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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逼丈夫跟我离婚,我爽快答应,3天后婆婆来电:我儿子出事了

周一上午十点半,从区政务大厅侧门出来的时候,阳光晃得人眼生疼。我把刚领到的离婚证往挎包最底层的拉链里一塞,拉链齿咬合的声音清脆短促,六年的婚姻就算彻底画上了句号。
婆婆王秀芬站在花坛台阶上,手里紧紧攥着我前夫陈建国的户口本和身份证,生怕被风刮跑了似的。见我拉上包,她下巴微微扬着,眼角的皱纹里夹着一层藏不住的轻快,清了清嗓子说:“春燕,既然手续都办利索了,往后两家各走各的道。建国以前落在你那儿的几件厚呢子大衣,还有那套吃胃病的砂锅,回头你收拾个箱子放传达室,我自己去拿,你俩就别再照面了。”
站在她身后的陈建国低着头,脚尖反复碾着水泥地缝里的一小撮干草,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自始至终没敢抬头看我的眼睛。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心里连一丝起伏的波澜都没有,只是平平静静地回了句:“衣服今天早上我已经装袋放门卫了,砂锅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不留,但也用不着你们拿,出门前我已经扔进了楼下垃圾桶。往后陈建国是死是活、是富是贵,跟我沈春燕没有半分钱关系。”
王秀芬听到“垃圾桶”三个字,嘴角撇了撇,想反唇相讥,又大概顾及着民政局门口人来人往,只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好心当成驴肝肺。建国往后有正经前程,轮不着你操心。”说完,她一把拽住陈建国的胳膊,像护着什么金疙瘩一样,急匆匆地奔着街对面的公交站台去了。
看着陈建国被他妈扯得脚步踉跄的身影,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初冬的风吹在脸上干冷干冷的,我却觉得胸口那块压了整整六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跟陈建国是相亲认识的。那时候我二十九岁,在城南农贸市场盘了个门面做床上用品和窗帘加工,每天起早贪黑量尺寸、裁布料、踩缝纫机,双手磨得全是茧子。陈建国大我一岁,在区水务站当编外聘用工,一个月拿着两千八百块钱死工资,图个工作清闲、体面。介绍人当时跟我妈把陈家夸上了天,说王秀芬早年丧夫,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老街有一套六十平米的老公房,陈建国性子老实本分、不抽烟不喝酒,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
我那时候年纪上来了,家里催得紧,自己做小生意累得骨头疼,也盼着能有个安稳的家。见了两面,陈建国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甚至有些腼腆,我以为那是忠厚。结婚的时候,我家没要彩礼,我自己还倒贴了八万块钱积蓄,把王秀芬那套两居室重新粉刷、包了暖气、换了门窗。
可真等搬进那间屋子,我才明白,老实人软弱起来,比恶人更能把人往绝路上逼。
在这个家里,王秀芬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陈建国从小到大,连内裤买什么颜色、出门穿哪双袜子,都得由他妈定夺。结了婚以后,陈建国的工资卡顺理成章继续攥在王秀芬手里,理由是“年轻人手散,妈替你们攒着将来买大房子”。家里买菜、水电燃气、柴米油盐,乃至公房每年交的暖气费,全从我的门面流水里出。只要我稍微露出一点想把小家账目分开的意思,王秀芬就会坐在沙发上抹眼泪,捶着胸口数落陈建国不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让外姓人骑在脖子上作践。
每到这个时候,陈建国就会躲进卫生间抽闷烟,或者站在阳台上一声不吭。等他妈哭累了回屋躺着,他就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低声下气地求我:“春燕,算我求你,我妈一辈子不容易,浑身都是病,你就让让她。不就是几个生活费吗,咱俩谁出不是出?”
