来的,那你听见哭声,就敢买?”
“不是听见哭声就买。”我说,“是我得先知道自己为什么买、准备拿多久、跌了还能不能承受。哭声只是提醒我,别被大家一起吓着,也别因为大家都害怕,就觉得自己一定聪明。”
“你这话越说越像不荐股的股评人。”
“我本来就不荐股。”
“那你劝我别清仓了吗?”
“没有。”
“你劝我买了吗?”
“也没有。”
他笑了一声:“那你来营业部干什么?”
“听你问我到底信不信。”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你信吗?”
“信我做过的判断。也信判断错了以后,我得自己承担。”
“那就行。”
他挂了电话。
我想起自己在二〇〇八年最后一次割肉的那个下午。卖出以后,我以为自己终于不疼了。可后来市场涨上去,我又疼了很多年。那种疼并不比亏钱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叫后悔。
二〇一八年底,我也在上涨时过早离场。那时候我把“保住本金”当成了全部答案,后来才明白,保住本金重要,保住睡眠也重要;但如果每一次选择都只是为了尽快摆脱害怕,人就很难分清自己是在管理风险,还是在逃离情绪。
这一次,我没有打算把自己写成看穿市场的人。
我只是一个做了二十年股票、经历过大涨大跌、仍然会害怕的普通人。三千六百点上下,我认为是底部区域;如果再往下,我会重新评估;如果判断错了,我会承认。
这不够漂亮,却是我现在能给出的真话。
后来,老周把最后那点股票也处理了。他没有回来抄底,也没有嘲笑我。我们照旧喝茶,聊生意,聊孩子,偶尔也聊行情。只是不再拿“你不是说到底了吗”当开场。
有一次,营业部里又传来一阵议论声。有人说大盘要完,有人说下一周就能反弹。老周坐在我旁边,听了一会儿,问我:“你这二十年的耳朵,这次又听见什么了?”
我看了眼屏幕,没有立刻回答。
“听见大家都很想要一个确定答案。”我说。
“那你有吗?”
“没有。”
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那你还说三千六百点是底?”
“说的是我的判断,不是市场欠我的结果。”
老周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才明白,二十年的经历并没有让我比别人更会预测。我只是终于学会,不把自己的判断包装成别人必须相信的道理。
满世界都是清仓跑路的哭喊声,我听得见,也知道那声音有多沉。可我不会因为哭声就要求别人留下,更不会因为自己押了一个点位,就逼所有人相信我。
三千六百点上下,是我眼里的大盘底部区域。
我五十八岁,入市二十年,仍然只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