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消费市场看似冷清:融资变少、上市堵了、增长放缓。但在水面之下,过去两年是国内消费企业“易主”最密集的一段时间。
去年底,星巴克把中国业务60%的股权交给博裕投资,接着汉堡王中国交给CPE源峰;包括德弘资本控股大润发后关掉低效店,扭亏为盈;大窑饮品年初还在传港股IPO,结果年中把85%的股权交给了KKR。
从中,我们感受到和以往消费投资不一样的特点:资本买的不是未来高速增长的故事,而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生意。要做的不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创新,而是谁来决策和经营。
这种控股型并购,在美国是消费行业最常见的资本形态,但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积累的案例并不多,直到行业进入常态的低增长后,这扇窗户才慢慢打开,并开始加速。
信宸资本高级合伙人信跃升
围绕消费市场的这个重要转向,我们找到并购老兵、信宸资本高级合伙人信跃升深度聊了聊。
他所在的信宸资本2002年开始做并购,从分众传媒私有化、参与麦当劳中国收购,到今年100亿现金收购阿里灵犀互娱、拿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郑州电影小镇”,是中国控股并购圈少数能穿越周期,并拥有丰富成功案例的投资机构。
在信跃升看来,中国消费正在进入并购时代。“现在大部分企业都不再高速增长了”,不少消费龙头只剩个位数市盈率,而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账上趴着约15万亿的资金。所以拿很便宜的钱,买很便宜但现金流很好的资产,控股型并购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性成立。
对于优秀的消费企业,并购更是战略工具。“并购才能改变格局。你弄个新产品从零开始卖,多少年卖50个亿?”低增长时代行业会更加集中,“老大吃肉,老二喝汤,老三老四就没了”,与其慢慢被挤出去,不如早一点决定去留。
那并购具体改的是什么?以麦当劳中国为例,虽然以前也有本地管理团队,但想开多少家店,怎么做,还得等全球总部层层审批。
2017年,中信资本参与收购后,“我们把治理结构改了,定了新的战略,管理层有了更多决策空间,就可以加速开店。”信跃升说。此后,麦当劳中国内地餐厅从当年的约2500家,增加到2026年8000多家。
数字之外,更直观的变化在人身上。信跃升提到,一位被收购企业的CEO,在收购完成后的第一年年会上,分享的第一张PPT甚至只写了一个词:Liberation,解放。
这些变化背后,指向的都是治理结构改善,“一个公司做坏了,根上一定在治理结构。”很多创始人产品感觉很好,但“门店开到几百家,就会遇到一轮挑战,做到上千家,又会有新的问题”,企业每成长到一个新阶段,都需要一套新的管理能力。
在信跃升的长期视角里,他只认三件事:是不是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特别是首席执行官、权责和激励是否一致、决策是不是专业高效而不是官僚主义或拍脑袋。从这个角度看,并购给消费企业带来的,远不只是一笔财务上的买卖,而是让企业补上这个阶段真正缺的能力。
对于今天在迷雾中穿行的消费品创始人,并购确实可以成为一个认真考虑的选项。至于适不适合,信跃升的建议是先问自己一句:“我是想进,还是想退?”
有人“忙而不累”,事情再多依然喜欢,那就继续做大,也不妨通过并购整合同行、形成龙头;有人已经心累,天天想着“我就想去海边”,那可以为品牌找一个愿意继续投入的经营者,自己也有了重新出发的空间。
希望这场对话,能帮助正在思考下一程的品牌朋友,更具体地理解并购,也重新看见自己与企业的选择。
对话 | 信跃升
编辑 | 李秉欣
浪潮新消费:过去这几年,消费投融资明显降温,行业增长整体放缓,市场逐渐形成了“消费不好投”的主流认知。你认为这些变化背后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
信跃升:过去几年,中国的消费行业从投资到企业经营确实都在承压,可以从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两个方面来看。
先看实体经济,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口下滑问题。由于出生率、结婚率大幅下降,老龄化加快,普遍性的刚需用品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增长。
同时,随着房地产回调,叠加疫情、俄乌冲突、国际形势变化,消费者的观念在发生明显转变,很难一时扭转,所以消费的内在需求整体偏弱。
再看资本层面,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都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因为这是长期改变生产力的力量。当资本市场大量向科技倾斜,普通消费企业很难上市,估值就特别低。
过去单靠高增长讲故事的逻辑,正在发生巨大转变,VC就不太敢碰消费行业,否则很容易套在里面。
这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在整个调整过程中的现实:经济从城市化驱动转向科技驱动,资本市场也在转型,大环境里变动因素非常多。所以消费的困难是实体经济层面以及资本层面的双重困境造成的。
浪潮新消费:资本对消费的整体定价在下降,但一些优质消费品牌却在“下行周期”里有不错的现金流或者持续增长。这种整体承压和局部增长并存的情况,是否意味着大家需要重新理解消费的投资、并购价值?