我忍了,这一忍就是六年。
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起早贪黑守着店面,回家做饭收拾屋子,把陈建国伺候得周周全全,王秀芬总能看在眼里。陈建国的胃底子极差,严重的慢性浅表性胃炎伴胃溃疡,年轻时候不注意饮食落下的毛病,冷不得热不得,稍微吃点油腻辛辣就胃痛反酸,每年开春换季都得犯一次病。六年来,每天早晨六点,我雷打不动起来给他熬小米山药粥;他的水杯里永远泡着养胃的炒麦芽和陈皮;他出门上班,口袋里我总是备着铝碳酸镁片。甚至连他严重的头孢抗生素过敏,都是刚结婚那年他发烧住院,我寸步不离在床头盯着输液管才发现的,当时他脖子上一片红疹、喉头水肿,差点憋过去,是我拼命按铃叫医生抢救回来的。从那以后,他的所有病历本第一页,我都用红圆珠笔写得清清楚楚:“头孢严重过敏,禁用!”
可我的付出,在王秀芬眼里,不过是一个外地做小生意的女人为了高攀她儿子理所应当干的粗活。
真正让这个家容不下我的,是今年入秋后的一场变故。
王秀芬老家的大院子赶上城区拓宽改造,拆迁补偿方案下来了,能分到一套安置小两居外加四十万补偿款。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好事,日子本该越过越宽绰。可这笔横财一落定,王秀芬的心思就彻底活络了。
她先是背着我,把拆迁安置房的名字只写了她一个人,补偿款也全存进了她自己的定期存单。紧接着,她那个在区招商局当退休干部的表姐找上了门。表姐家里有个远房亲戚在省城做市政绿化工程,据说生意做得很大,手里缺个信得过的“自家人”回老家负责跑腿协调,表姐话里话外透着意思:只要建国跟着过去干,一年保底赚二三十万,而且那家亲戚有个三十出头离了婚但没带孩子的表妹,家境优渥,正打算找个脾气温和、知根知底的本地男人。
王秀芬听完,整个人的心气直接窜上了天。在她看来,现在的陈建国手里马上有老家分的安置房,背后有表姐的人脉,将来是年入几十万的“体面老板”,怎么看,我这个在农贸市场满身线头、一身机油味的缝纫女人,都是挡在她儿子锦绣前程上的绊脚石。
从十月中旬开始,家里的气氛彻底变了。
早晨我熬好了粥端上桌,王秀芬连眼皮都不抬,冷言冷语地说:“天天喝这种稀汤寡水,好人的身子骨也喝虚了。做买卖的眼界就是浅,连个营养早饭都置办不起。”
我洗衣服的时候,她站在卫生间门口指桑骂槐:“建国这衬衫领子都洗起毛了,也不知道换新的。外头人都笑话,说水务站的小陈找了个小气媳妇,连个体面衣裳都舍不得给男人买。有些女人命里就带穷酸气,谁沾上谁倒霉。”
到了晚上,王秀芬更是直接把陈建国叫进主卧,门关得严严实实,母子俩在里面嘀嘀咕咕。陈建国从屋里出来的时候,眼神闪烁,连看我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上周四晚上,我收摊回家,刚进门,王秀芬就把一张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拍在了茶几上。
协议写得极其刻薄:公房是婚前的,归男方;拆迁补偿款是老人的,与我无关;这六年家里所有的开销算共同生活消耗,我不要求补偿;门面是我婚前租的,归我,但结婚时我出资装修的八万块钱,只字未提。
“春燕,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王秀芬坐在沙发正中央,脸色冷得像数九寒天的冰棱子,“建国过完年就要去省城大公司当副总管了,接触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天天在菜市场剪布料,说出去不够寒碜的。你们俩结婚六年也没生个一男半女,这就叫缘分尽了。今天把字签了,好聚好散,别逼得大家脸面上过不去。”
我转头看着陈建国。他蜷在单人沙发的一角,双手紧紧抠着膝盖上的裤布,头垂得极低,仿佛那张茶几上有无尽的秘密。
“陈建国,”我站在客厅中央,声音没有抖,只是平静地问他,“这也是你的意思?”
陈建国身子颤了一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带哭腔的话:“春燕……我妈年纪大了,高血压又犯了。我表姨那边……机会确实难得,错过了我这辈子就只能在水务站当个看水表的。算我对不起你,你……你就放过我吧。”
那一刻,我原本以为自己会歇斯底里地大吵一场,会把这六年垫进去的心血、熬出来的白发、垫进去的几万块钱一笔一笔甩在他们脸上。可奇怪的是,看着这个连抬头看我一眼都不敢的三十岁男人,我心里积压了多年的委屈、愤怒、不甘,竟然在一瞬间化成了一股冰冷的厌恶。
为了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窝囊废,为了这么一个自私算计到骨子里的恶婆婆,我守着一台缝纫机熬更守夜,到底图什么?
