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颁奖落幕,最佳男女主角实至名归,可在最佳导演这个奖项上出现了争议。
当我看到获得这一殊荣的是郑大圣导演及其作品《密档》时,第一反应只是错愕。这部在公开市场上讨论度近乎边缘、票房刚过两千万的作品,究竟是凭什么在导演最高荣誉上,把那些斩获几十亿票房与良好口碑的作品生生压下去的?
说起这部获奖的《密档》,多数观众甚至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什么?从题材和类型来看,它被宣传为一部“生活类谍战片”或纪实还原题材作品。导演郑大圣试图通过一种近乎偏执的克制与纪实手法,将重大的红色史实缩小到石库门逼仄的弄堂日常中,把谍战的悬念与张力隐入市井人群的呼吸与心理压力之间。
但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是一部失败的电影。它的声量微乎其微,上映76天票房2100万,豆瓣评分6.7。相比它五千多万的投资,可以说是票房惨败,口碑扑街。
再看看今年真正撑起中国电影大盘的作品,是斩获超30亿票房、豆瓣8.5分的《南京照相馆》,以及凭借极低成本和全素人阵容、靠着观众口碑一路抬到20亿票房、豆瓣9.3分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影片无论是在历史共鸣的穿透力,还是在对普通人情感的极致抚慰上,都配得上全场的掌声。
可是为什么是郑大圣,而不是申奥或者蓝鸿春呢?看颁奖典礼时,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场画面。
《给阿嬷的情书》获得最佳编剧时,全场只有寥寥数人鼓掌,基本没有起立的。蓝鸿春一个人孤零零的向大家鞠躬。
《密档》郑大圣来领奖时,全场掌声雷动,不少人起立,还有人拥抱的。
这是什么情况?查了下郑大圣的个人荣誉,他是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担任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第七届副会长,并且在2025年7月出任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4年度荣誉终评委主席。
我似乎有点恍然大悟。再看郑大圣的家庭背景,更是妥妥的电影世家、根正苗红。他的外祖父是戏剧电影大师黄佐临,外婆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丹尼,母亲是第四代著名导演黄蜀芹,父亲则是上影厂资深美术师郑长符。可以说,郑大圣从小就在中国电影的核心圈子里耳濡目染,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大院子弟。
我几乎完全明白了,也理解了为何郑大圣和蓝鸿春在颁奖现场的待遇,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蓝鸿春带着《给阿嬷的情书》在市场上大杀四方,但他终究只是个草根导演。在庞大的体制化、圈子化电影工业面前,这种野蛮生长的商业奇迹固然耀眼,却不属于那个端坐于权力与学术核心的同仁圈。
而当郑大圣拿奖时,全场的起立、拥抱与掌声,与其说是对《密档》这部两千万票房作品的艺术赞叹,不如说是电影圈内部一场心照不宣的同门致敬和同行认可。毕竟,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副会长、终评委主席,郑大圣不仅有着让人艳羡的宗族家学,更深耕于这个行业的权力与话语权结构中心。
大家不是在为一部电影喝彩,而是在为自己人构筑的体面举杯。
当然,站在评委的角度,自有其解释。评委们的授奖词写得非常精致:“选取小切口视角处理重大红色史实”、“偏执的纪实风格”、“谍战悬念隐于日常”。对于深居象牙塔、专注于影像语法和方法论实验的专业评审而言,它也许确实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
问题在于,电影不是实验室里的标本,它是走向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它是广大观众用真金白银和两小时生命体验去投票的公众艺术。