信跃升:我觉得要把行业整体增长和行业价值分开看。
从投资人的角度看,在中美贸易战之前,消费一直是投资人最热爱的赛道之一。因为消费现金流好、品牌价值又高、投资风险小、周期波动也小,在正常环境下都是受追捧的。
历史上也有很多机构靠投消费起家。比如鼎晖第一笔钱就是从蒙牛赚的,其他投阿里、腾讯、字节这些互联网消费平台的,也几乎都赚了大钱。我们自己这些年也一直在消费领域布局。
整个经济是个倒金字塔,下面尖的部分是科技,一层层往上,到消费这一端是最大的一块。所以消费一直是非常好的赛道,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消费失去了投资价值。具体到新的市场机会和资本机会,还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去判断。
浪潮新消费:具体来看,你认为消费行业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对于消费企业和投资人来说,如何理解这些机会?
信跃升:任何一家公司都有“阴”和“阳”两面。“阳”是科技、产品创新、客户、市场、团队、理想和情怀;“阴”是销售、利润、现金流、资本、分红和财富。
这两面需要平衡。创业者往往更关注产品、市场和团队,却容易忽略销售、利润和现金流。我经常说,就怕创业者只有情怀和激情,不会算账。
看消费行业也一样,阳的一面看市场机会,阴的一面看资本机会。先说市场机会,我觉得有三个增长点。
第一,“无印良品的时代”——极致性价比。整体市场不会普遍增长,很多行业甚至在收缩,但结构性的增长依然存在。
比如日本在经历少子化、老龄化和房地产周期后,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品牌在消费迭代的过程中,平衡了品质与价格。这说明消费者对品质要求高,同时价格还要便宜,中国的拼多多就是典型案例,未来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消费企业。
第二,情绪消费。大家的物质条件满足以后,精神需求就会越来越重要,其中一个方向就是体验消费,像马拉松、徒步等活动就带火了户外服饰;演出、旅游等行业都在增长。所以现在很多消费品表面卖的是东西,实际卖的是体验,而这才是真正的附加价值。
加上60、70后这批人开始进入退休阶段,和上一代人不同,他们有积累、有见识,也愿意花钱体验生活。
所以未来与体验相关的消费,都有机会。但创造体验比创造产品难得多,你得懂人心、有审美、把服务做好。
情绪消费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本土的高端品牌。中国供应链很强,但不等于就能做出高端品牌,这背后还有审美、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等一系列因素。
而现在,年轻一代创业者正在创造扎根中国审美、又有国际视野的品牌。这些品牌不仅有机会在国内发展,也有机会走向全球。我相信未来在美妆、服装、鞋帽、箱包等细分领域,会慢慢出现一批中国自己的轻奢和高端品牌。
第三,出海。除了供应链,中国的科技制造和电商能力也很强,很多智能家电、扫地机器人、无人机等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竞争力。利用中国供应链和电商能力打开海外市场,是消费增长的另一个方向。
基于这些判断,我认为未来国内消费市场会越来越分化:一端是情绪价值、体验和高端品牌,另一端是极致性价比。你要是既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又做不到性价比,就很难获得增长。
再看资本机会。
短期内,做VC投消费、靠上市退出都比较难,需要耐心。但中国现在是低利率环境,一些增长放缓的消费企业估值已经比较便宜,企业又有管理改善、重组和整合的需求,控股型并购的机会反而多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消费领域正在进入一个Buyout的时代。
浪潮新消费:在低增长环境下,消费企业确实可以通过并购创造不一样的价值。那具体而言,一家消费品企业通常发展到什么阶段,才会进入你们的并购视野?