“好。”我只说了这一个字。
王秀芬明显愣了一下,大概她准备好了一整套对付我哭闹、撒泼、争家产的刻薄话,全被我这一声轻描淡写的“好”给噎在了嗓子眼里。
我拿过笔,没有半点犹豫,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建国,店是我的,衣服是我买的。明天周五,周一上午民政局开门,谁不来谁是孙子。”
签完字,我当晚就收拾了自己随身换洗的两箱衣服,打车去了农贸市场旁边的小旅馆。周末两天,我在市场后面的老居民楼里租了一个带独立厨卫的小单间,一个月八百块,虽然背阴,但窗明几净。周一早晨,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办完所有手续,全程没超过二十分钟。
离婚后的头两天,是我六年来过得最清静的四十八小时。
没有早晨六点必须响起的闹钟,没有水槽里堆积如山的油腻碗筷,没有王秀芬阴阳怪气的敲打,更没有陈建国那张永远唉声叹气的苦瓜脸。我把出租屋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换上我自己亲手缝制的水蓝色窗帘。白天在门面里给顾客改裤脚、做棉被,累了就坐在小板凳上喝一杯热腾腾的花茶;傍晚关了卷帘门,去菜市场买两条新鲜的鲫鱼,给自己炖一小锅浓白的鱼汤,放一把嫩绿的香菜,吃得浑身暖洋洋的。
我甚至开始盘算,等年底把手头攒下的两万块工钱结清,开春就把门面扩大半间,再招个帮工的小姑娘。三十五岁,没有孩子,没有债务,自己有手艺能挣钱,日子哪怕清淡,也是奔着亮堂走的。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属于陈家的荒唐闹剧,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要惨烈。
周四深夜,也就是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三天晚上。
外头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冷雨,雨点噼里啪啦砸在铁皮雨棚上,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我刚洗漱完钻进被窝,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
屏幕上跳动着一个没有备注的本地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按下接听键。
听筒刚贴到耳边,里面就传来了王秀芬撕心裂肺、带着剧烈喘息的号哭声:“春燕!春燕啊!你快来中心医院急诊科啊!建国出事了!他要不行了啊春燕——”
哭声尖锐刺耳,伴随着医院走廊里嘈杂的人声和救护车刺耳的鸣笛,王秀芬的声音抖得几乎变了调,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血沫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下意识地攥紧了被角。六年的习惯太可怕了,哪怕已经离了婚,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遭遇险境,身体的应激反应还是快过理智。但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冷淡地问:“王阿姨,我和陈建国已经离婚三天了。手续办得清清楚楚,他出任何事,你应该找医生,找你表姐,找你们家亲戚,找我做什么?”
“春燕!妈求你了!妈给你作揖了!”电话那头的王秀芬彻底崩溃了,嚎哭变成了语无伦次的哀求,“医生要签字……医生问我他平时吃什么药,问他过敏史,我不知道啊!建国一直在吐血,吐了半盆子血啊!人已经昏过去了!我身上没带够钱,银行卡密码我也试不对,表姐电话打不通……春燕,建国是你男人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吐血?昏迷?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陈建国的胃溃疡我是最清楚的,平时饮食稍微不规律就会渗血,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大吐血?