当一部只有口碑与票房双输的影片,能在最高导演奖上击败撑起中国电影大盘的实力之作时,这种专业合法性就变得极其傲慢。它传达出的信号冰冷而直接:你们老百姓觉得好看的只是通俗热闹,我们圈内人看重的才是高级技法。
可是在商业社会里,任何一个行业都遵循着最朴素的契约精神:掏钱的才是甲方。电影产业最大的甲方,不是投资人,也不是手握评审权的大佬,而是我们这些坐在影院里,为电影票掏钱的千千万万普通观众。
在目前的电影节生态中,这种甲方与乙方的关系被悄然颠倒了。
细究本次获奖导演郑大圣的背景,其家族在电影圈深耕数代,长辈皆为泰斗级人物,本人在业内也拥有无可挑剔的人缘与深厚资源。对于评委席而言,将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奖项颁给一位“根正苗红、技法扎实且契合宏大叙事”的圈内核心人物,在同行眼里无疑是最顺理成章、最懂人情世故的“体面选择”。
于是,我在颁奖现场看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给阿嬷的情书》获奖时,全场反应寥寥。当《密档》获奖时,同行们起身相拥、掌声雷动。
原来,那只是属于圈内人的一场温情脉脉的狂欢,没我们观众啥事啊?但是评委们别忘了,观众才是最大的甲方,观众的满头问号和不解,终究是会反噬到整个市场的。
现在行业里都在说影视寒冬,寒冬是如何形成的?当影视创作者们不再需要依靠大众的口碑来获得正向反馈,只是退回到自身舒适的专业壁垒中自我赋能时,艺术的生命力便会逐渐枯萎。拍不出高智商悬疑就退守为“慢节奏生活流”,讲不好跌宕起伏的故事就归咎于观众浮躁,这种创作心态上的自我合理化,才是今天国产电影与观众渐行渐远的关键所在。
所以所谓的寒冬,只是部分影视人关起门来孤立观众、在自我陶醉中结出的苦果。当行业失去了直面市场的勇气,当圈内人情凌驾于大众口碑之上时,所谓的不景气便不再是天灾,而是自作自受的人祸。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到现下风靡的短剧。
根据行业调研与官方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强势突破500亿元大关,甚至在部分统计周期中达到了同期全国电影总票房的两倍,行业整体产值向千亿迈进。而用户规模更是逼近7亿人,占到了全体网民近七成的比例。
在这样庞大的体量对比面前,关于短剧是否会取代电影的讨论不绝于耳。事实上,短剧从诞生之初,就从未打算去复刻电影宏大的视听工业和复杂的艺术隐喻。但在争夺大众碎片化注意力和最基础的情感共鸣这一核心战场上,传统电影却显现出了明显的颓势。
短剧为什么能以极低的成本撬动庞大的受众群体?它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只是回归了最原始的讲故事本能而已。极致的冲突、密集的节奏、不拖泥带水的叙事推进,每一秒都有戏剧钩子,每一个镜头都在服务于核心主线。
这些曾经都是电影最擅长的,可反观如今的许多电影,动辄投资数亿、众星云集,但在剧本的精细化打磨上却常常流于表面。老一辈创作者留下的“强情节、快反馈、情感服务于主线”的看家本领,在许多大制作中反倒变得稀缺。
无论是早年经典剧集中环环相扣的命运纠葛,还是像《给阿嬷的情书》那样一开场就直奔核心矛盾、用真实的人情冷暖抓住观众的质朴手法,都在提醒我们:讲好一个故事,永远比形式上的炫技更具穿透力。
当短剧的草根创作者们为了几十秒的留存率将剧本打磨到极致时,手握顶级视听资源的电影圈却时常暴露出叙事上的疲态与傲慢。观众并非不再热爱电影院的沉浸感,只是无法接受花钱买来的却是一场场与己无关的沉闷说教。
所以金鸡奖的这场争议,不单单是一次奖项归属的偶发事件,也撕开了中国电影的一块遮羞布。
艺术需要包容先锋的探索,电影也理应给实验性作品留出一席之地,但这绝不意味着专业性可以高高在上地凌驾于大众审美之上。如果一个奖项成为了业内人情世故的温床,却让真金白银买票的观众感到被戏谑、被漠视,那么这样的评奖便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生态,也必将遭到观众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