信跃升:这需要品牌过了高增长期、做到一定规模之后。
高增长阶段需要创业家、需要烧钱和冒险。就像怪兽充电,它高增长的时候天天烧钱,但等增长慢下来,现金反而开始沉淀出来了。
很多企业做到这个阶段,也不一定适合上市。这时我们更关注它能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以及能不能通过效率提升、管理改善、行业整合等方式,继续创造现金收益。如果这些条件不错,其实就可以考虑进入到并购阶段。
浪潮新消费:既然这些企业本身现金流还不错,为什么原股东还会考虑出售?
信跃升:我们接触下来,现在中国的卖家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大公司的业务分拆,特别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如果投入不够、变化太慢,就竞争不过本土企业;此外也有可能因为地缘政治影响,顾虑是否在中国加大投入,从而陷入一个两难局面。
除此之外,国内一些互联网大厂也在卖非核心资产,减少资产占用和管理负担,把钱和精力放到AI这些新的战略方向。
第二类是民营企业创始人变现。很多企业家年纪大了,二代又不愿意接班,传统行业也不一定有上市的机会,就会考虑退出变现。
第三类是以前VC投的项目。现在很难通过上市退出,别人又不愿意只接少数股权,最后就可能只好整体卖掉。
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机遇:资本市场的退出通道不够顺畅,资金循环不起来。所以在我看来,政策鼓励并购基金发展,就是希望它成为资本市场的“资产池”,让资源通过交易重新流动起来。
消费行业有不少现金流基础较好、仍有整合和经营改善空间的成熟企业,恰好契合了当前资本寻找稳定现金收益的需求。所以我经常说:搞消费的人,必须学习并购、理解并购、运用并购作为工具——买别人,或者卖自己。这是企业很重要的战略抓手。
浪潮新消费:从买方角度来看,在收购一家消费企业后,投资回报主要来自哪里?
信跃升:主要有三部分:业绩提升、杠杆和倍数提升。
比如花100亿买一个公司,它每年有10亿真实现金流。收购款可以一部分自己出,一部分向银行借。企业每年产生的现金流,能够覆盖融资成本、偿还一部分本金。几年下来,债务逐渐减少,即使企业本身的利润和估值倍数没有变化,股东手里的权益也会增加。
当然,最好还是能把业绩做上去。比如一个公司买的时候挣1个亿,8倍买下来,将来利润涨到1.5个亿,10倍卖掉,回报就出来了。并购的增长不一定很快,每年5%、8%、10%就不错了。但只要你把业绩做好,杠杆安排合理,期间的现金流能覆盖融资成本,就有机会获得不错的回报。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价值创造,就是把几家公司合在一起。原来规模小,市场给的估值不高;整合以后规模上去了,估值也可能提升,还能产生新的产业协同。
所以,并购既要看企业本身能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也要看收购后能否通过经营改善、合理运用杠杆和产业整合,进一步提升业绩和股东回报。
浪潮新消费:但过去几年,消费并购主要发生在少数上市公司与优质品牌之间,整体并购数量并不多。你觉得困境主要出现在哪里?
信跃升:中国消费企业最缺的是并购的能力,而不是钱和意愿。
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账上有大量现金,融资成本也不高。但2015、2016年那一轮并购潮留下的教训太深了,很多上市公司花钱买了企业,最后经营没做好,出现商誉减值。所以现在他们更愿意买“拎包入住的房子”:股权清晰、团队清楚、该填的坑都填完了。
至于更复杂一点的企业,他们就不敢接。这就需要并购基金来“装修”,把公司买下来,把团队、治理和经营上的问题处理好,再卖给合适的买家。
比如我们把淘大酱油整理好卖给海天,对海天来说接手就简单得多。并购基金相当于是把非标资产进行了标准化,降低了交易和接手的难度。
当然,上市公司也有并购做得好的。安踏就有专门的并购团队,通过持续收购多个品牌,逐步发展成全球化企业。所以对大公司来说,要么自己建立专业的并购团队,要么与并购基金合作,关键是要具备真正的并购和整合能力。
浪潮新消费:信宸资本的这套并购能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与VC投资最大的不同又在哪里?