“他现在在哪个急诊?几楼?”我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一边穿外套一边问。
“急诊重症室!一楼大厅往里走!春燕你快来,我求求你了……”
电话挂断了。我坐在床沿上,扣着大衣扣子的手有些发抖。理智告诉我,沈春燕,你已经解脱了,那个自私懦弱的男人在三天前亲手抛弃了你,那个老太太曾经用最恶毒的话把你扫地出门,这摊烂泥你绝不能再踩回去。
可是,人命关天。
陈建国的胃病底子、他对头孢类抗生素致命的过敏反应,全写在我那本锁在抽屉里的旧笔记本上。王秀芬这个当妈的,除了每天逼儿子要面子、要钱,连儿子对什么药过敏都不知道。万一医院急救用错了药,陈建国今晚可能真的交代在那张抢救床上。
我咬了咬牙,从抽屉里翻出那本记着陈建国历年病历、用药记录的硬皮本,抓起雨伞,冲进了冰冷的雨夜里。
深夜十一点四十分,我赶到了中心医院急诊大厅。
大厅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和呕吐物的酸腥味。抢救室门外的长椅旁,王秀芬头发凌乱,脚上甚至穿了一只棉拖鞋和一只皮鞋,整个人瘫软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双手死死抓着抢救室的门把手,哭得脸上面如死灰。
在她脚边,扔着一个塑料盆,盆底残留着暗红色的血块和浑浊的秽物,触目惊心。
看到我从雨幕里跑进来,王秀芬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连滚带爬地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小腿,嚎啕大哭:“春燕!你可来了!你救救建国,医生刚才下了病危通知,说胃大出血休克,再止不住血就要切胃,人还要进ICU……我不知道该签哪儿,我手抖得拿不住笔啊!”
我一把挣开她的手,强忍着心头的厌恶,冷声喝道:“站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他好端端的怎么会胃出血到这个地步?!”
王秀芬被我一吼,眼神闪烁,吞吞吐吐地哭诉着,总算把事情的原委倒了出来。
原来,周一刚跟我领完离婚证,王秀芬就迫不及待地带着陈建国去了市区一家高档饭店,跟她表姐以及那位所谓的“大老板”见面。为了能让儿子顺利拿到那个年薪三十万的“副总管”位置,王秀芬在饭桌上极力吹嘘陈建国酒量好、能办事、放得开。
那位包工头出身的大老板是个典型的酒桌霸王,见陈建国唯唯诺诺,便故意拿话激他,说想要工程、想要位子,先看诚意,桌上摆了三杯半斤装的浓香型白酒,喝得下去,明天就去省城报到;喝不下去,就回水务站继续看一辈子水表。
王秀芬在旁边不仅不拦着,反而一个劲儿在桌底下掐陈建国的腿,嘴里喊着:“建国,给你表姨和李总面子!喝!咱男子汉大丈夫,这点酒算什么!”
陈建国六年来滴酒未沾,胃黏膜脆弱得像一张薄纸。为了在他妈面前证明自己能当“大老板”,为了抓住那根虚无缥缈的飞黄腾达的稻草,他硬生生把一斤半五十二度的烈酒灌进了肚子里。
周二晚上喝完,周三陈建国就开始上腹剧痛、吃不下饭。如果这时候赶紧送医院输液护胃,事情还不至于恶化到不可收拾。偏偏王秀芬坚信土偏方,认为喝酒伤胃是“肚子里有寒气”,不知从哪个老街坊手里要了一副热性的草药偏方,逼着陈建国灌下去一大碗,还擅自停了陈建国平时常备的护胃药。
到了今天晚上,表姐那边又打来电话,说李总带了几个同行在夜总会唱歌,让陈建国过去“联络感情”。王秀芬硬是逼着疼得直不起腰的陈建国打车赶过去。结果在包厢里,陈建国连半瓶啤酒都没喝完,突然剧烈呕吐,直接喷出大口大口带着黑血块的鲜血,当场栽倒在沙发上,人事不省。
同桌的人吓傻了,那个李总怕担责任,直接借口上厕所溜得无影无踪,还是夜总会的服务生打了120,把陈建国送到了医院。王秀芬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要缴费、要病史、要签抢救同意书,她连儿子的医保卡放在哪儿都不知道,银行卡密码连输错三次被锁死,表姐的电话彻底关机。
听完这荒谬绝伦的前因后果,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王秀芬的鼻子,连骂人的力气都快没了。
“王秀芬,你不是心疼你儿子吗?你不是嫌我是个做小买卖的,配不上你当大老板的儿子吗?!”我声音压得极低,每一个字都像咬碎了吐出来的冰碴,“一斤半高度白酒,加上乱七八糟的偏方草药,你这不是帮他奔前程,你这是亲手把他往棺材里送!”
王秀芬瘫在地上,自己扇自己的耳光,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他胃这么脆啊!春燕,千错万错是妈的错,你先救建国,你先跟医生说啊!”
抢救室的门在这时“咔哒”一声推开了,一个戴着无菌帽、满身疲惫的中年男医生大步走出来,手里拿着夹板病历,脸色极其严峻:“陈建国的家属在不在?!谁是陈建国的家属?!”
王秀芬吓得一缩脖子,竟不敢应声。
我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大夫,我是……我是他前妻,我手里有他完整的既往病史。”
医生看了我一眼,语速极快:“病人是急性胃黏膜严重糜烂伴活动性大出血,失血量已经超过一千毫升,中度失血性休克!现在正在做内镜下止血和输血补液。我问你们,他平时有什么基础病?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刚才谁给他喝的乱七八糟的中药汤子?知不知道里面有活血成分,加重了大出血?!”
听到“活血成分”四个字,王秀芬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立刻把带来的硬皮本翻开,递到医生面前,条理清晰地报出来:“大夫,病人有六年的慢性浅表性胃炎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史,两年前胃镜显示有轻度肠化生。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严重过敏!曾经发生过二度喉头水肿和休克!请千万不要使用任何头孢类药物抗感染!青霉素皮试也是强阳性!平时抗感染只能用喹诺酮类或者阿奇霉素!”
男医生接过本子扫了一眼,原本紧绷的眉头骤然舒展,长舒了一口气:“太悬了!里面刚准备给他上头孢曲松预防肺部感染!幸亏你来得及时,把过敏史讲清楚了,不然这针下去就是雪上加霜!”
医生拿笔在病历首页狠狠画了几个红色大叉,接着把几张单子递给我:“内镜止血初步做完了,喷洒了止血胶,钛夹夹了三处出血点。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下来了,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转入住院部消化内科病房监护。这是住院通知单和用药签字单,赶紧去把住院费和输血费交了,去窗口办手续!”
“好,医生,麻烦你们了。”我接过单子,手脚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医生转身回了抢救室。走廊里只剩下我和瘫在地上的王秀芬。
我把单子摔在王秀芬面前的长椅上:“听见了吗?人暂时死不了。起来,去缴费。”
王秀芬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抓着单子,看着上面的金额,嘴唇惨白:“春燕……我、我的卡被锁了,取不出来钱。拆迁款全存的三年定期,存单在老房子柜子里锁着……表姐电话打不通……你能不能先垫上?你手里肯定有店里的流水,妈求你,等明天天亮银行开门,妈取了钱一定一分不少还给你!”
看着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太太如今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卑微,我心里没有哪怕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感,只有无尽的悲凉。
六年前,我带着八万块积蓄进门,她觉得我是倒贴;六年来,我撑着这个家所有的开销,她觉得是理所应当;三天前,她拿着拆迁款和虚幻的前程,逼我净身出户;而现在,她儿子躺在里面吐血,她手里攥着大笔拆迁款,却连两万块钱的抢救费都拿不出来。
“王阿姨,”我看着她,眼神清冷得像深秋的井水,“我的钱,是我踩着缝纫机一针一线熬出来的血汗钱。我不欠陈建国的,更不欠你的。”
王秀芬脸色一白,作势又要往下跪。
我退后一步,避开她的拉扯,继续说道:“但今天晚上,我既然来了,就不会看着一条人命因为没交住院费扔在走廊里。我包里有一万块钱现金,是明天准备付给布料厂的货款,我可以先借给你垫上急诊和今晚的输血费。但是,有言在先。”
我从包里掏出随身带的记账本和水笔,当场刷刷写了一张字据:
“今借到沈春燕现金壹万元整(¥10000.00),用于陈建国抢救住院急用。借款人:王秀芬。还款期限:明日中午十二点前。附陈建国身份证号。”
我把笔递到王秀芬鼻子底下:“签字,按手印。别跟我提什么情分,你亲手把情分撕碎的时候,就该知道有今天。字签了,我去交钱;字不签,我转身就走,你就在这儿等着你表姐开机。”
王秀芬看着那张白纸黑字的借条,眼眶发红,手抖得不成样子,但在现实的绝境面前,她连半句讨价还价的底气都没有。她颤颤巍巍地抓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在我的红印泥上狠狠按了个指印。