信跃升:我们2002年开始做跨境并购,在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不少案例,也跟海外基金深度合作过。所以我们学习了很多成熟市场的经验,这套技术的来源比较国际化。
后来,我们把这套经验跟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包括怎么建立运营合伙人机制、储备人才、怎么跟中国的创始团队和管理层打交道。二十几年做下来,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才慢慢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打法。
中国的控股型并购刚刚开始系统性发展,市场需要的也不只是资金,更是一套能够真正接手企业、改善经营的专业能力。这套能力不能简单沿用VC的投资经验。
因为VC和并购虽然都是投资,底层思维却完全不同。VC看成长,赌upside;做并购看downside,首先想的是怎么不赔钱。并购没那么多故事,就是算账,像买房子一样,每一层地板有没有问题,整个交易架构有没有问题,都得先看清楚。
除此之外,二者区别还在于:VC投完以后,基本就不用像控股股东那样深入参与公司的经营;但并购不一样,你成了大股东,工厂着火,你还得半夜起来处理。
所以,这两个事情看似接近,其实没有多少互通性。
浪潮新消费:你们接触到的消费企业,在并购资本介入之前,主要的问题瓶颈出现在哪里?
信跃升:关键瓶颈往往在创始人自身的能力边界。他原来能做到的最大规模,可能就是他的天花板。企业规模变了,对管理能力的要求也变了,过去能把生意做好的那套方法,未必还能管好一家更大的企业。
消费领域有大量看起来很大、但管理还不成熟的企业。很多创始人可能产品感觉特别好,品牌也有自己的特色,结果开店到几百家容易遇到管不动的坎,开到上千家又有新的、更大的挑战。这些时候,未必是产品出了问题,可能是管理跟不上了。
所以,改善治理对大部分消费企业是刚需。创始人原有的长处再突出,如果管理、财务这些方面能力跟不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就罩不住了。
浪潮新消费:但财务投资人未必比创始人更懂产品和业务,为什么有能力把一家规模化的企业做好?
信跃升:这是个灵魂问题,也是并购最核心的东西。
打个比方,苹果之父乔布斯走了以后,库克也能让公司照样运转。为什么?因为企业做大以后,不可能永远依赖某个人的能力来支撑。
这个阶段的企业,更需要一套好的治理结构,让合适的人管理企业,让管理团队有正确的激励,让决策能够专业高效地运转。所以,把一家成熟企业做好,关键看治理结构。所有并购基金的底层逻辑,就是治理结构的改善。
什么是治理结构?第一,是不是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第二,这些人的权责是不是一致,激励是不是到位;第三,决策是不是专业、高效,而不是拍脑袋?
以当今市场为例,消费企业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家族企业,优点是决策快、不官僚,老板花的是自己的钱,利益比较一致。但创始人未必一直适合管下去,用人也可能凭亲疏,决策容易受个人喜好影响;
另一种是大企业、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和流程都比较专业,问题是容易官僚化,管理层也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叫“职业化的家族企业”。既要有家族企业那股拼劲、决策速度和利益一致性,又要把用人、激励、决策做得专业。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并购建立起来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项专业工作。很多创始人找高管,就是在熟人里问一问,碰到觉得不错的就拉过来。我们有运营合伙人机制,平时会储备大量高级人才和潜在人才;每个行业都有资深顾问,包括业内退休人士、做过CEO的人,帮助我们判断人选;团队里还有做过多年猎头的同事,专门负责人才搜寻。大家一起参与,才能提高找到合适人选的成功率。
找到人以后,还要说服他加入。我们相对容易吸引优秀人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专业投资人,合作规则清晰,也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和薪酬、激励。
对于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来这样的平台往往比直接到一家传统公司给创始人打工更有吸引力。人进来以后,还要通过治理体系帮助他融入团队、正常发挥作用。
原来的管理团队也要评估能力和人品。合适的人,我们会尽量留下来,跟他谈愿不愿意成为事业合伙人,把利益说清楚。如果确实不合适,也要及时调整。
所以做股民很容易,做大股东很难。你得判断人对不对,把利益说好,再把用人、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建立起来。过程中还要花时间跟管理层磨合,有问题一起开会解决。
浪潮新消费:你们怎么判断原本的CEO是否合适,什么时候需要换人?
信跃升:最好是原来的CEO就合适,我们调整一下激励,继续跟他合作,这样风险比较小。
至于判断一个CEO,既要看业绩,也要看他怎么分析问题、怎么行动。业绩不行不可怕,但如果连续两个季度业绩都不好,每次开会还说市场不好、竞争对手怎么样,就需要重新评估他是不是合适的人。
如果确认人不合适,就要及时调整,不能因为考虑关系,一直忍到不行了才换。大家有合同,按规则办。
浪潮新消费:但企业的问题未必都出在内部治理上。“只有河南”此前有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背景,发生了什么契机让你们决定收购?接手后又能做些什么?