我收好借条,拿着一万块钱现金,去急诊收费窗口办完了所有的垫付手续。
凌晨两点半,陈建国终于从抢救室推了出来,转进了消化内科的重症监护病房。
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脸色蜡黄如纸,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白皮,手背上青紫一片,全是输液扎针留下的淤血。整个人蜷缩在病床上,虚弱得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哪还有半点几天前要当“大老板”的威风。
护士把他安顿好,交代完陪护注意事项就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仪器规律的滴答声。
王秀芬守在床头,抓着陈建国冰凉的手,眼泪鼻涕直流:“建国啊……你吓死妈了……妈再也不逼你喝酒了,咱不去了,咱哪儿也不去了……”
陈建国眼皮动了动,极其费力地睁开了一条缝。当他的视线越过王秀芬的肩膀,看到站在病房门口、一身湿冷雨气的大衣的我时,他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两行眼泪,顺着这个三十岁男人的眼角,毫无声息地淌进了枕头里。
“春燕……”他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嘴唇颤抖着,“对不起……对不起……”
我站在门口,没有走近一步,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陈建国,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六年前你发烧,是我在床头守了三天三夜;这六年里,你的胃药是我装在兜里的,你的小米粥是我早起熬的。我欠你的、欠你们陈家的,这六年我已经还清了,甚至还得干干净净、绰绰有余。”
“春燕……”王秀芬猛地回过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声音里带着近乎讨好的卑微,“千错万错都是妈糊涂,妈被猪油蒙了心!那个拆迁房,妈加上你的名字!那四十万补偿款,妈给你三十万!你跟建国去复婚吧,建国不能没有你啊!这个家没有你,就要散了啊!”
躺在病床上的陈建国也伸出那只插着留置针的手,似乎想要在虚空中抓住我的衣角,眼里的哀求几乎要溢出来。
看着这对母子,在经历了生死边缘的一夜后,依然试图用钱、用依赖、用所谓的“家”把我重新套回那个暗无天日的泥潭里,我突然笑了。
那是一种彻底释怀、甚至有些悲凉的笑。
“王阿姨,”我看着王秀芬,一字一句地说得极其缓慢、极其清楚,“你到现在都没明白。”
“你舍不得的不是我沈春燕,你舍不得的是一个不要彩礼、自己倒贴、任劳任怨给你们当保姆、还能在关键时刻给你儿子兜底救命的工具人。”
“你觉得四十万很多吗?你觉得那套六十平米的拆迁安置房是天大的金疙瘩吗?可对我来说,一个人堂堂正正、不被算计、睡醒了不用提心吊胆的日子,比你手里的那点钱值钱一万倍。”
王秀芬被我的话堵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张着嘴,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
我从包里拿出那本硬皮笔记本,撕下记着陈建国病历和过敏史的那几页,放在病房床头的柜子上,用玻璃水杯压好。
“这是陈建国过去六年的病历摘要,对什么药过敏、犯病时吃什么、胃镜每隔多久复查,我都写在上面了。”我看着王秀芬,“他是你肚子里掉出来的肉,这辈子该谁心疼他、该谁伺候他,原本就是你的事。今天我来,是全了做人最后的一点善念,不想看着一条认识六年的活人因为无知憋死在急诊室。”
“明天中午十二点,把一万块钱打进我的银行卡。账清了,路就彻底断了。”
说完,我没有再看病床上悔恨痛哭的陈建国一眼,也没有再理会王秀芬在身后的挽留与哀告,转过身,大步走出了病房。
穿过长长的、泛着冷光的医院走廊,推开急诊大厅厚重的防风门帘,一股冷冽而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
外头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东方地平线上,黑沉沉的云层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一抹淡淡的、清透的晨光正慢慢升起来,把湿漉漉的街道照得一片通亮。环卫工人的扫帚在青石板路上划出沙沙的声响,街角早点铺子的蒸屉已经冒出了白茫茫的热气,混杂着油条和豆浆的香味。
我裹紧了大衣,踩着地上的水洼,迎着那抹破晓的晨光,一步一步,步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小店走去。
天,彻底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