信跃升:首先这个项目有纾困背景,这次交易是在各方支持下,我们参与进来,希望在原有基础上支持项目继续发展,让它发光发热。
我们判断它值得收购,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这个市场本身向上增长;第二,产品打造得非常独特,团队也非常优秀,消费者认可,别人很难复制;第三,它的现金流很稳定,符合我们的并购投资标准。
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机会做得更好?肯定有。“只有河南”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用户口碑。现在有资金了,就可以进一步增加市场推广的投入。而且项目本身还有外延增长空间,比如托管新的景区、做新的扩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原来的团队其实很不错,现在企业的前景更明确了,激励有了,决策也更顺了。再加上市场本身在增长,企业就有了继续发展的空间。
浪潮新消费:只有河南、怪兽充电、麦当劳中国,这几个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生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们究竟有什么共性?
信跃升: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可以通过改善治理结构创造价值。
“只有河南”不切出来,就会继续受原母公司影响;怪兽充电是增长慢下来了,二级市场对它的成长预期也下降了,股价表现不理想。我们改变它的资本结构,引入新人,重新设计激励,公司就有了新的动力。
麦当劳的问题又不一样。以前是跨国公司管得太严了,想开店要全球审批,还得看分给中国市场多少资本性开支。我们把治理结构改了,定了新的战略,管理层有了更多决策空间,就可以加速开店。
所以,不同企业的病因不一样。有的是人不对,有的是机制不对,有的是激励不对,还有的是战略方向不清晰。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得进去以后再看。
但从并购的角度看,这些企业还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比较成熟、所处行业变化没那么大的企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战略理清楚,把激励调好,把决策机制改好。原来的治理结构出了偏差,企业的价值没办法被发现;你把它调过来,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浪潮新消费:改善治理结构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并购基金也不可能把所有企业都改好。你们判断一个消费品牌时,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们决定不碰?
信跃升:第一,看它本身的生意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增长慢不一定是问题,传统企业哪怕没什么增长,只要经营稳定、现金流好、价格合适,也可以买,再去做效率提升和人员整合。
但如果生意已经明显向下走,大家心气就不一样了,就算把人换掉,可能也没人愿意接。这类问题很多时候根源在市场,比如婴儿奶粉,需求本身就在减少,这种就会很难做。
第二,要看有没有系统性的腐败。很多大企业人多、采购点多,如果多个层级和环节都出了问题,你光换一个人没用。
比如一种情况是公司“身体”(业务基础)很好,“脑子”(决策)有点慢,主要是决策效率低。这种公司换“脑子”、把决策效率提起来,下面的基础还在。但另一种情况是问题已经深入业务流程和基层执行,仅调整个别管理人员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主要看两点:生意有没有基本的增长空间,企业的问题是不是以治理和管理为主。要是整个生意都在往下走,或者系统性问题太严重,就得非常谨慎。
浪潮新消费:你回看过去20多年的并购投资经历和教训,可能最容易忽略的风险是什么?
信跃升:最大的教训,是投资时容易出现认知偏差。人往往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越喜欢一个项目,就越容易放大它的优点,而忽略潜在风险。
大家普遍认为不确定性就是风险,但真正的风险,其实是“没有算到的不确定性”。只要你算到了,就可以把它反映在价格里。
比如我们买过一家做全球签证服务的公司,原来生意很好,买完以后,疫情来了,大家不出国了。熬过疫情,又受到了来华免签政策调整的影响,这些事情其实跟公司经营关系不大,却能直接影响生意。
风险也可能藏在行业经营的细节里。比如尽调,不能只看报表,还得了解实际经营:产品质量有没有隐患,宣传和实际是不是一致,库存是在正常周转,还是一直压着……这些问题,单看材料和报告未必查得出来,但你自己必须知道、必须问到,不然很多问题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的风控模型,不是数学模型,而是“我要问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一个教训,就多问一个问题。做得多了,才会知道风险到底藏在哪里。
浪潮新消费:有些变化可以通过尽调与经验提前识别,有些异动却来自行业本身。像技术迭代很快的项目,你们会怎么判断?
信跃升:技术迭代很快的公司,就不适合我们做并购。比如AI、大模型、机器人,你卖我,我也不敢买。
我们做并购,已经承担了管理风险;如果收购还用杠杆,又要承担财务风险。像马斯克那样不断变化、持续试错的事情,更适合创业者去做;可口可乐这样的成熟生意,才更适合并购。做VC、做创业和做并购,本来就是不同的世界。
企业进入成熟期,就像人长大了,不会再长个了,该锻炼身体、练内功了。所以并购项目基本都集中在模式稳定、行业相对成熟的领域。
举个例子,麦当劳在中国就算增长很快,它的增长也是沿着原有模式继续开店,而不是明天把店关了,改做另外一件事。前者是成熟模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却意味着商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风险我们也不好承担。
浪潮新消费: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消费企业应该如何选择自己接下来的生存路径?
信跃升:我觉得消费短期很难再有普遍增长,甚至部分赛道还会持续下滑。当然,结构性的增长机会仍然存在,前面讲的极致性价比、情绪消费、本土高端品牌、出海,都会长出一些新的头部,这些方向适合创业者或者VC去搏击。
其他传统行业,就要考虑集中整合。比如快捷酒店,头部已经很集中,腰部还有几家,怎么办?与其慢慢被挤下去,不如有人出来并购。
所以对大部分企业,我觉得有三条路:第一,我还想继续干,有能力,就使劲干,想想能不能通过行业并购形成龙头;第二,我退出,把它卖掉;第三,守住一方天地,稳健经营。
所以,并购是个工具。大公司用它做产业整合、外延增长,小公司可以通过出售退出。所有企业都应该想清楚自己在行业中的位置:是买别人、卖掉自己,还是守住一块市场。这是一个战略选择。
浪潮新消费:对很多品牌创始人来说,把企业做起来花了毕生心血,即使有出售机会,也很难下决心。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信跃升:最关键的是先问自己:我是想进,还是想退?
创始人的“累”有两种:一种是忙而不累,天天很忙,但还喜欢这件事;另一种是心累,天天想着“我就想去海边”、“为什么我不能去雪山”。如果忙也累、不忙也累,可能就是能力、意愿和能量都到了天花板,这种情况就要考虑把公司卖掉。
但决定卖之前,还要想清楚卖了以后干什么:做投资、再创业还是换一种生活?很多创业者难就难在这里,生活习惯已经被企业改变了,离开以后反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交易本身就是流程问题。
我经常用一句内蒙古谚语:“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过去草原牲畜不是财富,因为一场疫病,全部消失了。真正的财富是金银土地。
企业就是“带毛的”。你觉得它很值钱,但市场环境一变,或者经营上遇到了什么挑战,企业价值可能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企业价值不等同于已经落袋的财富,背后那么多员工、税收、客户、供应商,创始人担着巨大的责任。出售企业的股权,是实现财富变现的一种方式。
如果有愿望、有信心继续承担这份责任,就继续干下去;如果还想自己经营,但不想再追求高速增长,也可以处理好债务和投资人的退出安排,稳健经营,做家族企业。最怕今天想卖,明天又不卖。老板没信心、没劲头,团队天天琢磨老板到底想干什么,时间长了人心就散了。
浪潮新消费:从更长的周期看,随着中国消费企业逐渐成熟,并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控股型并购的复利将如何产生,会给未来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信跃升:在一个成熟经济体里,不同阶段总有企业需要通过并购实现重组、提升和整合,所以并购可以持续创造价值。
对并购机构来说,做的项目越多,积累就越多。你的管理经验会不断丰富,合作过的人才也会进入自己的储备,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还可能形成更多新的合作。
比如我今天投资了麦当劳中国,未来其他项目需要相关资源,双方就可能产生合作;以前投资的企业里,有经验的CEO退休了,也可能成为新的运营合伙人。这些经验、人才和产业资源不断积累、相互连接,就是复利。
但这需要时间。我干了半辈子,真正操盘的大项目也就七八个。在我们这个行业,100亿的项目,一辈子能干仨,就已经很厉害了。并购一年做一两个项目,攒很多年,才能攒出这套能力,这事得一点点熬。
对消费企业而言,这个道理也成立。中国企业家过去习惯了高速增长,总觉得为什么不能每年增长20%?但在成熟市场里,企业的增长往往会逐渐接近整体经济的增速。市场涨5%,企业能涨7%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企业做到一定阶段,要接受低增长的现实,把精力放在收益和效率上。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都需要完成的转变。